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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二年(185年)三月，羌胡起义军一举击败皇甫嵩所率官兵。三辅地区的首战告捷，羌胡联军气势更是大盛。面临势如破竹的羌胡联军，满朝文武人心惶惶，灵帝更是坐卧不安，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之中。

朝臣中似乎有不少人对这次汉羌战争的结局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一缕缕悲观情绪在朝廷中悄然蔓延。这种悲观情绪逐渐汇集为“割土弃地”的政治主张。

中平二年(185年)，司徒崔烈作为悲观派的代表，以羌汉战争导致“征发天下，役赋无已”为由，上书主张放弃凉州。灵帝就此问题专门召集公卿百官讨论。

会上，崔烈强硬地坚持己见，而反对放弃凉州的也大有人在。是否应当放弃凉州的争论异常激烈，朝会像炸开了的锅。议郎傅燮推出了措词异常尖锐的反对意见，甚至怀疑崔烈居心叵测，主张“当斩司徒”。

傅燮超乎寻常的激烈态度，引起了灵帝的注意，他遂亲自召见傅燮，傅燮得以面呈己见。他首先指出凉州具“天下要冲、国家藩卫”的重要地位。

接着陈述放弃凉州的最大弊端：

“若使左衽之虏得居此地，士劲甲坚，因以为乱，此天下之至虑，社稷之深忧也。”

也就是说，如果将凉州拱手让给羌胡，那些拥有军事力量的地方势力趁机与羌胡相互结合起来，将会给朝廷带来致命威胁。灵帝肯定也心存这种“致命威胁”的忧虑，所以傅燮的主张得到了灵帝的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与傅燮的担心与忧虑并非多余。

凉州既然绝不可以放弃，东汉王朝就只好咬紧牙关与羌胡打下去。

七月，朝廷置免了屡吃败仗的左车骑将军的皇甫嵩。八月，以司空张温为车骑将军、董卓为破虏将军、周慎为荡寇将军，调诸郡兵步骑十余万，屯聚于扶风美阳，以保卫汉室陵园。

九月，边章、韩遂率兵进攻美阳，击败张温所部；另一部分起义军由东汉王朝“晓知战阵，识知山川，变诈万端”的降吏为向导，突破各郡县的封锁，在冯翊渡河，进至河东。此时，冯翊，京兆、河东三郡之民竞相逃命，“冰解风散，惟恐在后”，京都洛阳危在旦夕！

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突然天空有流星如火，光长十余丈，照彻了边、韩军营。一时间，营中受惊驴马仰天长啸，军营上下人心惶惶。边、韩军队认为此乃不祥之兆，欲撤归金城。破虏将军董卓获此消息，即率兵进攻边、韩军。此时，义军皆怀归志，不愿力战，董卓才趁机大破义军。义军败逃，西走榆中。张温遣董卓、周慎等六将领各率兵3万追击。

周慎军围榆中城，边章、韩遂从东面切断官军的运输道。官军因害怕粮草乏继而军心涣散，遂弃去辎重，狼狈遁逃。董卓所领官兵，在汉阳郡的望垣陕（今甘肃秦安西南）北陷入数万羌胡军包围之中。

几天之后，被困官军粮草乏绝，进退失据，董卓急如热锅之蚁。后来，董卓急中生智，总算想出了一条遁逃的妙计。

董卓军本来依水设营，就顺势在水中筑起一坝，佯装捕鱼，却暗中将水流堵塞，腾出淤地，然后趁着夜色苍茫，全军拔寨潜走，悄然从坝下通过。待羌胡军闻知而奋起直追时，卓军已过尽，并决塞放水，羌胡军无法渡水追赶。

羌胡又抄他道欲扼断董卓军归路，在安定（郡治临泾，在今甘肃镇原东南）附近与董卓遭遇上了。幸亏董卓进兵之初，就遣别部司马刘靖将步骑4000留于安定以为后援。羌胡军不知虚实，以为有好几万官军，所以不敢恋战。董卓这才得以“全众而还”。上陇西追击羌胡的大军，除董卓军外，其他五军全部惨败而归。

这一时期，灵帝所临局面的严峻性，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更在于朝廷统治集团内部涌动着一股股人心思叛的暗流。

