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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开国以来，基本上是由阴、马、窦、梁、邓几大资深望重的家族轮流选送皇后。可是，随窦氏外戚，在建宁元年(168年)宫廷政变中的垮台，几大家族垄断皇后选送的历史便划上了句号。

一些出身低微的女子，代之而登后位，在东汉末年的政治大舞台上扮演着令人瞩目的角色。

建宁四年(171年)，宫廷中选立皇后的各种程序，都按制度紧锣密鼓地进行着。选立皇后的一切程序虽然依旧，但是选立皇后的内容却与过去大不一样了。

经过咨询群臣、占卜、龟蓍等一系列程序，七月，宋贵人被选立为皇后。

建宁三年(170年)，宋氏女人选掖庭，不久立为贵人，建宁四年(171年)即立为皇后。在充满险恶与倾轧的宫闱中，宋氏女究竟凭什么能在短短的两年中平步青云？

宋皇后是扶风平陵人，她出身的家族，虽然远不如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阴、马、窦、梁、邓几大望族，可是在西北地区也是颇富名望的。章帝时，宋氏家族的两姊妹同时成为章帝的贵人，灵帝的宋后，正是他们的从曾孙女。

建宁年间(168一171年)，宋氏女的平步青云，应该与她既不特别显赫、也不那么低微的家世有重要关系。

专制皇权下，选立皇后从来不可能是皇帝个人的事情。皇帝需要通过选后进行旨在维护和巩固皇权的政治联姻。

在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参与权势角逐的各种势力都想通过染指皇后的选立，来谋求权位的资本与保障。灵帝朝的选后也毫不例外地被各种政治派系左右着。

以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作为东汉一代势力急剧膨胀的士家大族利益的政治代表，在选后问题上欲竭力维护固有的制度与传统。

东汉一代，在灵帝之前的一百多年里，阴氏、马氏、窦氏、梁氏、邓氏几大家族轮流选送皇后的历史，从光武帝打天下时便开始了。

光武帝的两支妻族——河北的郭氏和南阳的阴氏，是他起兵反王莽后以婚姻形式联络的两支重要军事力量。中兴以后，光武帝先后与“元功之臣”的邓禹、窦融、马援、梁统诸家互结姻亲，并以这批“元功之族”构成东汉统治集团的中坚。

这些开国功臣之家，不仅具有功臣宰执之重，而且又系东汉皇室的姻族戚党。这样的格局，促成了具有东汉特色的“选后制”的形成。

西汉时期，皇帝对后妃的“选纳尚简”，惟以色取人，结果闹出许多宫闱笑话。东汉王朝建立之后，为了革除西汉选后弊端，更为了适应名门望族“婚姻帝室”的现实，便逐渐形成选纳后妃的“采女制”。

每年八月，朝廷派出中大夫、掖庭臣与相工，在洛阳及邻近乡里巡视，按一定标准访察“良家童女”。

朝廷规定了采女标准：

一是年龄在13岁以上，20岁以下；二是姿色端丽，身材颀长；三是“合于相法”；四是德才兼备，即“详求淑哲”、“必先令德”。

所谓“良家”，本指清白人家，名门望族只是“良家”的一部分，可是“采女制”涉及的“良家”，几乎是名门望族的同义语。

洛阳一带是名门大族、功臣、列侯、官僚的聚集之地，“良家童女”一般就只能从这些高门豪族中选出。“合于相法”、“德才兼备”等规定，更将一般的“良家童女”排斥在“采女制”之外。

“合于相法”是指人的骨骼、形体、相貌要合于一定的骨法，即有“大贵之命”，而具有大贵之命的女子，自然非士家大族、功臣官僚之女莫属。

至于“德才兼备”，因东汉功臣、贵族大都重视儒家经典的修为，其子女在年幼时便开始接受儒学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此，“德才兼备”这条标准，基本上保证了士家大族对后妃地位的垄断权。

当然，也有个别低级豪族的“童女”符合“采女制”的规定而入选后宫，但是在士家大族之外的任何嫔妃，绝无染指后位的可能。

从光武帝到桓帝朝的11名皇后中，有9个出自西北、南阳的阴、马、窦、梁、邓五大显赫家族，只有顺帝的阎氏是例外，她没有显赫的出身。而阎氏被立为皇后，完全出于邓太后专权的需要。邓太后不希望她的权力遭到一个有显赫家世背景的皇后的挑战。

东汉的“选后制”是一种保证士家大族利益的制度，以三公为首的官僚集团理所当然地要坚持例行的“选后制”。

问题在于，灵帝时期，官僚集团还有没有完全左右皇后选立的能力。桓灵以来的两次“党祸”，使官僚集团的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与此同时，权宦势力逐渐臻于鼎盛，于是宦官集团便成为左右皇后选立的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桓、灵之际，外戚与官僚集团结成的统一战线，给宦官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虽然权宦们以一场宫廷政变，诛灭了窦氏外戚及陈蕃等士大夫官僚集团首领，可是政敌带给权宦们的心理压力，并没有随政敌的灭亡而消失。

