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3年党的十大上，董必武、李先念、许世友三位革命家在主席台就坐。 董必武老先生已86岁高龄，他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三位革命家在十分认真地倾听政治报告，审阅文件，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殚精竭虑。 董必武那年出现在党的十大主席台上，已经八十六岁了。 坐在主席台前排的人不多，他算是最年长的一个。照片拍下时，他身子微微前倾，手里拿着文件，眼神还算硬朗。身边是李先念、许世友，都沉着脸听报告。 那年是1973年，台下坐着的是一群改了又改、走了一圈又回来的老同志，主席台也不那么热闹了，能坐在那儿的，大多有点分量。 董必武，是那种坐在那里就让人信服的人。 他年纪比大多数人都长一截。年轻时赶上了清末最后一批科举，十八岁考中秀才。 书念得多，脑子清楚。他原本叫贤琮，后来改了不少名字，最早叫洁畲，又叫璧伍、用威，最后干脆改成“必武”，意思也简单，认了，接下来这条路是要靠打的。 革命开始得早，辛亥那年，他就参加了武昌起义，加入同盟会，在军政府干过事。 那时候他刚结婚没多久，家里还热着，就上了街。之后几年，他去了日本，学法律。 当时不少人都往那边跑，他也去了。读书之余，见了见孙中山，听了些话。 书是认真读了，学的也是那一套西方法律，但他心里知道，这玩意儿不管用，回国还是得干硬活。 回来后没消停多久，就卷进反袁的运动。 他不是那种一冲就上的人，但该做的事他不躲，他带人搞事，结果两次进牢房，出来后照旧干活。 后来到了二十年代头，他的想法变了。 他看到十月革命，也经历了五四，对孙中山那套已经看淡了，转而开始学马克思那一套。他嘴上不说，但行动已经转过来了。 1920年，他和陈潭秋在武汉搞了个共产主义小组。那地方水码头多，来来往往的消息灵。他们开会、写材料、联系外面的人，都是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到1921年，他和陈潭秋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会议开的地方不大，人不多，就十三个。董必武在里面算是年纪偏大的。穿着朴素，说话稳当。其他人闹腾的多，他安静得像是坐在家里读书一样。可一开口就能听出来，他认死理。张国焘说他像老学究，也没说错。 从那一批人里，一直到建国后还站在场上的，只剩下他和毛主席。其他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跑了，有的变了。他们两个，一直走到底。 1927年，他公开讲过一句话，说党员要武装，老百姓也得武装。这话说得直接。他不是喊口号，而是认定了这事必须做。那年，毛主席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两人想法没差多少。 三十年代，他跟周恩来一起搞统战、情报。这一块他管得多，人选他定的也多。韩练成、熊向晖、郭汝瑰、沈安娜，这几位后来都成了大角色，早期都是他挑出来的。怎么挑？他看人不光看背景，更看细节——这人靠不靠谱，有没有脑子，肯不肯忍。他不喜欢急性子，事放得长，看得准。 有一场战役能说明问题。莱芜战役那年，敌军五万人驻扎，阵线拉得长。表面上看，是咱们军队打得猛，指挥得好。可细节上，内线起了大作用。韩练成在敌军里，一手缓兵、一手空城，把敌人节奏完全打乱。三天就结束了仗，敌人连指挥都断了线。王耀武后来气得骂，说就算是五万头猪也不能让人三天就抓完。问题是，他不知道这事不是莽干，是早就铺好了的局。董必武就在那幕后，布这个局的人之一。 抗战结束以后，他代表共产党去了联合国制宪会议。旧金山，他穿着中山装，在《联合国宪章》上写了名字。别人用钢笔，他拿毛笔，写得不快，但一笔一划都压得住。这是共产党第一次站到世界平台上，他在那一排字后面坐着，像个冷静的代表。 建国之后，他一直没退下来。副总理，排名第一；法院院长，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很多岗位他都做过。有的人喜欢露脸，他不争这个。坐在办公室里，材料一份份地批，政策一条条地修。他做的是打地基的活，往往没什么声音，但一旦少了就不行。 他写字写得好，古文底子厚。1956年，他去一大会址参观，看了一圈之后，题了八个字：“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话不多，很稳，像他人一样。1964年，又去了南湖，重登红船。那时候天是阴的，他坐在船头写诗，没说什么，就自己写。写完也没多解释。别人要理解，就自己看。 到了1973年，党的十大开。他八十六岁了，坐在主席台上，身边是李先念、许世友。那天会场人多，报告念得密。他坐得挺直，手里的文件一直握着。有人说他看不清字了，可还是坚持自己翻。他不喜欢被人搀着，也不爱用放大镜。能看一行是一行。 两年后，九十岁生日。 他人在床上，身体已经虚了。还是提笔写了首诗，《九十初度》。里面写了自己走过五个朝代，看过种种变化。他没有情绪化，也没有讲大道理，就说了一句，“一代新规要渐磨。”话说得稳稳当当，不浮。他一生经历那么多政权变动，能讲出这句，不容易。 他过世前27天写的那首诗，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 1975年4月，他走了。 一个人走得安静，是因为活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