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自汉武帝托孤到宣帝“始亲万机”，前后共二十年。这二十年中，一直是霍光专擅朝政，皇帝的权力处处受到压制，这种政治现状，当时的人们用“君弱臣强”或“政由冢宰”形容之。

二十年中，霍光身为内朝官员，大权在握，使外朝官员形同虚设，从而呈现出与武帝时期君王躬亲政事、君权高度集中、内外朝势力相互制衡等迥乎不同的政治风貌来。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大将军霍光薨，三年后，霍氏“宗族诛夷”，从而结束了自武帝托孤以来二十年“禄去王室，政由冢宰”的历史，此后，宣帝才得以躬亲政事，施展自己的统治才能。

宣帝彻底清除了霍氏势力以后，他改变武帝以来重内朝轻外朝的做法，慎选丞相、御史大夫二府首长，作为治国的助手，并总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人选。

如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丙吉为丞相，黄霸为御史大夫；黄霸为丞相，于定国为御史大夫；于定国为丞相，陈万年为御史大夫，遂成定制。

考察昭帝时期，亦总是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的人选，如车千秋为丞相，王新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桑弘羊死于丞相车千秋之前，除外）；王新为丞相，杨敞为御史大夫；杨敞为丞相，蔡义为御史大夫；后以蔡义为丞相。

又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8年)丞相匡衡免，右将军王商为丞相；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丞相王商免，诸吏散骑光禄大夫张禹为丞相；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丞相薛宣免，执金吾翟方进为丞相。

由此可见，以御史大夫作为丞相之人选，“遂成定制”之说似经不住推敲。

从皇帝个人权力的角度考察，霍光秉政二十年中，皇帝权力极其微弱。不仅内朝势力唯霍光之命是从，而且外朝官吏多为霍光党亲。这种现状，曾引起过皇室成员和朝野大臣的不满和反叛，但都以失败而告终。

宣帝即位后，对这种现状已极为不满，但他并不是愤然于色，而是隐忍不发，不是急于求成，而是从长计议。

第一，他为祖父戾太子冤狱平反，通过这件事有条不紊地拔擢外家、旧恩势力，以期与霍氏势力相抗衡，从此，史、王、许三家外戚势力在西汉政治中崭露头角。

第二，通过宣扬武帝功德，来申明自己皇位的正统性，以改变自己“由仄陋而登至尊”的身世。

《汉书》卷八《宣帝纪》载，本始二年夏五月，宣帝在诏令中所言“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恐怕是言不由衷之词，因为仅“巫蛊之祸”便株连数万苍生，自己作为皇曾孙，险些丧命，武帝又怎么能称的上是“躬履仁义”呢？

夏侯胜所言武帝“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等词，皆为实情，然宣帝却将其“下狱”。这不得不是汉宣帝面临的一道“心坎”。

宣帝之所以如此，其目的就是要“欲褒先帝”，即想方设法拾高武帝的历史地位，从而强调自身皇位的正统性、巩固和扩张自己的皇权。

宣帝对夏侯胜的处置，出于其维护皇权的威严的用心。经过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的批判，武帝在一班儒生心目中的实际地位已经下降了许多，当时除夏侯胜外，其他儒生对武帝政治也时有反感，不过不像夏侯胜表达得那么尖锐、直接。

如魏相向宣帝谏罢击匈奴时，就委婉地表示，武帝的大兴兵戈并非明智之举。这些情况，宣帝未必不知。然而，他虽是卫太子之后，却出于民间，靠霍光等人废昌邑王刘贺以后才登上皇位，因此对武帝必须要表示出格外的尊敬，否则便不足以显示其“奉承祖宗”，“以安宗庙”的虔诚之心，也无法依靠祖宗的幽灵来保护他的长治久安。

为了褒扬武帝的功业，他在《议庙乐诏》中把讨匈奴、平百夷列为诸功之首，还称这些都是“履仁义”，“讨不服”的壮举。

及至议成，“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正是宣帝采《昭德》之舞”所为之。

这种做法，在后世皇帝中也顿有微词。

成帝时议罢郡国庙，他就“申明”：

“孝宣皇帝尊孝武庙曰‘世宗’，损益之礼，不敢有与焉。他皆如旧制。”

