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中国历史上对文化的破坏，想必大家都能想到秦始皇焚书坑儒和梁元帝江陵焚书。焚书坑儒自不必说，“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江陵焚书这件事在《三国典略》里有载：“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可以说这两次焚书事件对我国文化传承起到了很大的破坏作用，而在近代史上，有一场被人广为传颂的起义运动也做出了类似之事，而且其规模较前两次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放弃武汉，选择沿长江南下，水陆大军，浩浩荡荡，一举攻克南京，建立割据江南的地方政权。江南，上一次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还要往前追溯到200年前的南明小朝廷。不同于钱谦益等士大夫拥立的南明，太平天国则崇奉“拜上帝教”，欲横扫两千年来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却给江南地区的文化典籍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太平天国掀起毁书运动之前，有必要了解明清以降江南藏书文化的盛况。江南，作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主要指的是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杭州、松江、嘉兴、湖州与太仓等太湖流域核心地区。南宋以后，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出现了“苏湖熟，天下熟”的社会景象。江南地区一批商业繁荣，文化昌盛的城市，如金陵、苏州、杭州等纷纷涌现出来，这些城市有着发达的手工业，特别是书籍印刷和刻书之风非常流行。同时，江南地区一直是文章锦绣之乡，科举取士的重地，“状元”是苏州府的特产之一，因此江南读书、藏书的风气更是领先全国。

明清时期的江南，藏书家众多。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中统计，清代江苏有藏书家290人，主要集中在苏南，浙江有267人。收藏超过万卷的藏书家的有黄宗羲、徐乾学、朱彝尊、王士祯等，家族世代传承的有江宁甘氏津逮楼，宁波范氏天一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仁和丁氏八千卷楼、皕宋楼等。其中徐乾学修筑“传是楼”，用来藏书，仅徐氏收藏的宋元善本便有455部。

朱彝尊痴迷藏书、抄书，修筑藏书楼“潜采堂”、“曝书亭”专门收藏图书，他曾花费足足二十金，购买了明代著名藏家项元汴“万卷楼”的部分藏书，经过数十年的辛苦搜集，坐拥书籍8万卷，后来朱彝尊儿子早夭，朱彝尊害怕藏书流失，临死前还特意给两个孙子刻了一枚藏书印章，上面写着“购此书，颇不易，愿于孙，勿轻弃。” 朱彝尊交代两个孙子，积累藏书的不易，望其珍惜。可见明清时期的江南藏书楼并非一朝一夕，而是家族几代人的苦心孤诣，重金求索得以建成。

藏书楼中比较著名的甘氏津逮楼，曾是清代江宁最大的藏书楼，从甘国栋开始，祖孙三代热衷藏书，自己节衣缩食，舍不得花钱，却为搜集古籍善本，不管是城肆里弄，还是穷乡僻野，都重金求访，最终花了三十年功夫，收藏经史子集达到十万多卷，成为一时之最。另外，清朝统治者向来视江南为人文渊薮，特别重视江南地区的思想文化建设。清高宗下令在扬州、镇江和杭州三地分别建文汇、文宗、文澜三阁储藏《四库全书》，并且允许读书人、士子和学者入阁学习和学术研究。因此江南地区，公私藏书皆达到鼎盛。

太平天国战乱突起，江南藏书业盛极而衰，大量藏书楼灰飞烟灭，藏书片纸不存。太平天国早在定鼎天京之前，沿途经过府道州县，就曾大规模捣毁孔庙、焚烧四书五经。洪秀全在咸丰三年（1853年）下诏书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孔孟所代表的儒家经典，与诸子百家在内的古典书籍皆在焚毁之列，也不准进行书籍的买卖，甚至收藏和阅读，也是一种罪过。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在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城破被抓后，撰写自述，其中便提到了干王洪仁玕曾在杭州献给洪秀全古书万余卷，然“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洪秀全连自己的继承人都不准阅读古籍，可见对文化典籍的敌视是多么深厚！统治者的态度必然会带来太平军的破坏之举。

在这种文化高压，反智主义的诱导下，江南地区的藏书家与藏书楼走向覆灭。首先遭难的是公家藏书。镇江、扬州被太平军攻陷后，文宗阁和文汇阁便先遭到焚毁，包括两部《四库全书》在内的数十万卷典籍片纸无存。当时太平军刚到扬州，士绅曾经请求运使刘良驹筹集费用，搬移书籍到山中躲藏，刘良驹思想顽固，坚决不肯答应，等到太平军火烧文汇阁，阁楼上的门锁竟坚硬顽固，难于打开，一册书籍都未能抢救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古籍善本化为灰烬。镇江文宗阁也是如此，而杭州文澜阁命运稍好些。咸丰十年（1861年），李秀成东征浙江，攻破杭州城。文澜阁藏书混乱之中散出，扔在路上，俯拾皆是。当地有名的藏书家，八千卷楼主人丁丙在市场上购物，发现用来包装商品的纸张竟是《四库全书》卷本，大为惊讶，于是广为搜集补救，文澜阁藏书才得以恢复。

