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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论及西汉昭帝时期历史者，多言昭帝即位，霍光秉政，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从而促成了百姓充实，政治稳定，四夷辑睦的中兴局势，很少有人注意到昭帝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局势。

事实上，终昭帝一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仍十分激烈，不仅昭帝、霍光与各诸侯王、戾太子残存势力之间存在着斗争，而且霍光集团与其他大臣之间也滋生着矛盾，特别是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出现的谶言“公孙病已立”，对历史影响的深远，超出想象。

《汉书》卷七十五《眭弘传》载：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菜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鸟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

这段记载反映了：

昭帝元凤三年出现了昭帝应当退位，而选取庶民中的贤人为君的谶言，这个贤人是“故废之家”的“公孙病已”，眭弘（字孟）因倡导这一谶言而丧生，然而“故废之家”的“公孙病已”却安然无恙。

对这一谶言的性质，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孙家洲先生在《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一文中对“公孙病已立”的谶言有所论及，他指出：

“虫咬柳叶竟成语句，实为不可思议之事，且从史籍寻觅，又不见人为编造之迹。对此，我们如不愿以‘神秘’相释，只能推断为虫咬痕迹与文字笔画的偶然巧合。”

秦始皇因为东郡一块陨石上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不利言论，而将这块刻石周围的民户全部处死，汉武帝为了铲除有可能成为天子者，竟然听信术士妄言，下令将长安监狱中关押的所有犯人通通杀掉。

然而昭帝时期，人们似乎忘记了妄言惑众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公孙病已立”的谶言悄然兴起，并且闹的沸沸扬扬，甚至有大臣冒生命危险去上书朝廷，解释说这是皇帝应当“求贤禅位”的征兆。

为什么会在史家所盛誉的西汉“昭宣中兴”时期产生“公孙病已立”、皇帝应“求贤禅位”的言论呢？

关于元凤三年的怪异记载，除《汉书》卷七十五《眭弘传》外，尚见于卷二十七《五行志中》、卷七《昭帝纪》。

从各种记载来看，这些怪异现象中需要注意的有两处，一为“昌邑”，二为“公孙”。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传》载：

“昌邑哀王髆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贺嗣。立十三年…国除，为山阳郡。”

可见，昭帝元凤年间，“昌邑”当指武帝昌邑哀王刘髆子刘贺，这样，“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有复兴者”似乎有了具体的内容。

昌邑哀王刘髆为武帝宠妃李夫人所生，“巫蛊之祸”前后很受武帝宠爱，一度成为武帝更换太子的最佳人选。

李夫人不幸早死，武帝思念不已，“图画其形于甘泉宫…上以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延年为协律都尉。”

后来由于贰师将军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密谋请立昌邑王刘髆，为太子的阴谋败露，刘屈氂被腰斩东市，李广利投降匈奴，昌邑哀王刘髆因此而失宠。

关于昌邑哀王刘髆的死因，史籍阙载，但若将他的死与刘屈氂被腰斩、李广利投降、武帝临死之前听长安“望气者”一言下令尽杀长安郡邸系囚，以及垂危之际病榻托孤等事前后联系起来看，刘髆之死很可能是，武帝为扫清昭帝即位的障碍而巧做安排的结果。

昭帝崩后，因无嗣，霍光诏昌邑哀王刘髆之子刘贺即位，嗣孝昭帝后。刘贺即位后名为天子，实为傀儡，为了摆脱霍光控制，乃与其心腹密谋铲除霍光，由于机密泄露，反被霍光废黜。

由昌邑王刘贺能被立为天子来看，昌邑当时的确有一定影响，但若将“昌邑”与“公孙”相比较，似乎“公孙病已立”更具有明确的社会内容。

汉武帝太子刘据，因“巫蛊之祸”而含冤身死，除其遗孙刘病已之外，太子家人全部遇害。

尽管武帝后来有所悔悟，但并未彻底为戾太子平反。昭帝嗣立后，也未对戾太子冤案进行昭雪，所以太子遗孙刘病已只能沦为庶人而已。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孝武皇帝曾孙病已”，师古注曰：

“盖以夙遭屯难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差也。后以为鄙，更改讳询。”

孝武曾孙，无疑当指戾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病已”为戾太子之孙名，并且“庶人”、“故废之家”完全符合他的身份，《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列传》载：

“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日：‘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数移书中国，冀以感动众心。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

由此可见，“公孙病已立”谶言中“公”是指戾太子，“孙”是指刘病已。胡三省注曰“公孙病已立”为“宣帝兴于民间之符”，吕思勉认为《眭弘传》所载“公孙病已立”之语，“当系事后附会之谈”，并认为眭弘“推《春秋》之意，以为当有匹夫为天子者…以后世眼光观之，甚似教霍光以篡夺者”。

