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北京西城的旧刑部街，在清末民初时期是有名的“达官显贵”聚集区，这里曾居住着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而与这些权贵显宦毗邻的王家，也是京城赫赫有名的贵族世家，只不过到了王槐青（即王治昌）这一代，家族就已经败落了。
但王槐青还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先后做到了工商部京官、主事，甚至还一度代理过农商总长一职，成为了这一时期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
然而，尽管王槐青在仕途上一帆风顺，但思想进步的他却始终耻于与腐朽不堪的北洋军阀为伍，尤其是当好友廖仲恺遇刺身亡后，他更是毫不犹豫退出了政坛。
抗战期间，日伪方面曾多次邀请王槐青出任要职，结果均遭到王槐青的严词拒绝。他的妻子董洁如更是常常对子女们说：“宁可受穷，也决不能让你们的父亲去当汉奸。”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他们的十一个子女都很优秀，其中有6个早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他几个也都是思想进步的社会精英，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着各自的贡献。
尤其是王槐青的第六子“王光英”，他的一生更是充满了各种传奇色彩，不仅是第一个被周总理誉为“红色资本家”的人，更是唯一一位与四代领导人共商国是的党外人士，还曾历任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光英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王槐青已经离开了政坛，在北京过着平民生活。
由于当时王家的家境还比较殷实，所以王光英从小便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于1938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毕业后曾留校任教了一段时间。
尽管出生贵族世家，但王光英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娇惯之气，相反，他为人宽和、善良，无论是富家少爷，还是工农子弟，他都能与其打成一片。
此外，王光英身上还有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爱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精什么”，无论学什么都力求达到最高标准。
所以，不论是在所学的专业上，还是在其他的业余爱好上，王光英都达到了一流的水准。
即便后来成了企业老总，他也依旧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而这也是他保持乐观心态、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我们现在的一些人，常常本末倒置，玩的时候想着学，学的时候又想着玩，到头来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但王光英却能很好地将“学”跟“玩”分开，即玩得开心，也学到了东西。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这一点，我们还是应该向他学习。
1944年，王光英与好友创办了一家名为“近代化学厂”的小型工厂。
事实上，王光英创办工厂的初衷，并非是为了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资本家”，而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经济能尽快实现现代化，从而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
然而，办厂的道路却是一波三折。
正当王光英为实现他的实业救国梦而努力时，一个飞来横祸却突然降临在了他的头上——他被日寇逮捕了！
尽管最后在父亲的积极营救下，王光英得以恢复自由，但这段特殊的经历也让他的“实业救国梦”产生了动摇，他深深觉得“国家被奴役，搞实业就没有出路”。
于是，在出狱后不久，王光英便联系到了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向其表明了自己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但最终，王光英上延安的计划并没有实现，而是在党组织的要求下，继续留在天津办厂，以另外一种形式参加革命。
那时正值抗战的最后两年，敌我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王光英冒着巨大的风险，为我平津地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粮食、弹药、医疗用品等军需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在输送的这些军需武器中，还有王光英的近代化学厂生产的高纯度硫化氰，这是用来制作导火索的珍贵材料。
尽管王光英没能上延安，也没有直接端起枪与日寇作战，但他早已参加了战斗，而且屡立战功。
事实上，对于王光英来说，为党工作了那么多年，他一不想要官，二不想要权，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未能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王光英曾对妹夫刘少奇表达了自己不愿意当资本家，要靠近共产党，或者搞技术的愿望。
刘少奇听后对他说道：
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少奇同志的一番话，给王光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明确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时间来到1956年，这一年，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带头参与改造。
经过改造后，他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了公私合营企业，他也就此变成了半个“公家人”。
次年，伏罗希洛夫访华，周总理在向伏罗希洛夫介绍王光英时，还称他为“红色资本家”。从这个时候起，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传遍了全国。
1979年，正值花甲的王光英担任天津市副市长一职，主要负责财贸工作。
走马上任后，王光英便根据天津的商业特色，开始大刀阔斧的干了起来，不仅恢复了天津的那些老字号，还打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一条龙”服务，即包含吃、喝、玩、乐的“商业一条街”。
当然，王光英也知道，硬件设施要做好，软件配套也少不了。
于是，在他的规划下，天津的各条街道修饰得非常繁华，商店也都装饰上了霓虹灯，还有各种眼花缭乱的广告等等。
在他的努力下，天津的商贸建设逐渐红火了起来，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就在王光英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中央的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批准他到香港创办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中国光大集团。
虽然王光英还不是党员，但他一直以来都按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对于组织上的决定，他自然是无条件的执行。
就这样，王光英前往香港赴任了！
尽管香港对于王光英来说比较陌生，但他身后有国家的支持，再加上他超强的个人能力和敢闯敢拼的性格，所以很快便成功打造出了一批大型建造项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表率。
在担任光大集团董事长期间，王光英在香港工作和生活了七八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他领导光大集团大量引进海外资金，投资了上百个项目，为国内的一些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国家能源、运输能力等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那时候的王光英，不仅位高权重，手里还掌握着大量的资本，是名副其实的“大资本家”，但他的生活却非常简朴，所居住的也不过是一套公寓房子，比起内地的部长宿舍确实要好一些，但要比起香港富豪的大别墅，却多少显得有些寒酸。
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期间，曾有位大富豪想聘请他当顾问，并开出了月薪100万港币的高薪，结果王光英想都没想就给拒绝了，因为在他看来，多少财富都不能撼动党对他家三代的恩情。
可能会有人说：那是因为国家给他的工资多！
这也没错，毕竟当时国家给王光英开的工资确实比国内一些大企业的经理要多，而且还有制装费，但也不过区区数千港元而已，比起100万港元的月薪，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王光英从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他深知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现在自己所做的一切尚不足以报党的培养之恩，更别说还要投效他处。
王光英在商界打拼数十载，为国家赚了很多钱，也为自己赢得了很多荣誉，但他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未能入党，成为党的一份子。
80年代，胡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的时候，王光英又一次向他提出入党的请求，但胡耀邦的回答跟当初刘少奇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让他做一个“爱国资本家”。
见生前入党不行，王光英就索性问道：“那么，我能否要求死后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呢？”
结果胡耀邦摇了摇头：“不能！”
两次要求入党均被拒绝，尤其是第二次，甚至在死后都不能追认为共产党员，但即便如此，王光英依旧初心不改，默默地为党和国家做着贡献，忠心耿耿、无怨无悔。
后来，胡耀邦同志曾给王光英写了一副对联：
上联：心在人民，无须论大事小事；
下联：立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
尽管王光英最后还是没能入党，但实际上，他早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