他们时常，心有余悸地提防任何威胁和动摇其地位的因素出现。权宦们明白，只要自己染指权力，自己与官僚集团的矛盾就绝不可能消除，而且还会发展、激化。

要对付这股与自身利益有根本冲突的力量，权宦们深感实在太艰难！由于官僚们的作用自己无法取代，同时灵帝从心里绝不希望宦官权势过大，所以在军国大事上，灵帝倚重的主要还是官僚们。

这样一来，官僚们就总是凭借制度赋予给他们的权力拼命与权宦抗争。

从桓、灵之际过来的权宦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在与官僚集团的争斗中，外戚势力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如果再出现官僚集团与外戚势力的联合，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所以权宦们既希望外戚势力不再与自己抗衡，更企盼它能与自己扭成一股绳。

基于以上利害的权衡，在选后问题上，权宦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选立出身低微、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皇后。

选立这样的皇后，对权宦们来讲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这样的皇后及后党，不至于对权宦们有天然的排斥心理；

其二，皇后在权力场上，没有任何可与宦官们抗衡的根基与资本；

其三，在当时，出身低微的人要登后位，必须依赖权宦的鼎力相助。

也就是说，只要出身低微的人当上了皇后，也就为戚、宦联盟提供了可靠保证。灵帝朝，虽然宦官的权势已达鼎盛，但是他们一一时尚不可能在选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

因为他们一时还难以冲破选后问题上传统力量的束缚；同时在选后问题上，三公有制度赋予的建议权。

宋皇后的产生，就经历过咨询群臣这一重要环节。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的权宦懂得，在选后问题上，按自己意愿行事的步子切忌过急、太大，否则会弄巧成拙。

从灵帝本身来讲，基于巩固与维护皇权的考虑，一方面他肯定不希望以窦氏、梁氏之类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士家大族成为外戚，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妻族有一定的权势，以便作为制约其他势力的因素。当然，作为皇后的人选，还要灵帝能喜欢。

正是以上几股势力“合力”的作用，将宋氏女推至皇后之位。

宋皇后既不是每种势力最理想的人选，又不同程度地符合了每一方面的要求。

宋皇后虽然不是出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士家大族，但她的家族毕竟有一定的影响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官僚集团的需求；宋皇后虽然不是一般的平民女，但是她在宫廷中却没有任何根基，没有势力网作靠山，这正是权宦们在一定程度上能接受的；宋皇后无可挑剔的出身和她本身的“淑媛之懿”，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灵帝的需要。

从宦官的角度讲，宋皇后远不是他们理想的皇后人选，他们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接受了宋皇后，这就注定了权宦们总会想方设法使皇后的人选更符合自己的需要。

恰恰是这一点，决定了宋氏女皇后地位的脆弱性与不稳固性。

以后，通过权宦们的导演，宋皇后的命运便和南阳的一位平民之女产生了某种联系。

建宁(168年一171年)末年八月，朝廷“采女”的时节，一位姿色出众、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选进了灵帝的后宫。

随着这位绝色美人的到来，已经很不平静的宫闱中，即将掀起更大的波澜。

这位美人姓何，出身于南阳一贫贱的屠户。按“采女制”及乐汉的采选习俗，屠户女无论怎样也是不可能当选的。可是何氏女的家人却以财货贿赂主选官，使此女当选。

没有直接的材料表明，权宦们在何氏女“人选掖庭”中起了什么作用。可是联系何氏入宫以后与权宦的关系非同寻常的事实，何氏女入掖庭，应当是权宦左右皇后人选这盘棋至为关键的一步。

同时，从逻辑上讲，在当时要扶植出身贫贱者为后，没有精心策划，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首先，按常规，出身贫贱者连入掖庭的资格都没有；其次，纵然有贫贱女通过贿赂得以入选进宫，但是在嫔妃成群的后宫中，谁能保证她对皇帝就一定具有吸引力。应该说，当年“采女”的主选官是秉承了权宦的意志，按照他们的要求物色到了何氏。否则，当时的一个屠户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能够通过贿赂来造就女儿入选宫掖的好运。

通过主选官精心物色的何氏女，果然不负宦官之望，凭她的姿色与手段，当然也少不了权宦们的推动作用，很快便迷住了灵帝，得到了灵帝的无比宠幸。

密切注视着何氏地位变化的权宦们，立即抓住何氏受宠这一契机，加快了左右废立皇后的步伐。

进宫以后，聪慧过人的宋氏，渐渐明白了宫闱之中，勾心斗角的可怕与相互倾轧的险恶，所以初为皇后的那份喜悦很快便被一种沉重所取代，她一直在如覆薄冰般地维持着皇后的地位。

从接人待物的角度看，宋氏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尤其是对那帮宦官，心思周密的宋后尽量获取他们的好感。宋后身遭不测之后，好些宦官都对她深表同情，这完全可以证明她在宦官身上下了不少修好的工夫。

虽然如此，但是皇后的位置是不同利益集团争夺的重要对象，所以宋皇后的个人品质及作为也就无法对自己的命运沉浮起决定性的影响。她个人的行为固然可以获得一批宦官的好感，但是由她当皇后却与宦官集团的根本利害有冲突，这就决定了无论宋皇后怎样表现，她早晚都难逃厄运。