如果眭弘是在教唆霍光，便不会有“孟意亦不知其所在”的记载，更不会不讲策略而冒然上书，也不会遭昭帝和霍光杀害了；如果是在教唆霍光，宣帝即位后不但不会征眭弘之子为郎，反而会加罪于他。

由霍光杀害眭弘和宣帝征其子为郎来推断，“公孙病已立”谶言也不是后人所附会，更不像在教唆霍光篡代昭帝，而恰恰是当时心慕和追随武帝戾太子的残存势力暗中鼓噪的结果。

事实上，当宣帝尚在襁褓中时，便有当为天子的言论，只不过，当时言宣帝可为天子的情形与昭帝元凤年间的“公孙病已立”二者的目的根本不同罢了。

汉武帝戾太子刘据是一位颇具统治才能的人物，他七岁时被立为太子，死时年仅三十八岁。在他三十二年的太子生涯中，曾团结过一大批朝廷官僚，结成了强大的势力集团。

《汉书》卷六十三《戾太子刘据传》载：

武帝年二十九岁时，喜得太子，十分宠爱，“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

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

由此可见，武帝对太子是怀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十分重视太子的成长教育，而且对太子与自己迥乎不同的“敦重好静”的性格大加赞赏。

当太子劝谏自己时，不但不生气，反而笑言相慰。当有人谗言太子过错时，不但不追究，反而诛杀谗言者。更为重要的是，武帝对太子的治国理政的才能深信不疑。

正是在汉武帝的宠爱和扶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不觉的在太子周围便集结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不仅朝廷中“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且还拥有以大将军大司马卫青为首的军事集团和以皇后卫子夫为首的后宫势力的鼎力支持。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大将军卫青薨，由此可以推定，元封五年以前是卫太子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此后，太子势力开始衰退。尽管如此，在“巫蛊之祸”前，太子党羽仍非常庞大。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太子势力的发展也是这样。

随着太子势力的日渐发展，武帝对太子的态度也由宠爱变为了不满，曾几度欲废易太子，只因事关国家安危而作罢。

更为重要的是武帝与太子在内外方略上存在着巨大分歧。

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了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的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与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这也正是“巫蛊之祸”能够发生的深层的政治原因。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一起震骇汉廷朝野内外的大冤案，这起冤狱持续时间之久、株连之广、影响之深，皆堪称西汉之最。

经过“巫蛊之祸”的扫荡，太子势力几被消灭殆尽，幸存的孑遗人员也只能苟且活命而已。然而，冤案毕竟是冤案，若坐视不理，难弥天下人之口。

后来武帝曾为太子冤案进行过平反，如筑思子宫、建归来台、族灭江充家和苏文等人，但未及彻底展开，武帝便溘然长逝，平反工作也随之草草收场。

汉武帝是一位“天资高，志向大”的有为君主，他“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以致使“百姓贫耗”、天下“户口减半”，加之他持法严酷，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然而太子却以其“宽厚”、“仁恕温谨”的性格和政治作风赢得了天下百姓的爱戴。

文武张弛，理国之道，这就是武帝为什么称赞太子说“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的原因之一。

太子势力经“巫蛊之祸”的扫荡，几乎殆尽，但毕竟留有残余。太子冤死，“天下闻而悲之”，举国上下怜慕太子，殷切盼望看到给太子沉狱洗冤的一天，然昭帝即位后，对卫太子案却不闻不问，这引起了戾太子残存势力的极大不满。

《汉书》卷七十一《隽不疑传》载：

“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

在戾太子于湖县自杀后的五年，“民间因出于同情他受冤而死，还有人传言卫太子还活着，流落在外”。

所以，当成方遂出现在长安街头时，便立即引起了一片混乱，轰动了朝野内外，这说明昭帝此时的威信尚不足以绥孚天下。

成方遂之所以敢冒充卫太子制造事端，除个人贪图富贵的愿望所驱使外，还因为他觉察到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强烈的思慕戾太子的社会潮流，看到了昭帝即位后既未给卫太子本人平反，亦未恢复其残余势力的应有地位，从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

由于这种不满情绪具有广阔的社会基础，所以便衍化为昭帝统治的一种潜在威胁。任何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

冒充戾太子制造混乱事件和“公孙病已立”的讖言的出现，正反映了昭帝元凤年间戾太子残存势力的复苏和人们思慕戾太子思潮的回笼。

戾太子势力的再次崛起，是在宣帝即位以后。

即位后的宣帝面对如此政治现状，如何处理与大将军霍光及其“党亲”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局能否稳定，实际上也关系到宣帝自身的安危。

