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年轻时联合姑姑斗死了伯母，然后调转枪头，又斗倒了姑姑，终于爬上皇位。成为皇帝以后，玄宗一直在盘算一个问题，“有制御夷狄之心，然惧师旅之不供，流佣之未复”。也就是说，他想加强边防，但又怕军费不足。而军费不足的一个原因在于“流佣之未复”，所谓“流佣”，指脱离户籍，逃离本乡，流失的户口。国家没有办法向这些人征税，造成税收减少。

玄宗的心思，被一个八品小官看了出来，那就是监察御史宇文融。开元九年（721），宇文融找了个机会，玩起了毛遂自荐的套路。唐代史官柳芳《食货论》中，记下了宇文融初见唐玄宗时的生动场景：

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关谒见，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言发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数年之中，独立群臣之上，无德而禄，卒以败亡。

这是说玄宗听了宇文融的计策，很合心意，竟听得入神，不觉向宇文融处移动了坐位，大有相逢恨晚之意。那么宇文融究竟献了什么计，竟能令“天子前席而见之，恨得之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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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宇文融的计策非常简单——括户征税。

说穿了，就是检括那些逃户，把他们重新编入户口，以便每年按时薅羊毛。括户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说远一点，北魏和东魏干过，说近一点，唐高祖和太宗也实行过括户。至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的那次括户，宇文融甚至可能亲眼目睹过，所以他能想到这招并不奇怪。

有了玄宗的授意，宇文融撸起袖子，热火朝天地干了四年，不光括得了80万户逃户，他还括得了不少土地，而且对括得的逃户中的成年男子收税，每丁1500钱。要注意，这不属于租庸调，不是常规赋税，而是宇文融想出来的歪点子，且得到了玄宗的同意。

宇文融之前的括户，未见有征税的记载，似乎是在括户之后，就把括得的逃户重新编入州县户籍，以待来年征收正常的租庸调。宇文融却不走寻常路，他是先向归户征收每丁1500钱，然后免除他未来五年的租庸调，以吸引更多的逃户归来。

这招看起来似乎很不错？既括得了八十万户，又收得了不少税。按一家五口人，每家一个成年男丁算，八十万户也有120万贯收入。所以史书说他捞到了数百万贯钱，一点没有夸张。《旧唐书·食货志》：

开元中，有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剩田、色役伪滥，及逃户许归首，免五年征赋。每丁量税一千五百钱，置摄御史，分路检括隐审。得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得钱数百万贯。

这些钱若进入国库，那真正是好事，但问题就在这里，宇文融收来的这些钱，根本就没进入国库，而是进了玄宗的私人金库。《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二年）岁终，得客户钱百万（贯），一时进入宫中，由是擢拜御史中丞。

这里涉及到唐代的财政管理方式。唐代管税收的是户部，户部下面有个度支司，专门负责拟定“支度国用”。这玩意类似现代国家的年度财政总预算，首先根据户籍资料，估算出来年可以征收到多少税收，然后决定来年国家支出可以有多少，并且先将预估可收到的赋税，分配好用途，以用到预定的支出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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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宇文融所征收到的数百万贯钱，原本就不在度支司每年所作的“度支国用”预算当中，是常赋之外的额外税收，原就没有指定用处，所以，似乎是顺理成章，全部装进了玄宗的私人金库。

玄宗原本的目的，说是要拿这笔钱来用作军费，加强边防。但诡异的是，这笔钱进了宫中以后，仿佛泥牛入海，史书再也没记载其用处。而且开元年间边区的驻军，都是采用屯田的方式，自给自足。当然，我们也不能随意揣测，认定这笔钱是被玄宗挥霍了。总之，宇文融搞到的这笔钱，去向彻底成了一个迷。

而宇文融想出来的这个敛财法子，显然是为了讨好玄宗，否则他一个八品监察御史，怎么可能会得到皇帝的信心和信任，受命去执行像括户这样重大的使命？且在这四年之间，他的本官，从监察御史，攀升至御史中丞，其升官之神速，也颇能说明这一点。

