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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秋，中国政局变化加剧，清政府处境日益困难，沙皇政府调整了政策，加强了对喀尔喀封建上层集团分裂活动的支持。

8月17日沙皇政府远东问题特别会议，决定派遣两连哥萨克兵进驻库伦，10月上旬，沙皇政府将进军库伦一事付诸实施，一时间，库伦以北的道路上，俄国“辎重车辆，络绎不绝”。

三多大惊，急托喀尔喀籍的库伦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等与哲布尊丹巴联系，要求他与俄人交涉，“将已来俄兵退回，或电俄勿再续派”。

经过反复磋商，哲布尊丹巴“始允电俄阻止续派兵队”，但实际上，“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续续而至”。

同样是在10月上旬，俄国财政部官员科特维奇托人转告车林齐密特和海山：

“蒙人应勇敢地面对中国人，不要答应任何事情，要团结一致地反对所有改革。此时中国的形势相当不妙，中国政府不会采取重大措施，我们则有机会更有力地坚定自己的立场。为不测之事做好准备非常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弃武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哲布尊丹巴见到有机可乘，连电催促车林齐密特返回，车林齐密特于1911年10月17日离开伊尔库茨克，前往库伦。

海山留在伊城，与俄国伊尔库茨克总督、军区司令及恰克图边界委员锡特罗倭磋商俄国军事援助事宜。

随后，海山来到恰克图，继续负责与俄国联络。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内地10余省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清朝统治大厦摇摇欲坠。

沙皇政府趁机策动喀尔喀封建主宣布“独立”，建立傀儡政权。俄国陆军大臣命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司令部把1.5万支步枪、750万发子弹和1.5万把军刀交给哲布尊丹巴集团。

与此同时，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经由使署私下劝告他们，切莫放过中国发生革命这一非常有利之时机，以保证喀尔喀之独立发展”。

在此情况下，哲布尊丹巴集团下定了举兵叛乱的决心。

1911年11月中旬，车林齐密特、察克都尔扎布等“独立”运动的骨干分子齐集库伦，他们秘密举行会议，成立了“喀尔喀库伦一切事务临时当局”。

这个机构由七人组成：

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扎布、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扎萨克亲王杭达多尔济、达喇嘛车林齐密持、喀尔喀籍库伦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土谢图汗部中左翼末旗扎萨克那木萨赉、车臣汗部中左旗扎萨克棍布苏伦、车臣王。

哲布尊丹巴集团首先筹建军队。当时俄国政府答应提供的大量武器尚未运到，哲布尊丹巴处有数十支枪，诸王公决定用这些枪支先将一部分蒙兵武装起来，蒙兵则从库伦附近各旗招募，为此向这些旗派出了急使。

1911年11月28日，俄国导演的外蒙古“独立”运动浮出水面。

是日午后，哲布尊丹巴集团以喀尔喀四盟王公喇嘛名义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递上一份呈文，内称：

“现闻内地各省，相继独立，革命党人，已带兵取道张家口来库，希图扰乱蒙疆。我喀尔喀四部蒙众，受大清恩惠，二百余年，不忍坐视，我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已传檄征调四盟骑兵四千名，进京保护大清皇帝，请即日按照人数，发给粮饷枪械，以便启行。”

三多询问为何征调蒙军，王公们答称，他们是按照1900年成例，当时中国内地发生动乱，喀尔喀各旗军队曾集结库伦。三多大惊，知诸王公意在“独立”，他急忙往访库伦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后者拒而不见。

三多立即致电北京，报告说：

“蒙调兵，俄助械，拟效自立。”

他建议清政府立即宣布罢免自己职务，由绷楚克车林接管权力，并请求清廷饬令在京蒙古王公致电库伦进行宣慰劝导。

三多知道俄国政府是哲布尊丹巴集团的后台，于11月29日派属员去见俄国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请求俄国对蒙古人调兵一事进行干预，“并让蒙人提出自己之要求”。拉弗多夫斯基声称“不能正式负起调停之责，但可私下将办事大臣之建议转告诸王公”。

同日，三多电告北京：

“事机急迫，非外交难挽回，已与俄领密商保治安，伊允向蒙古阻调兵。明日再邀各王公面谈。”

11月30日，拉弗多夫斯基将哲布尊丹巴集团的答复转告三多：

“他们要求以三多为首的中国行政官员撤离蒙境，他们不会侵犯其人身及个人财产。”

喀尔喀王公们拒绝与三多谈判。三多想亲自找哲布尊丹巴和王公们谈判，他们不予接见。

同日，哲布尊丹巴派蒙古王公和喇嘛数人来见三多，言称：

“本蒙古已定宗旨，将蒙古全士，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我佛哲布尊为大皇帝，不日诹吉登极。”

