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李克农
前言
1958年春节刚过，公安部收到了一则敌情通报：
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不详，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居住十余年，并在港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2月24日，一男子在母亲和妹妹的陪同下，来到武汉公安局侦查处，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但是他所述情况引起了李克农的怀疑......
李克农的情报人生
李克农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奠基人之一，1910年在安徽读书的时候，他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6年，他在北伐战争的洪流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李克农来到上海，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创办了《铁甲车报》、《老百姓报》等一系列书刊，后来还担任了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在这段时间，李克农认识了在上海影片公司当演员的中共党员胡底，在他的安排下，李克农又认识了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
这个钱壮飞，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徐恩曾的秘书，而这个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则是国民党中统局头子陈立夫的特务机构。
当钱壮飞介绍完这个无线电管理局后，李克农问道：“壮飞，有没有办法再进去个人，我担心一个人不好周旋。”
图丨钱壮飞
钱壮飞想了想，“现在无线电管理局正在招人，实际上就是扩充特务组织，他们缺少广播新闻编辑，会公开招聘。”
李克农回家后，将这件事报告给了党中央，并提出一个想法：
自己去报考无线电管理局的新闻编辑，打入内部，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
当时，中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组织——中共中央特务科，简称中央特科，负责人有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中央特科内设4个科，其中情报科的科长是陈赓，行动科科长为顾顺章兼任。
周恩来很早就想要把这个披着“无线电管理局”外皮的特务机构拿来为自己所用了，所以才同意让钱壮飞打入敌人内部，对于李克农的这一想法，周恩来非常重视，钱壮飞已经取得徐恩曾的信任了，再派一个人进去，成立特别小组，也是可行的。
于是，周恩来回复：“同意李克农同志报考无线电管理局，把它拿下！”
图丨徐恩曾
于是，李克农重新拿起了书本，开始学习报考知识，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无线电管理局录用了。
来到这里，李克农很快就获得了徐恩曾的赏识，没过多久，他便升任为特务股股长。官虽然不算大，但这却是获取情报最好的位置。
而钱壮飞，已经坐镇南京特务首脑机构，不久后，胡底也打入内部，被派往天津长城通讯社任社长。
徐恩曾还得意的炫耀，说自己有三员得力大将，却不知道“内有乾坤”，周恩来那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便指挥坐镇无线电管理局的三个人组成了特别小组，李克农任小组组长，由他跟陈赓单线联系，而这三个人，也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
图丨龙潭三杰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国民党武汉侦缉处长蔡梦坚没费多少力气，就从顾顺章口中得知了他的真实身份，不仅如此，顾顺章还表示自己掌握了中共中央机关及领导人的住址，并掌握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名单，但条件是他要去南京见蒋介石一面。
同时，他还说不能往南京发电报，暗示有中共卧底，不过蔡梦坚太过兴奋，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依旧给陈立夫和徐恩曾连发了几条电报。
钱壮飞截获这几条电报之后，大吃一惊，第一反应就是要跟李克农取得联系，但是打电话、发电报都不现实，他就让自己的女婿火速去到上海找李克农。
25日，李克农见到了钱壮飞的女婿，并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即五雷轰顶，他需要把消息及时报告给陈赓，但是他们约定碰头的日子是星期一，可今天才星期五。
情急之下，李克农决定不按常规走，他先是找到了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又由江西省委联系到了陈赓，陈赓一听这个消息，十万火急的跟李克农去见了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破例点了一支烟，随后他下令，把顾顺章所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通通掐断，所有机关，也包括无线电管理局在内全部撤退。