曾与宣帝年龄相仿的昌邑王在霍光的扶植下登上了王位，由于昌邑王未能正确理解当时政治形势，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地草率布置铲除霍光势力的计划，结果被霍光抢先下手很快将其废黜。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大将军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

卷六十八《霍光传》亦载：“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

人们不禁要问：霍光真会心甘情愿的“稽首归政”吗？宣帝果真不想亲政吗？

霍光的“归政”仅是一种表面文章而已，其目的在试探宣帝即位后的政治动向，倘若宣帝会流露出不利于他专擅朝政的政治企图，或准备采取相应措施的话，霍光同样会像对付昌邑王那样，抢先下手，将根基浅薄的宣帝废黜。

霍光之归政，实由太后之归长乐宫一事而引起。

自选立昌邑王至宣帝之立，皇太后驾临未央宫主持政务。

《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载：

“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迁长信少府，赐爵关内侯。”

《宣帝纪》载元平元年十一月壬子“皇太后归长乐宫”。“归长乐宫”即意味着太后“省政”的结束。显然，太后归长乐宫实由“政令一出于宣帝”所导致，这意味着霍光的权力受到严重威胁，对此，霍光不能忍受，于是以“归政”之举来表明自己的不满。

宣帝在透彻理解当时政治形势后，才“谦让不受”，仍让霍光主持政务，这种“谦让”仅是宣帝敛其政治锋芒的韬光养晦之举，而绝不是宣帝之真意。一旦宣帝羽翼丰盈，便绝不会再将政务“委任”于霍光。

面对霍光的“归政”举措，宣帝不仅“谦让不受”，而且还进一步加以封赏，这与昌邑王刘贺即位后“国辅大臣未褒，而昌色小辈先迁”的举措截然相反。

所封之人大多为霍光“党亲”，或与霍光能够和睦相处者，说明宣帝的这次封赏用意不仅在“褒有德，赏元功”，更为重要的用意则在安抚霍光等人。

“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事实证明，宣帝对以霍光为首的朝中大臣的尊崇和优容，对当时政府机构成员的安抚和继续任用，获得了他们的拥戴，从而使根基浅薄的宣帝终于能够稳坐在龙椅宝座上。

这种对霍光等权臣的谨慎态度和正确措施，也是宣帝避免重蹈昌邑王覆辙，从而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作为一个有为君主，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上，宣帝不可避免的要伸张自己的政治意愿，而不是一味的尊崇和优容，此时，宣帝与霍光之间的权力争夺便会凸现出来，由“暗斗”上升为“明争”，如元平元年的“立后”事件，便是明证。

对于宣帝立许平君为后，多从宣帝不忘旧恩的个人情感的角度去考察问题，未能体察宣帝此诏的深层原因。

宣帝立许平君为后，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个人情感问题，而是极具深意的重大政治事件，这是宣帝以巧妙方式抑制霍氏势力的再度扩张，保证帝权不致沦为后权附庸的无声抗争。

人们不应忘记，霍光废立昌邑和拥佐宣帝，都是以皇太后、太皇太后的头衔而完成的，这首先表明了后权高于一切（包括皇帝和所有官吏)，而实际受益者为霍氏家族。

宣帝以诏求“许平君”，表明自己拒纳霍家人为后的政治立场，是不愿继上官太皇太后之后再出现一个能控制后宫的霍皇后，从而掣肘自己的施政。

“立后”事件的结果是：

大臣屈从了宣帝意愿，最终许婕妤被立为皇后。然而，霍光又以许后父许广汉“刑人不宜君国”为由，阻止了宣帝借为许广汉封侯赐国一事来培植亲己势力的企图。

在“立后”和封国”二事上，可以说宣帝和霍光都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愿望，但两人同时均做了让步。若单从宣帝的立场来考察问题，“立后”事件的成功和“封国"事件的受阻，使宣帝更为清楚的认识了霍氏势力笼罩朝野的政治现实，从而在处理与霍氏家族的关系时更为谨慎。

如本始三年春正月癸亥，霍光夫人显指使女医淳于衍将孝宣许皇后药杀，此时，宣帝又压抑了自己的情感，隐忍不发，装作毫不知晓。

又如地节二年，霍光病笃，借上书谢恩之际，巧妙的为霍氏家族子弟求官以保霍氏势力不倒时，宣帝也能满足其欲望。

可以说，宣帝对霍氏家族是极尽礼让之能事，其目的便在于稳固自己的统治。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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