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文明诞生之日起，“德”便成了一个充满生命力、影响极其深远的治国标杆，影响着中华民族。即便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敏锐觉察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于是大力推行实用主义哲学——法家思想，并提笔撰写荡气回肠的《孤愤》、《五蠹》，吸引国君注意。

果然，秦始皇看了这两本书之后，大呼过瘾，当面表达出了想与韩非子见一面的想法，如此使得实用主义大放异彩，并促使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大壮举。但遗憾的是：终究因为“德治”没跟上，随着秦朝大厦顷刻间的轰然倒塌，实用主义沦为了众矢之的，中华民族再次被道德统治。

之后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影响后世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提倡的“德治”、“礼制”也因此成为了历代封建王朝的国策（唐朝除外，唐朝实现的是道家思想）。

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道德文章也一跃成为了最为炙手可热的文字，善于撰写道德文章的老儒生们借此化身道德标杆，位列翰林高官，左右着朝政。

《走向共和》中有一场景颇让人印象深刻。慈禧太后当着李鸿章的面，将户部交予了李鸿章的宿敌翁同龢打理。李鸿章看在户部银子的份上，不得不拉下脸来向翁同龢示好：希望翁师傅以后多多照顾北洋水师的“军费”。

不出意料翁同龢拒绝了，直言北洋水师六年来花费朝廷银两3000万两，却一点用处也没看到。李鸿章便解释说北洋水师可以形成猛虎下山之势震慑列强，只是军备这玩意儿得维护、得更新，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及时更新很容易落后淘汰。

对此翁同龢嗤之以鼻：如果得靠不停地给银子才能发挥用处，那就让它消停吧。言外之意便是自此之后户部不会给北洋水师一两银子。

李鸿章一听急了，开始还忍住，但点出了翁同龢的迂腐无知：翁师傅的道德文章堪称一流，但是搞军事还需历练。后来见翁同龢就是固执己见，便再也压不住火，斥责以翁同龢为代表的保守派“两眼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醉心于道德文章的深挖精挖，视科技为“奇技淫巧”，如此怎能让中华民族昂首屹立？

在争辩上李鸿章不是翁同龢的对手，也无法通过言语将翁同龢从传统的道德文章中解放出来，但是事实胜于雄辩，1888年便断了银两的北洋水师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便是技不如人的恶果。

当然关于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争议很大，后世争论的主要焦点还是认为李鸿章暗藏私心，北洋水师出工不出力；北洋水师官员腐败眼中等传统道德论调，但6年未添置一枪一炮、炮舰上装备的是落后的实心弹而非开花弹导致武器装备大幅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说，虽然“德治”本意没错，但因为它本身存在缺陷，不如真正的科学那样经得起推敲、思维严密，故而在具体实践中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道德文章不科学的地方之一在于：主观臆断性太强，正如王阳明所言，深山中的花朵不被人看到时，便与心同归于尽寂，一旦被人看到，颜色立马明白过来。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太大，不同的人标准不同，结局可能千差万别。

这里借用程朱理学的一个案例，来阐述道德文章的主观性极为离谱的一面。

北宋时期的程颐和程颢是兄弟俩，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兄弟俩去拜访一个朋友，朋友用妓女招呼他们。弟弟程颐正襟危坐、妥妥的君子模样。而哥哥则左拥右抱、妥妥的流氓习气。

回到家里，弟弟程颐对着哥哥发火：看你那副嘴脸，真给读书人丢脸！

没想到哥哥却打了个哈欠反驳道：“我刚才是座中有妓女，心中也有妓女；现在我离开了座，座中无妓女，我心中的也没有了。你恰好相反，虽然你没有看妓女，但心中却有，只是假装正经不敢碰。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现在心中还有妓女，不然你怒气冲冲跑过来质问我干嘛？”

瞅瞅，同一件事，两个人的道德标准完全不一致，而且作为哥哥的明明抱着妓女，结果反过来倒打一耙，斥责正经的弟弟假装正经，还声称自己比弟弟还“道德”，这真是颠倒黑白、搬弄是非。

最为可怕的是，弟弟程颐回到书房里想了一下，竟然发觉哥哥说得是对的，虽然哥哥抱着妓女玩耍，但“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自己虽然正经得不得了，但妓女心中留，所以哥哥比自己有“道德”。

由此可见，惯于写道德文章的大儒，搬弄是非、颠倒黑白的能力真是一流，也难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道貌岸然的君子。

道德文章因为其主观性太大，所以终究“不科学”，而且永远也成不了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