不过帝王最是无情，宇文融后来被人检举涉嫌贪赃，玄宗立马一脚将他踢到岭南，最终死在那里。

若算起来，宇文融对普通百姓并没有造成影响，但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他死之后，玄宗又重用了一堆刮地皮能手，如杨慎矜、王鉷和杨国忠等人。这些人都是模仿宇文融的做法，主动向玄宗献上新的抽税办法，得到主子同意后，就去搜刮民间常赋外的赋税，纳入宫中。这些人，全是拿剥削百姓来邀宠，史称“以剥下获宠”。而唐玄宗不知道这些办法都属于横征暴敛么？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宇文融死后没多久，新一个刮地皮能手就登场了——杨慎矜。

从开元二十六年（738）以后，杨慎矜出任了一系列与财政有关的使职。虽然由于史书偷懒，杨慎矜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旧唐书·食货志》“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征责”，以及《韦坚传》“杨慎矜父子，以勾剥财物争行进奉而致恩顾”这些话来看，他应当也是搞巧立名目、加征赋税那一套。要特别注意“承主恩而征责”这句，尤可玩味。

杨慎矜被赐自尽以后，玄宗又重用了王鉷。《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得尤为明确：

又王鉷进计，奋身自为户口色役使，征剥财货，每岁进钱百亿，宝货称是。云非正额租庸，便入百宝大盈库，以供人主宴私赏赐之用。

这家伙征税明目之奸巧，恐怕连杨慎矜看了都头皮发麻。比如说，按当时制度，戍守边疆的士卒六年一轮换，戍守期间免除其租庸。但是守卫边疆的将领都隐瞒败绩，战死的士卒从不向官府申报，导致这些士卒的户籍一直没有注销。王鉷走马上任以后，一律将这种情况当作逃税处理，扣去应当免除租庸的六年后，只要有一年“欠税”，便向他家人追收一年的租庸。竟致有的人家一次被征收三十年的租庸。

王鉷每岁征收到“百亿”的巨额税款，按理应当充作国用，但王鉷却理直气壮地说，这不是“正额租庸”，所以他把这大笔税赋，理所当然地送进了“百宝大盈库”，也就是玄宗的私房大金库。

而玄宗拿这些钱来干什么了呢？“宴私赏赐之用”也。

王鉷之后，杨国忠压轴登场。察言观色，对于他来说是基本功夫。玄宗喜欢钱，他就去搜刮，而且他曾经担任过王鉷的判官，有财税经验，搜刮起来轻车熟路，再加上杨贵妃的关系，“以聚敛骤迁”。他的《旧唐书》本传中，有一段写天宝八载（749），玄宗招呼百官参观宫中左藏库，也就是唐朝的国库。当看到里面“货币山积”，玄宗非常高兴，当场给他加官进爵。

杨国忠搜刮的钱，为何又进了国库？因为玄宗将很多财政要职，都交给了他一人担任，他甚至可以自行规划国家经费开支，自行管理国家各个粮仓的出纳，国库自然也归他管。况且这也只是他为国库搜刮的那部分。

安史之乱，玄宗准备脚底抹油的时候，杨国忠想将左藏库和玄宗的私人金库给烧掉，为此他居然动用了千余人持火炬去焚毁。虽然最后被玄宗阻止，但其面积之大，财货之山积，可以想见。

玄宗任用的这些刮地皮能手，其额外加征的税收，相当巨额，如宇文融的数百万贯，王鉷的百亿文，但却进了玄宗的私人金库，不在正规职司的管控下，更不在“度支国用”的国家预算内，严重扰乱了国家财政，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至于杨国忠，更是肆行搜刮，国库和玄宗私人金库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而玄宗的私人金库，用途完全不透明，好的话可能用于军费，坏的话就是“宴私赏赐之用”。而玄宗中后期是有名的奢侈浪费，《新唐书》卷134史臣赞说，他这是为了“外奉军兴，内蛊艳妃”，诚不为过。

至于大唐盛世下的百姓，除了被轮番刮地皮，还有什么办法呢？虽然杜甫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但我们更应当注意到，这种盛世并未持续多久。 开元后期，在王鉷的横征暴敛之下，便已经有不少富户破产（参见《旧唐书》卷105），遑论一般百姓。等杨国忠上台的天宝年间，情况更是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