宣帝对武帝的尊重，可谓非同一般了。他的目的，显然是想通过立庙设乐这种做给活人看的虚假之礼，来重新树立武帝的威望。

夏侯胜不能体察宣帝的良苦用心，居然当众出武帝的丑，甚至连宣帝的诏书也敢“非议”，如果不定他的罪，那才真正是怪事一桩了。

阎步克先生认为：

“宣帝特尊孝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自身的正统，但同时也就继承了其政治精神。”

从《汉书》卷七十二《王吉传》、卷八十六《何武传》均有宣帝颇修“武帝故事”之记载来考虑，阎说不无深意。

但宣帝颇修“武帝故事”的用意，可能还远不至此，亦与武帝死后君权急剧衰落的政治现实有关。宣帝以前，西汉六位君主，以文帝政治堪为推崇，武帝次之，然文帝时期君权相对弱小，而武帝时期则是西汉历史上君权高度集中时期。宣帝修“武帝故事”，本身就表明了自己对君权衰弱、霍光秉政现状的不满。

而他对霍光秉政的“不满”，也就是他颇修“武帝故事”的深层用意。

中书，武帝所置，亦称中尚书。中书与尚书，乃一官而二名，若尚书由士人担任，称为尚书，若由宦者担任，则称之为中书（或中尚书）。武帝之所以重用尚书等中朝官员，一方面是要倚赖他们来限制丞相权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多为官秩低微之人，易于控制。

然武帝托孤之后，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权倾天下，霍光死后，霍山“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十分骄恣。

《汉书》卷七十四《魏相传》载：

“又故事诸上书者皆为二封，署其一曰副，领尚书者先发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

说明，领尚书者，对大臣奏议有优先决断权，若奏议对霍氏家族不利，便被封杀，很难上达宣帝本人。可见，兼领尚书事已成为权臣霍光巩固其地位的工具。

加之，朝廷之士多为霍氏党羽，宣帝权力十分有限。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政治局势，宣帝决心重用身边的中书，以此来抑制和削夺尚书权力。

卷六十八《霍光传》载：

“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后上书者益黠，尽奏封事，辄（使）下中书令出取之，不关尚书，益不信人。”

即直接绕过尚书一级，将审阅大臣奏议和引见大臣之权收归后庭，由身边的中书令担任，这样中书令也自然而然的获得了出纳诏令权。从此，中书便代替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核心。

学者王素说：

“当初皇帝专用尚书，本意是限制相权。一旦大臣兼领尚书，皇帝又置中书以削弱大臣。”

道出了宣帝时期尚书与中书执掌权力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重用中书的同时，宣帝还着力改变自武帝托孤以来二府（即丞相与御史大夫府)权力过小的现状，从而使内外朝达到权力平衡的状态。

因此汉宣帝时丞相均善终，他们既有实权，又能发挥相权作用，善于协调皇权与相权、中朝与内朝的关系，对于稳定政局，起了积极作用。

观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陈万年等人，皆与宣帝关系融洽，颇有政绩，便知此言，不无道理。正是在内外朝权力牵制平衡的态势下，宣帝个人的权威才得到了急剧伸张。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武、昭、宣三朝君主权力经历了“U”字型变化，即由强到弱再复归强。元帝以降，皇帝权力又走向衰落。它的衰落是与儒生政治的形成密不可分。

昌邑王刘贺即位二十七日，便被霍光废黜，昌邑群臣悉灭，唯刘贺幸免，被遣退昌邑国故地，并废国为郡，改名山阳。如何对待昌邑王，不得不说是汉宣帝面临的又一道坎。

“幽禁”山阳郡的昌邑王是否有什么不利于宣帝的政治举措，已无从稽考，但宣帝对其的防范却丝毫未敢懈怠。

《汉书》卷七十六《张敞传》载：

“宣帝初即位，废王贺在昌邑，上心内惮之，徙敞为山阳太守。”

在“废贺立询”的过程中，张敞以“切谏显名”，深受宣帝赏识，被宣帝征为太中大夫，与于定国并平尚书，后因“以正违忤”大将军霍光，出为函谷关都尉。宣帝徙张敞为山阳太守，其用意只有一个，即密切防范昌邑王。

