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都在卷，处处都作难。”如何破卷，如何克难？是我近几年一直关注且反复为文的重点领域。

不断调研，不断学习，不断体会，没有止境。

竞争、恶性竞争与“内卷式”恶性竞争

三中全会提出，要强化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

这两句话写得很有水平，而且是将两个“强化”放在一起。个中道理，容我细说。

首先，政府的态度旗帜鲜明，反对“内卷式”恶性竞争，对这种现象予以贬义。那些以“卷”著称的龙头企业内心肯定会受到震动。如果还要这么“卷”下去，请想一想前几年政府“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时对互联网平台的影响。

其次，如何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方法是强化行业自律。即不是靠行政性力量出重拳下重手。同时，不是防止竞争，是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内卷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竞争，没有内卷，中国不可能有世罕其匹的性价比竞争力。以我们的国情（人口多、资源弱、后发国家）和民情（勤劳、耐劳），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时间，都不太可能“温良恭俭让”地参与竞争。我们不卷，这么多人的就业怎么办？我们不加班，如何建立起中国供应链在全球的准时交付口碑？

所以万万不可把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理解成今后就不要卷、不必卷、不用怎么竞争了。

从经济学角度看，恶性竞争是有特定含义的，并不是作恶的恶（evil），而是过度（excessive），日本叫“过当”，是指在非集中型的市场结构中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

用日本学者的话，过度竞争是在那些集中度较低的产业，尽管许多企业的利润率很低或者亏损，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退出，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

中国的过度竞争为什么特别严重？除了国情、民情，还有体制性原因。

一是地方政府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天然具有扩张冲动，政府之间也在卷，卷招商引资，卷补贴优惠，并调动土地、金融、劳动力、税收等各种资源帮助企业去卷，造成卷上加卷；

二是中国还存在不少具有行政性垄断色彩的企业和事业，它们享有“排它性”，天然就不卷，但这又让充分市场化的地方更卷，“旱情”更重。

所以“卷”在中国，是多种情形并存：有些行政性垄断行业，卷的很不够，应该多卷一卷；大部分行业都在卷，越来越卷，这种情况会长期延续，当以平常心去接受；不加节制地卷，以伤害利益相关方应得福利为代价的卷，这是与法治要求和商业文明相违背的卷，要反对和防止，但主要是通过行业自律和法治。

三中全会提出的另一个“强化”，是强化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畅通落后低效产能退出渠道。本质就是“优胜劣汰、市场机制”八个字。优胜劣汰，就是要以先进生产力为标准。市场机制，就是政府“躁动的心，不停的手”要静下来，不要瞎干预。

当然，事实上很难做到。因为地方政府已如此之深地介入了微观活动，国资国企做大做强也有很多KPI考核，一定会硬挺下去，绝不会愿意眼看着那些政府强力驱动、深度参与的投资现在就“水落石出”。很多过剩产能为什么退不出？本质是政府不想。

企业与政府的双主体，造就了中国增长的巨大动力，也造就了现在的诸多难局。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我观察，某些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之所以偏爱价格战，也有能力打价格战，所谓“清理门户”，是因为它们在产能形成的阶段，得到了大量地方政府补贴，有卷的本钱，可以把“政府补贴红利”转化为市场竞争中的“价格让利”。

因此政府补贴越多，价格战会越猛烈。又由于各地政府都不愿意“暴雷”，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杠，所以过度竞争的拉锯时间，远比学者们对“出清”的预期要长。

哪些该卷，哪些不能再卷了？

我常说，“中国能力的全球化”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如果直白一些，就是“把在中国卷过的在全世界再卷一遍”。这样的情形事实上正在发生，就是“出海”。

整体而言，我们就是没有躺赢的命，只能竞赢，卷赢。接下来，应该努力寻求共赢。

要看到，卷，包括内卷，对消费者是友好的，因为带来了普惠，这正应了熊彼特那句名言，“所谓经济发展，就是女王所穿丝袜，普通工厂女工也可购得”。

也不要以为，卷价格，降价，就是偷工减料的结果。如我在《假如逆境是常境》一文所说，低成本是设计出来的，是端到端全流程优化出来的，也是规模效应使然（如T型车）。

新能源汽车最近卷得很厉害，但我们看到，主要车厂每年出的新车型相比老车型，从性能指标看都在提升，这有国家权威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为证。产品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低，何乐而不为？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从行业到社会，各界对于内卷越来越不感冒，政府也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了？我认为，大家反对的，不是靠规模效应、技术创新、提升效率的那种卷，而是伤及了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那种卷。

在我近年的采访中，我所见到的大多数供应商，对于给他们业务的品牌商的评价都是负面的。主要是在签订合同阶段，过分比价、压价；在执行合同阶段，经常拖款、欠款，弄得账期越来越长，半年、9个月、一年甚至更长，而且品牌商在市场上打价格战时，还要求供应商也跟进，降低合同中签好的价格。这是我觉得特别背离的一面：品牌商对C端不断塑造自己的美好形象，但在B端供应商面前，就变成了不可一世的霸主。

这种两面性也是不少中国龙头企业和国际品牌的最大差距。我过去讲过多次，这里再讲两个亲身经历的案例：

王克强先生是上海市现代道具协会负责人，他创办的企业为很多奢侈品、化妆品品牌的线下展示提供道具，如店铺、橱窗等，他也有自己的工厂。我拜访他时，他谈到国际品牌都要验厂，验厂是看你有没有用童工，有没有歧视妇女，有没有歧视残疾人，有没有强制加班，有没有对员工体罚，有没有欠薪，等等。这些都是基本项，不能有问题的。

同时，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好，比如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有帮助，会加分。他们还会带着一大包检测工具来测工厂的环保标准，环保不合格他们不敢用。王先生说，人权和环保是国际品牌的“正确”，他们很在乎，万一供应商有问题，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形象。

而绝大多数的中国品牌，这些工作都是省略的。他们只关心：价格是否足够低；时间能不能准时。我们很少听某个中国企业说，为了体现更好的设计，为了确保环保的效果，比原定开业时间晚了半年一年。我们肯定认为这是错误。

再讲第二个案例。河南鹿邑是中国的“化妆刷之城”，这里生产的尾毛化妆刷，占全球的80%～90%。很多国际大牌的化妆刷，都在这里生产，再贴标走向世界。

我在鹿邑采访时，一位企业家说，有一次一家国际品牌跟他签了三个月的供货合同，他为此临时招了100多名工人。底薪每月2800元，加上绩效估计能有四五千。由于该品牌的市场突然有变化，导致订单取消。这时还没有正式开始生产，工人正在培训。但国际品牌付给了他全部工人三个月的底薪。

他说：“完全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