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作者：含瑛
在上一节我们说到，张爱玲在成长的过程中遭受了不少痛苦，到香港求学后，才逐渐快乐起来，并对前途充满希望。然而，战争的爆发，让张爱玲不得不中断学业，重新返回上海。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们就来看看，回到上海的张爱玲，是如何开启创作之路、成为上海滩的“传奇”的。
张爱玲的才华
1942年5月，香港大学停课，张爱玲辍学，坐船返回上海。
当时，她暂时住在姑姑家，计划先找一所大学，修完她在港大未完成的学业。她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与就读于经济系一年级的弟弟张子静成为校友。
不过，张爱玲只读了两个月就退学了。原因有两个，一是，张爱玲对圣约翰大学的课程不感兴趣，不愿意花时间去上课。二是，她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圣约翰大学的学费，是由张爱玲的父亲支付的。
张爱玲的父母当年离婚时，协议中写明，父亲需要承担孩子的教育费。张爱玲负气离家出走，在港大读书的三年中，父亲没有出过一分钱。姑姑认为，这笔钱应该去找她父亲要。
张爱玲对此没有意见，但她不愿意向父亲开这个口，前来姑姑家见她的弟弟张子静主动提出，由他出面去跟父亲商量。
张子静很快给张爱玲传信，说父亲让她去家里。张爱玲对父亲心怀怨恨，见了他也是神色冷淡。父亲让张爱玲先去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学费会让张子静带给她。
张爱玲很快就离开了父亲的家，据张子静记载，那是张爱玲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从那以后，她和父亲再也没见过面。
学费的问题解决了，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当时，这部分是由姑姑资助的。
姑姑分家后，把财产拿去投资，由于时局动乱、货币贬值，她的投资大多如石沉大海，血本无归，只好自己找事做，成了一名职业女性，靠工资过活，张爱玲不忍心增加她的负担，想要早点挣钱自立。
经过综合考量后，张爱玲决定以卖文为生。
其实，张爱玲从小有文学天分，七岁便写下了第一篇作品，第一次给报刊投稿时，她也才九岁。中学、大学期间，她在学校素以好文笔著称，也获得过一些征文比赛的奖金。这些前期的尝试，让她迅速踏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职业写作的起步阶段，张爱玲主要是给在上海的英文报刊写随笔，她给《泰晤士报》写影评和剧评，还在德国人办《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散文，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与此同时，张爱玲开始了小说创作。她基于香港生活的经验，写下了最初的几篇作品，姑姑读过之后赞赏不已，想办法将张爱玲举荐给了现代著名小说家周瘦鹃。
1943年春天，张爱玲带着两部小说手稿，前去拜访周瘦鹃。
当时，周瘦鹃正在筹划创办一本名为《紫罗兰》的杂志，读了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后，当即决定将其发表在《紫罗兰》的创刊号上，还特意隆重介绍了张爱玲。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立刻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沉香屑·第二炉香》也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张爱玲很快扬名上海，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
张爱玲一鼓作气，持续创作了好几部描写香港生活的小说，包括《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其中《倾城之恋》引起的反响最大，张爱玲很快将其改编成同名话剧，上演月余，极受欢迎。
除了书写香港传奇，张爱玲也以上海为背景，写了《花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等小说。
张爱玲在上海生活多年，对上海人的性格脾气、做人风格深有体察，因此写得活灵活现，血肉丰满。不仅如此，她还在小说中加入了许多真实事件。
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男主角佟振保，原型其实是母亲的朋友，她还见过那个人和他的妻子“白玫瑰”；《金锁记》的故事，来自于李鸿章的次子一家的生活；《花凋》则取材于她舅舅家三女儿的爱情故事。
据说，《花凋》发表后，舅舅还因为张爱玲在小说中揭了他的短而暴跳如雷。
张爱玲的“双城记”
张爱玲喜欢在小说中使用真实的事件，但她说，这并不是因为尊重事实，而是偏爱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就是人生味。
她乐于在小说中呈现人间世相，挖掘心灵的奥秘，拷问灵魂的复杂性，解释文明与人性的冲突，以此构建出独属于张爱玲的荒谬与悲剧并存的世界。
比如，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讲述了上海女学生葛薇龙求学香港，在姑母梁太太的引诱下沉溺于声色犬马，最终堕落为交际花的故事。