请三多“明日即速带同文武官员兵丁等出境”。

三多沉痛而又恳切地劝告他们：

“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洽蒙情，毋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亦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

各王公声称是来送信，并非商量公事，竟不告而去。

三多当日电告北京：

“俄蒙合，外交难恃，留益招忌。请速简绷大臣掌印，即可纾眉急。”

当天晚上，拉弗多夫斯基派翻译官来见三多说：

“此次蒙古王公不肯听从敝国总领事之劝阻，致忽生独立之暴动，想贵大臣不免受惊，且蒙情回测，如仍居官署，恐有他虞。敝署已备有房屋，拟请贵大臣率同眷属暨属员等，迁往暂住，以便保护，然后再定行期。”

当时三多手下只有宣化马队一营及新练的巡防步队，外加40名私人卫队。宣化防营共有官兵250名，除驻防恰克图等地的部分官兵，机动兵力只有130名，“枪炮窳旧，子弹缺乏”。

100余名巡防步队系在库伦就地募集，系民兵性质，装备与战斗力更差。面对数百名俄军及正在向库伦集中的蒙军，处于绝对劣势。

宣化防营官兵此时已与哲布尊丹巴集团建立了联系，不愿镇压喀尔喀上层集团的“独立”活动。

三多见事已至此，只得召集僚属，布置撤离事宜。当夜宣化营官兵聚众索饷，差点哗变，三多从公款中提出5000两银子补发军饷，才得无事。

1911年12月1日早晨，哲布尊丹巴集团以喀尔喀四盟王公喇嘛的名义发表《独立公告》，内称：

中国内地的动乱将加速清朝的灭亡，蒙古人现在决定建立一个基于蒙古传统的新的独立国家；已给清朝官员下达了最后通牒；对普通中国商民无意加害，但是这些商民必须安分守己；已经命令土谢图汗、车臣汗两盟蒙兵到库伦集中，以保卫新政权；住在喀尔喀境内的每个人都不必惊慌，要安静地生活；任何破坏分子都将遭到严惩，对抢劫、偷盗、破坏财物、破坏通信设施的人将严惩不贷。

与此同时，哲布尊丹巴集团以喀尔喀四盟王公喇嘛的名义，向三多发出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说：

归顺清朝政府以后，外蒙古承受清朝皇帝的恩惠，几百年来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是现在，清朝官员破坏蒙古的传统风俗习惯，破坏黄教，掠夺蒙古财富；清朝官员将中国内地各省弄得民不聊生，各省人民已经揭竿而起，建立了各自独立的政权，清朝的国运已如决堤之水；喀尔喀人决定推举哲布尊丹巴喇嘛为可汗，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哲布尊丹巴是土谢图汗的后裔，已经掌管了蒙古的宗教与国家事务；三多以及清朝官员军队呆在外蒙古，只会增加蒙古人的疑虑；奉劝三多接到此项通牒以后趁早离开。

三多惊恐万状，未提抗议，派一杨姓官员前往俄国驻库伦领事馆，正式请求允许他本人及其僚属在俄国领事馆避难，拉弗多夫斯基当然答应了这一请求。同日，三多一行30人迁至俄国领事馆。

三多正式委托俄国领事馆保护留在库伦的全体中国内地人民，并表示他本人将以个人身份在领事馆逗留几天，然后前往恰克图。

事变后，哲布尊丹巴命令前述由7人组成的“喀尔喀库伦一切事务临时当局”负责主持政务，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扎布被任命为这个临时机构的首脑。

察克都尔扎布和达喇嘛车林齐密特，于12月1日去见拉弗多夫斯基，汇报了他们采取的措施。拉弗多夫斯基告诫他们勿屠杀中国内地平民。

事变当天，拉弗多夫斯基派遣俄国领事馆卫队长率领俄兵，会同蒙兵，占领库伦办事大臣衙署，对清政府设在库伦的电报局、银行进行监视，阻挠电报局与北京通电。

全副武装的俄兵在库伦和买卖城的大街上昼夜巡逻。12月3日晚，拉弗多夫斯基派俄国军官来见宣化营管带，要求将清军士兵的武器收存起来。库伦事变发生以后，哲布尊丹巴集团立即派人前往买卖城接替清政府的章京，该官员按照三多的有关电示办了移交，随后前往俄国边城恰克图。

三多在俄国领事馆住了三天。

12月4日，三多及其僚属启程前往恰克图。哲布尊丹巴集团派了12名蒙兵，拉弗多夫斯基派了两名翻译和10名哥萨克兵，既是护送，也是押解。12月10日晚，三多一行到达恰克图，然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奉天（沈阳）。

三多在12月1日以后的三天里，几次致电清廷，报告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自己拟率官兵出境之事。

