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江青出现在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开始接受审判。

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时刻，江青的身边除了押送她的法警外，甚至都没有一个律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在出庭的时候，江青戴着一副紫色秀郎架眼镜，穿一件黑色棉袄，外套一件黑背心，棉袄的领子上，还打着一块补丁。

可以看出，江青在看押期间虽然没有吃什么大苦，但生活过得比较简朴，至少出庭时给人的感觉是这样的。

随后，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郑重宣读了对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 控诉了林彪、江青一伙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

在法庭上，其他犯罪嫌疑人都显得非常肃穆，唯独江青的表情是傲慢的，听得也很认真，似乎想要在起诉书中找出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见她时而冷笑，时而左顾右盼，时而装聋作哑，时而又插话要辩解、要反击。

细心的人们发现，此时江青的身边除了两名女法警外，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律师也没有。

事实上，江青并非不想找律师，实在是她需要的律师太难找。当时，她最中意的律师，叫做史良。

在审判开始前，江青是做了一番准备的。

11月10日，工作人员按照特别法庭的委派，将起诉书的副本交到江青手里后，问她有什么要求，江青表示自己的身体不太好，想要坐着。

对此，工作人员明确说：“在法庭上，叫你站，你就得站。允许你坐的时候，你可以坐。”

在江青看来，她上了法庭后很有可能不能坐着，因此每天都起得很早，起床后便开始锻炼身体。她说：“我身体越来越坏了，不知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

可以看出，江青想要把审判庭当做一次反击的重要场所。她觉得那是她说话的最好机会。

在此之前，检察厅曾经派人与江青谈话，告诉了他即将成立特别法庭的事情。那时候，江青对检察厅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但却不同意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提法，说：“毛主席曾说过中央文革有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派是陈伯达、王、关、戚，是受林彪指挥的。我是反林彪的。”

可以看出，江青是不愿意承认检察厅指控她的罪行的。然而，她的内心又是矛盾的，她想要进行反击，并且觉得法庭是他反击的一个好场所，想要最后努力一下。

因此，在被问到还有什么要求时，江青说：“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候感情一激动会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有人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对于江青提出的顾问，工作人员对她说：“无法替你请‘顾问’，但是你可以请律师。作为辩护律师，对于委托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了‘顾问’的作用。”

听到工作人员说律师可以起到顾问的作用，江青思考了一会儿后，说：“我要求请律师。”

于是，按照法律规定，工作人员问她是否有想请的律师？江青说：“史良！”

江青虽然与律师接触不多，但也知道史良是一个有名的大律师，一定有能力为自己辩护。而且，江青也知道史良是一个女同志，沟通起来比较方便，是她最合适的律师人选。

很快，工作人员便按照江青的要求，联系了史良，将江青的想法转告给了她。然而，史良对于这次辩护是不感兴趣的，便委婉地说：“我的年纪大了，已经80岁了，不适合从事辩护工作。”

被史良拒绝后，工作人员实事求是地对江青说：““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她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

后来，江青又提出让刘大杰、周建人等人做她的辩护人，但这些人也因为年事已高，不可能担任辩护工作

最终，特别法庭经过研究，为江青请了两位律师。其中，一位是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特别法庭辩护组的组长张思之，另一位是上海华东政法学院的刑法专家朱华荣。

江青虽然没有请到史良，但觉得有两位律师也不错，便答应先沟通一下，再做决定，看看是不是要委托他们替自己辩护。

在与江青沟通的时候，张思之和朱华荣两位律师告诉她，对于委托他们辩护的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做出答复。

从张思之和朱华荣两位律师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样的模式也可以达到江青所需要的顾问的要求。

然而，在沟通的过程中，江青却觉得张思之和朱华荣两位律师似乎是站在“那边”，而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解答她的问题。

于是，江青感到非常生气，说：“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

就这样，江青最终选择了不要律师，由自己在法庭上进行辩护。这便有了在法庭上，江青的身边除了两名女法警外，没有律师的场景。

也许，江青觉得律师的确没有什么用，他们是不会替自己说话的。因此，有还不如没有。毕竟，此刻的她没有什么钱给律师，那些律师肯定也不会在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惹祸上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