张敞之于宣帝，可谓心腹重臣，安排张敞来监视昌邑，可见宣帝用心之良苦。

《汉书》卷六十三《昌邑哀王刘髆传》载：

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元康二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曰：‘制诏山阳太守：其谨备盗贼，察往来过客。毋下所赐书！’”

该诏书的真正用意在督促张敞密切监视昌邑的一举一动，和与昌邑有染的所谓“盗贼”与“往来过客”的动向。张敞对此心领神会，立即将昌邑王的行动向宣帝做了详细的汇报，自宣帝初立到地节三年，八年的“幽禁”生活，已使这位昔日的青年皇帝迅速的衰老，其步履蹒跚、神志不清，精神濒临崩溃，生命几近垂危，再也不可能危及到宣帝的皇位。

从此，宣帝才放松了对昌邑王的刻意防范。而昌邑王最终能保全性命，一方面是因为宣帝一贯对宗室成员多加安抚，不愿将昌邑王赶尽杀绝，另一方面是因为张敞这份十分详细的旨在保护昌邑王的奏报，解除了宣帝的防范和猜忌。对于张敞防昌邑的行为，王夫之以“仁厚”、“识胜”等语论评，王夫之之评论，可谓允当。事实证明，宣帝对昌邑的防范是成功的，自退处山阳与终老豫章，昌邑再也没有掀起什么政治波澜。

《汉书》卷六十三《广陵厉王刘胥传》载：

“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

广陵王因“祝诅”事件而自杀后，宣帝“加恩”，赦免了广陵王诸子的罪行。

卷八《宣帝纪》载：

元始元年“秋七月，诏立燕刺王太子建为广阳王，立广陵王胥少子弘为高密王。”

地节三年“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爵者八十七人黄金各二十斤。”

耐人寻味的是，宣帝何以频频要对广陵王家族厚加封赏。

昭帝死后朝中群臣讨论立谁为皇帝的时候，广陵王胥是众口一词所选定的理想人选，可以说，当时广陵王很有一定的号召和影响力，只因不为霍光拥戴而未成为皇帝。昌邑王被废后，宣帝以“庶人”身份入主未央宫。

从昭帝死到宣帝立，不过百日时间，应当说，广陵王的影响当不会很快消失，宣帝即位后对其仍应采取防范和压制措施，然而宣帝却反其道而行之。

宣帝如此举措，其目的就是通过“加恩”的安抚政策，赢得各个诸侯王对自己皇统合理性的承认与拥戴，同时也暗含了通过培植皇室势力以与霍氏权臣势力相抗衡的意味。

有学者指出：

“宣帝时期起于王国的动乱较少，这固然与武帝时严厉打击了诸王势力有关，但宣帝的‘骨肉之亲’的感化作用，也不能忽略。”

观宣帝一朝，除广陵王因“祝诅”天子，悔而自杀外，再也没有来自皇室诸侯王的叛乱，这不能不说是宣帝安抚策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经过宣帝自即位之日起，便通过种种手段和措施来培植私己势力，以图结束霍氏擅权、君主“拱默”的格局。时日不断推移，宣帝羽翼日渐丰满。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霍光的一病长逝，为宣帝实现这一政治夙愿带来了新的契机。

如何从霍氏手中夺取皇权，是汉宣帝面临的最强一道坎。

霍光死后，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铲除霍氏势力，已成为宣帝与时臣之共同心声，可以说，霍氏灭族是各种政治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若仅以霍氏骄奢或魏相报仇等原因，去解释其灭族原因，则失之单薄。

霍光之死引起了朝廷政治势力的新变化，即霍氏党徒控制朝野的局面由三股政治势力所代替。

一为霍氏势力，主要成员为霍氏及霍氏诸婿。

二为反霍势力，主要以魏相、赵广汉、萧望之及外戚许氏为代表。

三为旧大臣，即霍光死后而不愿依附于霍氏者，主要有张安世、杜延年、丙吉等人。

反霍势力与旧大臣携手，展开了向霍氏势力的斗争，而宣帝显然站在霍氏势力的反面。

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春三月，拥昭立宣的霍光病笃之际，为苦心经营达二十年的霍氏基业做了最后的安排之后，长逝西去。