清政府一筹莫展，只得死马当作活马医，采用三多前电提出的建议，于12月4日即三多离开库伦的当天，发布两道谕旨。

一道给三多，申斥他：

“库伦为蒙边重地，关系紧要，该大臣先事既不能加意羁縻，临时又张皇失措，实属咎无可辞，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着革职听候查办。”

另一道谕旨给库伦帮办大臣绷楚克车林，其中说：

现在朝廷实行君主立宪是为了保护内地和边疆人民，哲布尊丹巴等宗教领袖，能够得到蒙众敬仰，是由于朝廷实行了保护黄教的政策，最近内地各省的起义已被逐渐镇抚下去，哲布尊丹巴等“远居漠北未悉情形，或为浮言鼓动，或为时势迫胁，不能自主于中，妄生摇动之举，殊负国家二百年尊敬黄教之德意”。

谕旨宣布：

派绷楚克车林掌库伦办事大臣印信，命他“剀切晓谕哲布尊丹巴等”，使他们相信朝廷会改良政治，“毋得轻举妄动，为人所愚致生后悔”。

绷楚克车林是土谢图汗部中旗即库伦城所在旗的扎萨克，担任库伦帮办大臣已经多年，他被哲布尊丹巴指定为7人临时管理机构的成员，虽然喀尔喀上层集团的某些人曾认为他不堪信任，但事实证明他是站在哲布尊丹巴一边的。清政府想借助绷楚克车林来挽救局势只能是毫无结果。

1911年12月上旬末，聚集库伦的蒙兵达到500名左右，蒙兵用从清军手里夺去的枪支及其他能找到的各式枪支武装起来。

三多走后，清军宣化营管带杨振烈致电顶头上司察哈尔署都统，报告说：

“库独立，钦宪已走，俄干预蒙，逼营交械，事急，求电示。”

直隶总督陈夔龙电令杨振烈速带全营撤离库伦。但是，直至11日，尚有投向哲布尊丹巴集团的清军士兵留在库伦。

俄军在库伦和买卖城的巡逻持续了一星期左右。

俄国对库伦的军事控制限制了中国内地人民的自由，对喀尔喀王公和蒙古民众的行动也造成了不便，哲布尊丹巴于12月4日派人请求拉弗多夫斯基下令俄军停止巡逻，拉弗多夫斯基没有立即答应。

又过了几天，库伦和买卖城的局势趋于平静，俄军才停止了在这两个城市的巡逻。

事变发生后，哲布尊丹巴集团发布告示，宣布保护中国内地商民。

12月3日，蒙古《独立宣言》汉文本贴上库伦街道。

12月6日，察克都尔扎布等人专门针对库伦、买卖城的中国内地商民发布告示，要求他们“安分守业，照常安静贸易”，宣布对不安本分滋生事端的人要从重惩处。

库伦当局向库伦、买卖城的内地商人居住区派驻了蒙官蒙兵。

但是，喀尔喀王公对清政府设在库伦的电报局和银行却企图夺取、抢劫。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企图浑水摸鱼，事变后的最初几天，库伦城中抢夺之案时有发生。库伦的内地商民采取了自保行动。库伦电报局是一个官办的通信机构，归清政府邮传部主管，当时尚在营业。

该电报局总办顾保恒，是五品衔直隶候补知县，曾担任三多设立的库伦营务处的总办。库伦的中国商民推举顾保恒为商界总董，就保护内地商民事宜与库伦当局交涉，清政府随后加给顾保恒“抚辑委员”的名义，委托他处理有关库伦内地商民的各项事宜。

清朝末年，外蒙各旗王公欠大清银行库伦分行债务不少。1911年12月中旬，察克都尔扎布领导的库伦临时管理机构，向大清银行库伦分行逼取蒙人借款合同，企图销毁原始单据赖掉债务。该分行报知顾保恒。

顾保恒让库伦内地商会和大清银行分行派人告知俄国驻库伦领事，在俄领事的干涉下，库伦当局才停止了索要。

蒙官蒙兵强行进入库伦电报局，折断电报线，企图夺占电报局。拉弗多夫斯基认为喀尔喀王公夺取库伦电报局、抢劫大清银行，对俄国不利，制止了他们的图谋。

库伦事变发生后，库伦以北农垦区里兼营农业的中国内地商号多被抢劫。顾保恒行文库伦当局，蒙俄两方先后派遣蒙兵百名、俄兵三四十名前往驻扎，社会秩序才得以安定下来。

尽管内地商人做了种种保护自己的努力，但仍受害不轻。向库伦进发的蒙兵强迫沿途内地商人提供食宿，库伦当局向内地商人征收厘金，索取供应，商人难以拒绝。

1911年12月29日，41岁的哲布尊丹巴八世在一众人的簇拥下，黄袍加身，正式当起了蒙古所谓的“皇帝”，然而他只不过是俄国的一个“傀儡”。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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