图丨周恩来
然而，大规模撤退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因为这些人分别分散在上海几十个住所，而这些地方，顾顺章基本都知道，两天时间，李克农用最快的速度，找寻通知人员转移。
27日，顾顺章到达南京，蒋介石召见，他把自己所知道的全盘供出，陈立夫、徐恩曾带着顾顺章和大批军警特务赶往上海，准备将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赶到上海后，国民党看到的却是人去楼空的景象，中央机关内还冒着缕缕青烟，是前不久才焚烧过机密文件的痕迹。
这批原本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瑞金，但凡晚一点点，让国民党的搜捕计划得逞，后果都不堪设想，而这就是李克农作为情报人员的初亮相。
图丨江西瑞金
自首的神秘男子
解放后，李克农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1955年7月，中共中央调查部成立，李克农任总参副总长兼任部长。
1958年2月的一天，李克农接到了一则奇怪的报告，而这件事情则需要追溯到春节期间，那时，公安部收到一份敌情通报：
“国民党情报局大陆研究所特务，姓名不详，男，年龄35岁左右，湖北人，身材瘦削，该人曾当过宪兵，在港居住十余年，并在港接受特工训练，现准备潜入武汉活动。”
2月16日，经过武汉市公安局的摸排走访，发现一个叫做刘人惠的入境者身份非常可疑，
便把他纳入了侦查范围，随时准备组织力量对他进行调查。
图丨李克农
还没等调查开始，刘人惠的妈妈和妹妹分别去了当地的派出所和公安局，报告刘人惠从香港回到家以后，有不少“反常”的行为或是言语。
武汉市公安局对于刘人惠妈妈和妹妹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她们没有一味地隐瞒包庇，而是及时地向有关部门反馈了情况。
刘人惠是在2月初回到家里的，刘妈妈看见在外闯荡十多年未见的儿子，本来是很激动很开心的，有好几次，她用粗糙的手摸着刘人惠的脸，语重心长地说：“儿啊，你爸爸死得早，我好不容易把你和妹妹拉扯成人，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一家终于团聚了。”
刘妹妹是武汉某工厂的工人，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于哥哥的回归，刘妹妹很是欢迎，她热情的介绍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好形势，还讲到了解放后政府对母亲的照顾，后来她慢慢的感觉到，哥哥对这些不感兴趣。
看见刘人惠不冷不热的态度，刘妹妹的戒备和怀疑越来越多，刘妈妈是街道积极分子，也察觉到了刘人惠的奇怪之处。
她想起刘人惠之前给自己的来信，说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愿意回到家乡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可是现在回来了，态度却如此冷淡，还迟迟不愿报长期户口，问到在香港的事就支支吾吾，没法自圆其说。
图丨国民党宪兵
而且刘人惠1946年的时候当过国民党宪兵，这次回来，会不会是有任务？刘妈妈和刘妹妹商量过后，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刘人惠真的有问题，必须向政府自首。
一天，刘妈妈严肃的对刘人惠说：“儿子，你不会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吧，你要是真的有什么问题，必须要去政府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唯一的生路。”
刘妹妹的话更为直接：“我不能允许家中有国民党特务的存在！”
听到妈妈和妹妹冷冰冰的话语，刘人惠愣了一下，“妈妈，妹妹，我真的不是坏人，请你们相信我，若你们非要我去政府自首，那我就去跟政府说明白，让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刘妈妈和刘妹妹听到刘人惠这样说，心里很是高兴，她们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亲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了。
2月24日，刘家三人一同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令妈妈妹妹没有想到的是，刘人惠讲述了一段让人瞠目结舌的经历：
“1946年，我去到武汉照相馆做了学徒，那一年的12月，我考了国民党汉阳宪兵，1948年调到国民党第5军200师当少尉参谋，这时候，我跟中共地下特务王永生建立了联系，第5军被解放军打败之后，我跟王永生来到福建，为了工作方便，王永生给了我一个‘刘竟’的假身份，我用这个假身份考入了国民党国防部绥靖纵队任少尉组长，后来，我去到台湾，和王永生失去了联系，在台湾，我被调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八组工作，该组派我到香港工作，并由驻港特务机关派遣我来大陆。我和中共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现在我准备去到北京向李克农汇报我的工作，这是最高机密，请你们一定要保密......”