中平二年(185年春)二月，在河北爆发了聚众上百万的黑山军起义。不久，冀州刺史王芬便紧急上书朝廷，要求聚结兵力，以镇压攻劫郡县的“黑山贼”。

灵帝万万想不到，这一要求聚兵的上书中暗藏着“废立”杀机，竟毫不犹豫地允准了王芬之求。

鲁相陈逸与襄楷、许攸等名士豪杰，串联王芬，即将卷起一场血腥的“废立”风波。

陈逸是“党人”领袖陈蕃的儿子。陈蕃被害之后，其友人朱震为了保护陈逸，便辞去沛郡铚县县令之职，带着陈逸背井离乡，东躺西藏。此事后被官府发觉，朱震被捕入狱。在狱中，朱震受尽酷刑，至死也没交出陈逸，陈逸才得以幸存下来。

黄巾起义爆发之后，灵帝为了寻求内部的团结，不仅大赦了“党人”，还找到“党人”领袖陈蕃的遗子，任用他为鲁相。

“党人”集团、陈蕃一家与宦官集团已结下的不共戴天之仇，在当时已经毫无化解的可能。同时，这种深仇大恨已使一些人对重用宦官的灵帝丧失了信心，所以灵帝起用陈逸，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效果，身为鲁相的陈逸，总在伺机复仇。

中平二年(185年)，对于灵帝来说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多事之秋。张角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刚平息下去，西北羌胡、河北黑山军卷起的反叛浪潮，又以排山倒海之势，滚滚而来。

朝廷内部，大赦“党人”之后，宦官集团与官僚集团的矛盾斗争不仅没有因此而缓解，反又重新尖锐起来。密切注视时局变化的陈逸便认为报仇雪恨的时日已到，遂联合襄楷、许攸、周旌等豪杰，欲借助冀州刺史王芬，发动“废立”的兵变。

一天，陈逸、襄楷等人前往王芬府上。精通天文历法的术士襄楷告诉王芬：已出现宦官当灭的天象，王芬立即表示，愿为诛除宦官尽力。于是，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进一步策划诛除宦官的具体步骤。他们谋划：以进剿黑山军为由，请求朝廷同意王芬集结兵力，然后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起兵，废灵帝，立宗室合肥侯为帝，并一举消灭宦官。

王芬为了壮大这次行动的力量，欲联合既有共同政治抱负，又智勇双全的友人曹操一起行动，但曹操断然拒绝了。

曹操是沛国谯县人，他父亲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出身于大宦官家庭的曹操却是一位反对宦官势力的斗士。

灵帝时期，由于宦官独占了政治鳌头，在统治阶级内部，士大夫官僚集团纷纷将斗争矛头集中到宦官身上，虽然这种反宦官斗争因灵帝的态度而收效甚微，但是这种斗争仍将两种不同的选择，推至统治集团的每一位能者面前：要么起而反对宦官，以此获得官僚、士大夫的信任和拥护；要么与身居要职，横行郡国的宦官同流或默默无闻，从而招致士大夫所不齿。

曹操凭自己独到的胆识，意识到宦官的得势当道绝不会长久，便背叛自己的出身，选择了前者。

早在建宁二年(169年)，年轻的曹操公然上书，为“党人”领袖陈蕃、窦武翻案。稍后，任洛阳北部尉时，灵帝宠幸的宦官蹇硕之叔父犯令夜行，被曹操乱棒打死。一时间，京师的宠臣权贵无人敢犯禁令。

但是这次的“废立”之事，关系重大，不是以前任何一次反宦官行动可以比拟的，它涉及到臣对君的态度，所以曹操拒绝合作，并告诫王芬：“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

看来儒家的“君臣”观对曹操有很大的约束力。其实曹操拒不参加这次“废立”行动，更为关键的还在于，他权衡到“废立”的时机尚不成熟。

他向王芬指出：

“废立”力量根本无法与权倾朝野、曾主废立的伊尹、霍光相比；王朝还有相当镇压力量，弄不好就会重蹈吴、楚“七国之乱”的覆辙。

曹操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但王芬没有接受劝阻。

当王芬已集结好兵力，灵帝也欲北上之时，北方天际突然弥漫着一大片赤气。太史据此天象上书灵帝说：“当有阴谋，不宜北行。”

灵帝只好无可奈何地放弃北巡。北上未成的灵帝便立即陷入思索中：北方究竟有什么阴谋？除了近期冀州刺史王芬要求集结军队征讨黑山军之外，没有什么能与“阴谋”联系起来的蛛丝马迹，所以尽管灵帝并不知道陈逸等人的“废立”阴谋，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干脆一纸诏令，让王芬罢兵，同时征王芬回京师。