霍光葬礼，享受了宣帝朝大臣所能享受的最高规格。

宣帝和皇太后亲临光丧（自然皇后也不例外）。

既葬，封霍山为乐平侯，地节三年夏，封霍云为冠阳侯。然而豪华盛大的葬礼和霍氏家族的连连封侯却并不能掩盖宣帝密除霍氏势力的心迹。

首先向霍氏集团发起攻击的是赵广汉，赵广汉本效力于霍光，然在霍光死后却迅速加入了反霍势力，此不能单以其好“摧辱大臣”的品性去论。

赵广汉治京辅时，对“郡中盗贼，闾中轻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请求铢两之奸”，无一不知，且善“微司”人过等事迹，可知广汉事光，乃光之不幸也。霍光生前政多颇失，必为广汉一一掌握。

昔霍氏与御史大夫魏相两家奴争道，霍氏奴闯入御史府，“御史为口头谢”，霍氏方才善罢甘休，其时霍氏权势何其显赫，今赵广汉椎破霍禹府第，皇后哭诉其委屈，然宣帝仅“召问广汉”了事，未加惩处，霍氏境况又何其尴尬，两相对照，则宣帝袒护赵广汉之心迹，不言自明。

赵广汉摧辱霍禹府的具体时间，史未明言，但将其视作反霍派公开向霍氏发难的先声，似无大碍。此后，魏相奏事、张安世掌兵、萧望之上书、金氏去妻等事，次第而发，矛头皆对准霍氏势力。

魏相以给事中与平恩侯许广汉、侍中金安上等人径直出入省中，朝廷政事渐归其领，霍山失去了秉政权。

地节三年四月戊申，车骑将军光禄勋张安世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七月戊戌更为大司马卫将军，而右将车霍禹却更为大司马。霍禹失去了掌兵权。

据《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知，就在霍禹失去掌兵权的同时，宣帝以“许后事件”为借口，纷纷剥夺霍氏诸婿所掌兵权，“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皆为外戚亲信许氏、史氏子弟所执掌。

如长乐卫尉、度辽将军邓广汉改任少府，未央卫尉范明友改任光禄勋，收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赵平骑都尉印绶，出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与此同时，霍光女婿金赏也与霍氏势力划清了界限。

霍氏势力处于孤立状态。

地节三年夏，京师雨雹。萧望之借机上书言事，萧望之上书，意在指陈霍氏擅权之害。他之所以敢指陈霍氏擅权之害，盖有魏相支持耳。霍光生前，萧望之因不愿被“露索挟持”去见霍光，得罪霍光，仕途上备受压抑，虽满腹经纶，却仅得“署小苑东门候”之微职。

魏相亦曾受霍光压制，其受宣帝重用后，为实现宣帝铲除霍氏势力，改变“政由冢宰”之局势，必连结与霍氏素存芥蒂者，故魏相才会“除望之为属，察廉为大行治礼丞”。萧望之既受魏相拔擢，其在政治上进退取舍自当一致。

萧望之上书后，“岁中三迁”，足见宣帝对其赏识之情。这说明，萧望之上书，恰恰道出了宣帝之心声。至此，霍氏势力已成为众矢之的，霍氏灭族，显为计日之事。

史载：

霍云舅李竟所善张赦谓李竟说，若能先杀丞相魏相与平恩侯许广汉二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事被长安男子张章告发，宣帝后虽诏令勿捕；然霍山等人却十分惊恐，于是密谋杀魏相、许广汉，“废天子而立霍禹”，事尚未发动，宣帝便调霍山为玄菟太守、任宣为代郡太守，霍云又获“坐写秘书”之罪，“谋逆”阴谋被揭穿，霍云、霍山、范明友畏罪自杀，霍禹被腰斩，其他党亲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霍氏势力被一洗而空。

自宣帝清除了霍氏势力之后，其君主权力大大增强，从而为其有效发挥君主权力开创中兴基业奠定了前提。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