在太平军偏激的禁书、焚书、毁书的举动中，有史可考的就有近30家著名私人藏书楼阁不同程度地毁于战火。其中娄县周厚堉是著名的藏书世家，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后，几代家族收藏的藏书被焚烧殆尽，只存留了一块匾额。鄞县徐时栋藏书近二十万卷，战乱中全部被劫掠。之前提到的江宁甘氏津逮楼，在咸丰三年（1853年）便毁于太平天国兵火，藏书焚毁殆尽。当时甘氏第三代孙甘熙有一首诗传世，“津逮楼边风水虚，听秋阁下竹语疏。伤心十万题签处，半付秦火半蠹鱼。”说尽了书毁文亡的无限悲痛。当时甘熙《贞冬诗录》还记载：“金陵藏书家，若陶、若方、若孙及予家津逮楼，均不下十数万卷，癸丑之乱，悉成灰烬。”除甘家遭逢书难外，其他的藏书名家都无一幸免，可见太平军对藏书楼的破坏和毁灭极为普遍。

同在金陵的藏书家朱绪曾，为官数十年，收藏许多宋元古籍和抄本，全部安置在金陵家中的秦淮水榭，然而在南京陷落时候，十多万书卷全部损失，他的手稿《开有益斋集》也毁于兵火。经过这番打击，朱绪曾并未心灰意冷，在杭州做官生活闲暇之余，仍然孜孜以求，抄录书籍，不料七年之后，李秀成攻破杭州，朱绪曾的藏书再遭损失，他逃亡山中，心中落寞，终于郁闷而亡。

1934年修葺天一阁

著名的宁波天一阁经历范氏家族十代人的艰苦守护，遭遇太平天国战乱后，书籍遗失达十分之六，当时记载“同治元年，长发军之占领宁波也，阁中收藏，零落可怜。”许多天一阁的珍贵书籍流失出去后，竟按斤叫卖，当作破烂旧纸卖给纸厂，制造粗纸，用来包裹商品。光绪年间学者薛福成为天一阁编写了《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相比嘉庆时候，数量仅存十分之二。

太平天国统治时期，极为敌视文物书籍，烧毁文物古迹，废除私塾书院。时人记载，太平军“倘遇书籍，不投之于洄厕。即置之与水火。”“灰尘珲厕中，时有断简残编，见之欲哭。”此类记载屡见不鲜。太平军闯入士绅官宦家中，往往抢夺金银珠宝，要么缴入“圣库”，要么据为己有。其余文书典籍则焚毁破坏，扬长而去，成为行军惯例。浙江地区，四代收藏的杭州汪氏“振绮堂”，藏书数十万卷的杭州汪曾学家，屡世收藏300年之久的孙氏“寿孙堂”等著名藏书家族，藏书全部被焚毁或遭到劫掠遗失。

在太平军摧毁文化事业，破坏文化典籍的同时，也可以看到藏书家们亲身冒险，保护书籍的坚韧意志。太平天国战乱兴起时，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已经到了第三代瞿秉渊、瞿秉清兄弟手上。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地区，两兄弟百般护持，转移隐藏，所藏书籍虽然“一劫于菰里，再劫于香塘角”，但是挑选了其余部分中的宋元善本，利用十艘夹板快船，渡过长江，藏到南通海门的大洪镇，等到太平军撤离后，才载书回到常熟，最终安然无恙。之后瞿氏家族继续守护藏书，先是婉拒光绪帝以三十万两白银购其书的要求，又力拒两江总督端方的觊觎谋夺，最终秉承先人“书不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的遗志，将全部图书捐献给共和国政府。其中宋元善本70余种，捐给了北京图书馆，大部分所藏归于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太平天国战乱，客观上也刺激了新旧藏书家的交替。晚清名臣，封疆大吏丁日昌为官之余，酷爱收藏书籍，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浙藏书纷纷流出，丁日昌趁机购买，得到4万卷书籍。不久,丁日昌任职苏松道，得到了藏书家郁松年“宜稼堂”的宋元旧藏及刻本数万卷，又得到了苏州顾沅“艺海楼”的大部分藏书，初步奠定了藏书规模，并给自己的藏书楼先后取名为“持静斋”、 “读五千卷书室”，后续藏书更是达到10万卷之多，时人称之为“左南方”，藏书一度冠绝江南。

总体来说，太平天国摧毁了上百处藏书楼，直接或间接损毁的文书典籍，达上千万卷之多。当然，清军趁火打劫也要负重要责任。太平天国战乱，直接导致明清以来江南藏书事业受到毁灭性打击，宋、元、明版书籍鲜有存焉，堪称中国古书千古之厄运。中国一直是书文传世，文以载道，文献、文人和文心密不可分，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源远流长，民族历史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重温太平天国书厄历史，更能体会文化复兴的万斤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