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堪称“花痴护主”的典范。

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光阖闾登基王位后，对自己政敌的儿子——吴王僚之子庆忌寝食难安，毕竟自己为了争夺皇位杀了吴王僚。此时的庆忌已逃亡卫国，对外宣称要报杀父之仇，为此在卫国艾城招兵买马，伺机报复。

作为一国之君本没什么可担心的，派个刺客神不知鬼不觉将其刺死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庆忌是出了名的勇士，号称吴国第一猛男。在这样的猛男面前，普通刺客根本近不了身，即便近身，看到庆忌这头号猛男，估计也会吓得尿裤子。况且即便是号称心理素质过硬程度天下第一的荆轲，不也失败了吗？当然这都是后话。

吴王阖闾想来想去，觉得不能蛮干还得智取。怎么智取呢？刺杀第一步自然是要近身，取信于庆忌是最好的近身办法。但考虑到庆忌虽然四肢发达但绝非头脑简单之辈，要想取得庆忌信任，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愁闷之时，伍子胥向其推荐了要离这个直男，说虽然此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但智商超群（这一点真没看出来）、剑术非凡，是刺杀庆忌的绝佳人选。当然眼下最主要的是将他打造成“花痴”，让他愿意为了吴王阖闾肝脑涂地。

果然吴王阖闾凭借着非凡的外表和三寸不烂之舌，就将要离紧紧拿捏住了。要离“花痴”大犯，主动献计给阖闾：“要想取信于庆忌，首先得将自己打造成阖闾的仇人。吴王可将我全家杀掉，再砍我一条手臂，以此制造烟雾弹迷惑庆忌。我再去投奔他，一定会被他重用。”

吴王阖闾一听当下就惊掉了下巴，但是惊奇之余还是感激得痛哭流涕，既然你对自己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吴王阖闾立马派人将要离一家老小全杀了，然后“仓促”间砍断了要离一只手臂。要离就这样“怀着血海深仇”逃离到卫国，投奔到了庆忌的门下。

庆忌当时对要离还有所防备，听说他遭遇了如此“大仇”，不经意深感同情了起来，于是本着“同病相怜”的心态，两人很快成为了知己，相互之间经常坐在一起交流复仇计划，就这样，在要离“奋不顾身”之下，终获得庆忌的信任。

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好在高明的剑客懂得隐忍，要离一直隐忍、伪装得很好，并没有被庆忌发现。

一次二人又聚在一起“抱头痛哭”之后，就喝起了酒。没有防备的庆忌很快醉过去呼呼大睡了，而佯装喝醉的要离瞅准机会拔剑刺向了庆忌的心脏。庆忌吃痛惊醒，看到昔日的“同病相怜”的好友居然是埋伏的间谍，顿时大失所望，但想着吴王阖闾能有这样忠心护主的刺客，顿为其倾倒，便含笑九泉了。

而要离见到临死前的庆忌如此深明大义，顿感羞愧，他此时猛然醒悟自己被阖闾忽悠了，庆忌不是他说的那样不堪，更不是一个不道德的败家子，而是一位伟大的勇士。想到这里，要离羞愧难当，拔剑自刎了。

站在今人的立场来看，这太残忍了，而且很为要离不值：自己的胳膊不要也就算了，毕竟是自己的东西，妻儿老小也拱手让出，只为了跟自己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的君王王位的安稳。

但站在中华老祖宗的角度，这绝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荣事迹”，也是一种“至德”的表现，不然也不会写在《春秋》中“流芳百世”、供后人学习。

为了帮君主你铲除政敌、巩固皇位，请杀我全家、砍我手臂：为何在中华老祖宗眼中是一种“德”，甚至是一种“至德”表现呢？原因如下：

中华文明起源非常早。早在公元前26世纪时，淮河流域就出现了中华始祖的身影，由于那个时候尚处新石器时期，哺乳动物非常巨大，夏朝时恐怖的猛犸象还存活在地表。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华始祖想要活下去只能抱团取暖、形成部落。

因此，《吕氏春秋》开篇即认为：个体力量在自然界中无法生存，汇聚成群体便可以“服狡虫、制禽兽”。在这个汇聚过程中，君主和君主原则便产生了，而且地位极其高端：强有力的君主是保证群体生存的基石。

既然如此，接下来的问题自然就脱颖而出了：治国就等于立君，立君相当于国立。故而《吕氏春秋》认为治理国家最难的就是立君主。诸子百家也是如此认为，故而都是在探讨怎么立君，以及怎么帮君主治理国家这类主题单一的话题。

如此想来，要离为了君主的安危，舍小家为大家也就能理解了。

至于为何“护主”一定得上升到“德”的层面，主要得归功于孔子的“归结提炼”。孔子认为“文王之德乃是至德”，受到了后世君主的一致同意。为了能在法理上站住脚，权臣也纷纷以周文王为榜样，自己虽然坐拥天下三分有其二，但仍旧没有行篡位取而代之之事。待“天降重任”，自己的儿子取而代之便也合情合理了。

当然儿子的事情自己管不住，至少自己管住了自己的野心，忠心护主、侍奉当朝为正统，这就是“至德”之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