在张爱玲笔下，这并不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被欺骗的简单故事，葛薇龙的堕落，也与她自身对金钱、欲望的追求有关，虽然说起来残忍，但葛薇龙确实是清醒地走向了堕落。
在代表作《倾城之恋》中，经历失败婚姻、无处容身的上海女子白流苏，为了寻求一张长期饭票，与妹妹的相亲对象、留学归来的风流公子范柳原斗智斗勇，极力拉扯。
最终，孤苦无依的白流苏妥协，成为范柳原养在香港别墅里的情妇。原本白流苏以为，人生就这样到了头，范柳原却因为战争突然爆发，被困在香港，共患难之中，决定和白流苏结婚，相互扶持，过起了平凡生活。
在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情感生活中，爱情和婚姻都被剥掉了浪漫的外壳，成为一种为生存而做的挣扎和妥协。
北大戴锦华教授在著作《浮出历史地表》中评论说：“这部爱情传奇是一次没有爱情的爱情。它是无数古老的谎言、虚构与话语之下的女人的辛酸的命运。”
白流苏最后看似获胜了，但她从一开始，就几乎没有选择的机会，不过是在变幻无常的命运中，得到了一点残羹冷炙作为赏赐。
张爱玲的小说，情感几乎都是颓败的，基调几乎都是悲观的，人性几乎总是委顿的，缺乏坚实的力量。个体或受生存的威胁，或受欲望的驱使，身不由己地在命运的激流中沉浮，结局要么归于平庸，要么走向毁灭。
张爱玲的写作主题和风格，与她本身对世界的认知紧密相关。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和香港，都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怀着对旧时代的恋恋不舍，维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却又难免受着新时代的冲击。
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世道，旧的价值观念行不通，又没有力量创造新的前途，无可避免地陷入自哀自怜的境地，生活也成为了一幅幅悲哀的图景。
比如，在《花凋》中张爱玲写道：“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但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她写交际花梁太太：“……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张爱玲生长于遗少家庭，有在上海和香港深入生活、观察的经验，见多识广，又因为所见的大多数是疲倦、消极的人性，因此难免悲观。
坚持自己的创作风格
1943年至1944年，算是张爱玲创作的巅峰期。
她几乎每个月都有小说发表，且都极为畅销。因此，她成为了作家聚谈会上的常客，专门讨论其创作的座谈会接连召开，记者们的访问相继发表，评论文章也陆续出现。
出名之后，张爱玲虽然获得了无数赞誉，但也不得不面临争议和批评。这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争议事件，是傅雷写的一篇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评论文章。
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当时他正忙着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很少参与社会活动，在一生中，他也极少写评论文章。但是，他却极为郑重地为张爱玲写评论，这是很难得的。
傅雷的文学修养和审美趣味水准很高，他敏锐地看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对现代文坛的价值，在文章中对张爱玲加以称赞，并认为《金锁记》是张爱玲当时最完满的作品，也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不过，傅雷也对张爱玲提出了一些批评，尤其指出，《倾城之恋》情调低下，几乎一半的篇幅在调情，是病态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
傅雷把这篇文章投给了《万象》杂志，当时张爱玲的小说《连环套》也在这个杂志上连载。张爱玲很快看到了评论，并给出了回应。
张爱玲写了一篇阐释自己创作主张的文章，题目就叫作《自己的文章》。
在文中，张爱玲承认，自己写平凡男女情感的笔墨较多，缺乏壮烈的主题和情节，但并不是为了博人眼球。
她认为，在感情的书写中，更能表现人生的繁复、生活的底蕴，且更具有真实性。
因为就他们所处的时代而言，战争和革命当然是突出的社会现象，却不能完全代表时代的特征。
大部分的人，不是永远处于英雄主义的战斗和牺牲中，更多的时候，他们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关注的就是日常琐事。
要想反映时代，就应当书写这样的平凡人，他们为生存而努力，为琐事而烦忧，为昙花一现的情爱陷入狂热，又很快归于平静，这都是真实的生命侧面。作为创作者，不能刻意创造强大的人物性格，赋予他们原本缺乏的力量。
对于傅雷的批评，张爱玲有认可的地方，也有辩解的地方，但最终她说：“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
此外，傅雷还劝诫张爱玲，不能急于求成，要脚踏实地，多写，少发表，重视打磨作品。
这一点张爱玲也没有听，她奉行“出名要趁早”的原则，迅速将前期的小说结集成册出版，书名就叫《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