王芬当然无法知晓要他“罢兵”的缘故，自认为“废立”大计已被泄露，便恐惧万分地自杀了。

阴差阳错，使灵帝轻而易举地避开了这次“废立”劫难。

虽然如此，在这“废立”风浪的前后，还发生了一次次策动重要军将兵变的事件。

为镇压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皇甫嵩建立了卓绝功勋，一时成为“威震天下”的将军。灵帝遂将他由左中郎将晋升为左车骑将军。他以车骑将军领冀州刺史，参加镇压起义军的诸州兵都归他指挥。

这时，曾为信都令的阎忠力劝皇甫嵩“推亡汉于已坠”、“南面称制”。皇甫嵩凭借自己当时的威望与重兵在握，应该有力量推翻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但自幼饱读经书的皇甫嵩，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所以他宁愿冒在朝纲暗乱中被迫害的危险，也要“心不忘忠”，“守其臣节”。

中平二年(185年)八月，灵帝以司空张温取代皇甫嵩为车骑将军，统率六军出征凉州，平定羌胡起义。张温临行前，一位不速之客行色匆匆地来到了他的营帐。

这位客人的到来，让张温很是纳闷：

“这个张玄，以前曾数次征召他为掾属，他皆推辞不仕，可今日为什么却不请自到了？”

张玄以“深沉有才略”远近闻名，因为世道暗乱而不愿入仕，所以一直潜身山林，静观天下之变。但是，张玄并非消极旁观，而是“龙蟠幽薮，待时凤翔”，一旦发现了可以寄身的拨乱明主，便会积极投靠而为之效力。张温掌握重兵的消息一传来，张玄便以为自己“凤翔”的时机到了，也就匆匆前往张温的营帐。

见张玄神色凝重，张温猜想他定有要事，所以就屏退了左右。张玄立即慷慨激昂地斥责宦官乱政之罪，建议张温趁公卿百官为其出征饯行之机，“执有罪者诛之”，然后领兵入宫，“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悬，报海内之怨毒，然后显用隐逸忠正之士”。

张玄的这番话，令张温震惊不已，随即便陷入了沉思中。

过了好一阵，他才对张玄说：

“处虚（张玄字），非不悦子之言，顾吾不能行，如何！”

大失所望的张玄恐怕这次“谋变”不成反而有杀身之祸，欲当场饮毒自杀。张温赶紧制止说：“子忠于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为当然！且出口人耳之言，谁今知之！”

张玄消除了“性命之忧”的顾虑才离他而去。

张温虽然没接受“拨乱反正”的鼓励，但是有一点是至为清楚的，即他并不反感张玄的鼓动，甚至内心深处对这一鼓励也持某种程度的认同。

张温对张玄的劝慰之语，洋溢着对鼓动者的理解；他震惊之余的沉思，则表明“图谋兵变”之事在其内心搅起了非同一般的激烈斗争，应当是既认同“兵变”而又权衡时机成熟与否的激烈斗争。

灵帝心里异常清楚，要是骄兵悍将趁天下大乱变生不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应时刻警觉和提防着重兵在握的军将。

虽然灵帝并不知道这一件件策动重量级军将兵变的事情，但他仍然不敢让张温久统重兵，欲解除其兵权。

因为是在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灵帝当然就特别担心统领重兵的军将的情绪，所以究竟怎样解除其兵权，灵帝颇费了一番心思。

中平三年(186年)初，灵帝抛出了控制张温的第一张牌。二月，一纸诏令传至统重兵驻扎长安的张温营，灵帝任张温为太尉。以身处京师之外的人为三公，这在东汉史上是个创举。太尉为三公之首，灵帝迫不急待地晋升领重兵在外的张温为太尉，体现出灵帝在非常时期控制可能具有潜在威胁的军将之良苦用心：

他既以“晋升”笼络了张温，而身为太尉的张温也不便长久在外，所以几个月后，他就又顺理成章地征张温还京师。

这一桩桩“图谋兵变”的事件，已透露出灵帝的统治分崩离析的端倪。在儒学独尊地位急剧下降的大势下，儒家思想通过皇甫嵩这样的忠臣显示的对灵帝统治的维系作用，绝不可能持久，张温、曹操等饱受儒学熏陶的将军对“兵变”的态度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张、曹二人对“兵变”的态度有一明显共同点，即“废立”与“推亡汉”不是不可以，只是不宜轻举妄动，当相机而行。正是这一共同点，预示着豪强、军阀蜂起，乘东汉衰亡而纷争统治权的局面之出现已为时不远了。

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叛思潮和东汉王朝军事上的溃败相辅相成，中平二年(185年)以后，有更多的地方官吏卷入起义与反叛之中。

中平三年(186年)羌胡联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韩遂杀了边章、北宫伯玉，自己拥兵10万，进围陇西。

