李鸿章曾经说过，这世上最容易的就是当官，这话说的轻巧随意。毕竟李鸿章生来就有做官的天赋，在晚清风雨巨变那样的大背景下，他在官场上仍能够游刃有余、左右逢源。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李鸿章那样圆滑懂人情世故，客观地说在清代官场上混，琢磨不透诸多的潜规则，那么毫无疑问是无法立足的，轻则降低处分重则丢官丢命。
那么，作为一个官员需要掌握哪些游戏规则呢？又有哪些忌讳是绝对不能触碰的？借此话题，御史就来聊聊这方面的内容。
其一、不能刻意当清官本来，官员最重要的一项职能，是要讨好和奉承上司，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当然这一条再傻的人都懂，所以就没有必要强调。
读书十年寒窗一朝得中功名，就意味着即将进入仕途，很多饱读圣贤之书的翰林进士们，内心都有一个清官梦，都指望自己能够像包拯、海瑞那样能够流芳百世。
然而一旦踏入仕途，美好的梦想随即破灭，很少有人能坚持初衷，顶着巨大的压力为民请命、为国尽忠。这是因为清代的官场土壤本身就不适合清官的存在，如果哪个官员刻意要去做清官，那么代价将是无比巨大的。
就拿地方官来说，要做清官的难度很大，首先就不能收取官场上流行已久的陋规。而自己不收，那么也就不会去送，那么上司也就少了应有的进项，下属们同样也会因此而受到利益伤害。
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做法在官场上属于绝对的异类，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大概率任期未满，就会被上司以种种理由参劾，估计离开任地的时候，恐怕连个送行的同僚都没有。
不刻意去当清官，不意味着不能做好官。实际上清代有很多操守清廉且政绩突出的官员，他们既能在一定限度上与上司同僚和衷共济，同时也能造福百姓为朝廷办差。
就拿曾国藩来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儒学大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套理论他最熟悉不过。可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照样要拿各种陋规，也不反对属下们潜规则。
道理很简单，曾国藩明白水至清则无鱼，要是把上司和下属们的利益都给堵死了，那么他的总督自然也干不长久。尽管我们不能说曾国藩或者左宗棠等是清官，但却不能否认他们的成就，一代名臣的头衔还是实至名归的。
其二、办差做事不能太认真以政务而言，地方官繁于京官，尤其是州县一类的亲民官，辖区内的钱粮、刑名、治安、文教等事务，都得亲自过问。
负责的事务多了，出现错误的概率也就大了。不过清代官场之上，作为一个合格的官僚就需要懂得适时事地去犯错误。如果自己太认真，把所有工作都做得十分完美，那么也就意味着上司们无用武之地了。
多数情况下，凡是有点悟性的官员，都会有意地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务上，出现一些差错，且这些差错报到上司那里以后容易被看出来，这样就会讨得上司的一番训斥。
就拿知县来说，辖区内如果发生刑事案件，就不能过于操切在很短的时间内破案，一定要掌握一个度。前期得慢慢磨，要让上司偶尔催促几下，后期才能发力，将限定时间的最后几天破案。而且在汇报的过程中，一定要说明这是上司们极力督促的结果，否则案件就难以侦破。
这样做，既可以不违背朝廷的制度，又能给上司留下体面，证明上司的存在感。这样的官员，是很受长官欢迎的，待下一次考核时，就很容易挪挪位置。
如果换成是布政使、按察使一级的省级大员，同样也是如此。布、按二司分管一省的民政和司法，与户部、刑部打交道最多。
官场之上很早就有“给大部留余地”的说法，就是说地方督抚布按在工作中一定要考虑到各部长官的感受。
比如地方上重大的刑事案件必须呈送刑部，如果督抚和按察使等将所有细节案情都整理得明明白白无懈可击，那么刑部不久形同虚设了，还审核个什么劲呢。
因此，上报刑部的卷宗里，一定要留下破绽，但破绽又不能太大绝对不能触及大清律例的范围之外。这样刑部就会有面子，象征性地批评一下，然后案子就可以结了。而一旦不给刑部留余地，那么案子就会打回去重审，最终督抚的面子也不好看。
其三、时刻不能忘记经营朝中关系这一条主要针对地方官，对于有功名出身的官员来说，不管是出身寒门还是名门望族，在朝中都有一些政治关系。
如进士、举人出身者，他们人生中第一个政治靠山就是座师，即乡试、会试考官。按例，能出任乡会试考官的级别一般不会太低，尤其是会试，至少得是三品以上大员，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侍郎以上级别的。
新进官员外放地方以后，就要和座师保持频繁的联系，嘘寒问暖是必不可少的，遇各种节日时就更要放点血，该送特产送特产，该送银子送银子，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子上维系师生的那点情面，在关键时候座师也会出面讲上几句好话。
除了座师，同年也不能忽略。同一科进士因甲第、官运的不同，最终分配的岗位也会不同。但是谁也不能预料，这些同年们会爬到什么位置，故而不能嫌贫爱富，只恭维进步快的，而忽视进步慢的。
或许有一天那些进步慢的，因缘际会一发冲天，数年之内就能跻身大员行列，那么到时候局面就很尴尬了。
以上只是清代官场上几个重要的潜规则，不是全部，但万变不离其宗，立足官场说到底都不是凭借才能政绩，唯有人情世故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