武汉公安局把刘人惠所说的情况汇报给了上级，很快便得到指示：将刘人惠送到北京，此案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审理。
图丨李克农
李克农识别真假特工
北京市公安局很快就把报告送到了李克农面前，李克农叫来了总参情报部的荣正，委托他和刘人惠谈话，辨别真伪。
李克农多次强调，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党的地下特工人员，一定要好好招待，好好安排，他们在敌人内部战斗，很不容易啊。”
2月28日，荣正和刘人惠进行了谈话，不管是国民党宪兵时期，还是和王永生建立联系等细节都非常详细，刘人惠本人也并未显示出半点慌张和犹豫，回答的内容也跟在武汉回答的分毫不差。
从这次对话中，荣正没有找到任何纰漏和破绽，不过依照李克农的要求，荣正还是做了不少走访和调查，甚至询问了不少原来做过地下特工工作的知情人，他们表示，在地下特工关系中，并未出现过王永生和刘人惠这两个名字。
荣正把谈话和调查结果都向李克农做了汇报，李克农面带愠色：“是冒牌货？”，缓了缓情绪，他指示荣正：“把调查结果告诉北京公安局，让他们继续审，这个人一定要审清楚！”
图丨李克农
收到命令，北京市公安局对刘人惠进行了审查，最后，刘人惠的思想防线终于被击垮，交代自己是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派来的特务，跟中共没有任何关系，并交出两包密写剂。
3月29日，经过上级批准，北京市公安局对刘人惠进行逮捕，并继续调查刘人惠的犯罪事实，而调查出来的结果，也是让人触目惊心。
刘人惠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国民党特务，还“死心塌地”的为国民党犯下不少罪行。
刘人惠在武汉公安局讲的故事，一半真一半假，前半段基本是真的，除了那个被编造出来的王永生，在他去到台湾以后，故事就不太一样了，他实际上是被编入了国民党军官储备班，1950年的时候，又考上了国民党国防情报学校，毕业后被编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战俘审讯组。
在此期间，刘人惠多次组织台北等地群众进行反共训练，1953年，审讯被捕的渔民，搜集我党的海军情报。
1954年，通过被俘的志愿军搜集到了青岛、天津等地有关机场、工厂的情报，并绘制成图提供给美军情报部门。
图丨国民党军统头目
1956年，刘人惠的组长杨凌九准备派人去到香港、澳门等地搜集情报，刘人惠知道后，主动报名，愿担任此项任务。
杨凌九向二厅汇报了这份计划，二厅表示，赴港澳地区的工作人员需接受特工训练，这时，二厅六组组长许某知道了这件事，他专门找到刘人惠，打听了他的情况。
许某知道刘人惠在大陆还有亲人之后，叫他给亲人写封信，也就是那封说自己在香港找不到事情做，想要回到大陆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信。
两个月后，刘人惠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欢迎他回来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刘人惠拿着信去找许某，许某只说：“你还要进行特工训练，时间要长一点，先等着吧。”
这一等，时间来到了1957年6月，许某带领刘人惠举行了宣誓仪式，并告诉他接下来的打算：二厅决定让他以偷渡的方式先潜入香港，再潜回大陆。
12月，刘人惠偷渡至香港，做着潜入大陆的准备工作，包括学习广东话，了解香港情况等，几天后，许某来到香港，传达二厅指示：命他编写假历史，着手办理离港手续，迅速潜入大陆，这封书面指示中，还有很多详细内容：
刘人惠系属二厅派遣人员，职务为武汉地区情报专员，活动经费每月881元港币，主要任务是搜集武汉地区军事情报。
图丨李克农
1958年2月12日，许某亲自监视刘人惠登车入境，来到大陆的刘人惠感觉非常惬意，觉得天高气爽，自己就像只离笼的小鸟一样，终于恢复了自由，完全不像在台湾那样压抑。
在母亲和妹妹的讲述和劝说下，刘人惠内心有了动摇，或许他向政府自首，想要请求宽大处理的心理是真的，但是冒充我党地下特工人员这种做法，无疑又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样做并没有让他逃脱人民政府对他的惩罚，1960年5月，刘人惠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
而整件事情中最戏剧的是，那则在春节期间收到的国民党派遣特务的敌情通报，里面所指的并不是刘人惠，后来，武汉市公安局将敌情通报中所说的刘某抓捕归案，而刘人惠，只是一个意外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