中平四年(187年)，朝廷委任凉州刺史耿鄙领六郡兵抵御韩遂。东汉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地方常备军比西汉少，每遇战事，皆根据需要临时征集受过训练的预备兵及招募兵士。

东汉后期，由于大量破产小农背井离乡，征集郡兵很困难，所以临时招募者就越来越多。耿鄙所率六郡之兵，多为临时招募的“不习之人”。这支主要由“不习之人”组成的军队，素质极差，不仅大多数人缺乏起码的军事训练，而且军中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从将帅到士兵，都不愿为衰落的王朝力战。

耿鄙军行至狄道，内部便发生兵变。耿鄙任凉州刺史后，所委任的小吏程球专营奸利，“为众人仇恨”，所以兵变的将士先杀掉程球，加入韩遂军。接着陇西太守李相如也叛汉，投奔韩遂军。六郡叛汉兵士便与李相如联合杀掉耿鄙。稍后，耿鄙的司马扶风人马腾也拥兵反叛，投靠了韩遂。

陇西既下，韩遂部便乘势进攻汉阳。起义军的另一首领王国早已到达汉阳，并自称“合众将军”。王国部除西羌之外，还有北地郡胡骑数千，以前的酒泉太守黄衍与信都令阎忠都叛变投靠了王国，并为其出谋划策。韩遂与王国合兵，围攻汉阳城。

汉阳太守出城应战，为敌兵所杀，汉阳郡遂被义军攻下。

攻下汉阳之后，起义军为了更有效地统一作战，立即调整了内部领导机构，共同推举王国为最高首领。在王国的号令下，起义军又向三辅发起第二次进攻。

中平五年(188年)，冬十一月，王国率兵十余万围陈仓。

陈仓是通向汉中和关中的咽喉。当年高祖刘邦败雍王章邯于此地，遂奄有三秦，奠定霸业。现在王国也以重兵猛攻陈仓，其战略意图自不待言。

情形万分危急，灵帝不得不起用被罢免的名将皇甫嵩为左将军，董卓为前将军，各率20000，共救陈仓。主帅皇甫嵩很清楚形势的优劣，40000官兵根本不是义军的对手，但幸亏陈仓兵精粮足，工事坚固，易守难攻。

所以皇甫嵩决定尽量避免马上与敌军交锋，行至中途，即令军队屯兵不前。他要以逸待劳，让韩遂在坚城下自我消耗，然后伺机出兵。

果然，韩遂的人马自冬迄春，连续围攻陈仓达几十天，竟毫无进展，弄得人疲马乏。翌年春二月，疲惫不堪的王国只得自行解围退兵。皇甫嵩趁势追击，王国军损失万余人。义军由此又发生了第二次分裂，韩遂等怨王国出兵无功，损失惨重，所以与众共废王国，立前信都令阎忠为主，统36部，号车骑将军。不久，阎忠病死。

韩遂等将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各部分离而不能合作，实力遂由盛转衰。自此，羌胡联军的威胁才基本消除。

始终伴随东汉王朝统治的羌人反叛，到灵帝末年虽然已基本平定，但是东汉国势也随之衰竭不堪了。

灵帝之前的数次平定羌乱，王朝耗资320亿，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危机。灵帝时期平定羌乱的耗费，则使已深陷财经困境中东汉王雪上添霜。为了支持战争，灵帝只得加紧搜括百姓，无休止地增加赋役，由此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

这一时期的起义和反叛风起云涌，正是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直接后果。

由于汉羌战争的严重破坏，许多地区的生产凋敝，人口锐减。饱经战祸之苦的凉州，人口锐减尤其惊人。灵帝时期，因兵祸天灾，百姓流徙与死亡不可胜记，全国的户口、人口已难清查，所以灵帝朝已无户口记录。可是一些零星材料透露的信息，仍然能显示出灵帝时期，汉羌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金城郡尚有户近四千，到东汉末，却是“户不满五百”。由金城郡，可见凉州人口进一步锐减之一斑。

战祸不仅造成凉州地区户口离散、满目凋零的悲惨景象，也致使京畿地区残破不堪。中平二年(185年)，羌胡联军进攻三辅，冯翊、京兆、河东等郡的百姓，因逃避沉重的赋敛及战祸，流亡者竟达十分之六七。

“羌祸”带给灵帝最致命的威胁还在于，中平年间(184一189年)的羌胡起义，直接促成了凉州军阀与羌胡兵的结合，形成了一支分裂朝廷统治的重要力量。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支重要力量或逐鹿中原、或据守凉州，成为汉末军阀割据的先声。当初灵帝最为忧虑的局面终于出现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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