光和元年(178年)，灵帝得到一封非同寻常的奏书，太中大夫程阿上书告发宋后，说她利用“巫蛊之术”咒诅皇上。

所谓“巫蛊”，是一种巫术，一般用埋木偶人的方式，向鬼神诉说自己的心愿，祈求鬼神降祸于祈求者所憎恶的人。这种巫术在当时非常盛行，从民间到宫廷，从达官贵人到后宫嫔妃，在怨仇得不到正常发泄时，无不想通过这种巫术达到目的。

这一诬告奏书，是权宦王甫等人幕后策划出台的。陡然获得这一消息，灵帝难以置信。可王甫等人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促使灵帝很快将诬告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宋后也就难免大难临头了。

权宦们为什么恰恰在光和元年(178年)，抛出了将宋后置于死地的诬告？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4年)之际，灵帝对何氏的宠幸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何氏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能得到灵帝的极度宠幸，除了她的姿色、手段及权宦的作用外，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熹平五年(176年)何氏生下了皇子辨。

历代后宫嫔妃因生子受宠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灵帝朝的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母以子贵”却有着超乎寻常的意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皇子辨出生之前，灵帝的好几个儿子都夭折了。

在宗法制的“家天下”时代，“无子断嗣”带给一个皇帝的痛苦和沉重肯定是巨大的。正当灵帝为“无子”而忧心忡忡痛苦万状的时候，皇子辨喜降人世。

欣喜若狂的灵帝生怕自己的“龙种”又遭不测，所以在欣喜之余，更没有忘记采取时人认为最佳的呵护措施，即暂时不给辨以“皇子”的名分，将辨抱养在史姓道人之家，称辨为“史侯”。

皇子辨的这种超乎一般皇子的稀奇与宝贵，理所当然地反应到了他的生母身上，灵帝对何妃的宠幸陡然猛增，一下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生皇子辨之后，何氏立即由一般的嫔妃擢升为贵人。

更能显示灵帝极度宠幸何妃之处还在于，何氏由一个贵人的身份，竟能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当然，何贵人能肆无忌惮地干预朝政，一方面离不开灵帝的极度宠幸，另一方面更离不开权宦的幕后策划。惟其如此，何贵人染指朝政的程度和速度才能那样惊人。熹平五年(176年)，何氏因生子封贵人，不到两年，她的干政就将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了。

光和元年(178年)，后妃干政已引起了朝臣的强烈不满，他们纷纷上书要求警惕后妃干政之患。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各种灾变及奇异的现象频繁出现，朝臣们便趁机上书要求灵帝修政以禳灾异。光和元年(178年)七月，光禄大夫杨赐，满怀对朝廷的忠诚，以朝臣、帝师的身份上书批评灵帝，说他以姿色亲信内宠，造成“亲媵嬖人阉尹之徒，共专国朝，欺罔日月”的局面。

与此同时，议郎蔡邕也上书指出：

“枢机之内，衽席之上，独有以色见进，陵尊逾制，以招变象。”

联系朝臣们上书前后宫闱中的“何妃生皇子”、“废黜宋后”等重大事件，朝臣们所抨击的“以色邀宠”，进而“陵尊逾制”、“干预朝政”的后妃，只能是何贵人。

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灵帝对何贵人的宠幸急剧膨胀，让权宦感觉到以何贵人取代宋后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他们便开始寻找和选择左右皇后废立的时机。

光和元年(178年)，谴责后妃干政的浪潮来势汹汹，这无疑会促使权宦们加快废立皇后的步伐。

从谴责、反对浪潮中，权宦们感到一种危机。

将出身贫贱的后妃立为皇后，困难和阻力已经很大，因为这在东汉是没有先例的。朝臣们纷纷反对，不仅增加了立她为后的阻力，最为可怕的是，任这种反对、排斥情绪发展下去，完全可能使他们精心策划的“立何妃为皇后”一事功亏一篑。

所以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废立皇后之事，已无法再等待了。

于是在光和元年(178年)十月，诬告宋皇后“祝诅”的奏章便出台了。与此同时，以何贵人为首的受宠后妃们，也加紧在灵帝身旁毁谤宋后。

权宦们太了解灵帝了，所以他们选择的打击、排斥异己的时机总是那样准确。从当时的情况看，宋皇后“祝诅”之事既显得那样合情合理，由不得灵帝不信；又能深深触动灵帝最敏感的神经，不能不使灵帝怒不可遏。

宋皇后在位的八年中，自何氏进宫之后，灵帝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渐渐疏远了她，尤其是熹平(172一177年)、光和(178一183年)之际，何氏的受宠与宋皇后的失幸两相衬映，最为明显。

宋后与何妃的实际地位由此发生急剧变化，以至让朝臣们为何氏的“陵尊逾制”深感愤慨。身居正位而无宠，宋皇后为此能不怨恨灵帝？

更何况宋皇后的亲姑姑，作为勃海王悝的妃子，在熹平元年(172年)，与悝一起被灵帝无情地诛杀了。尽管灵帝日渐疏远了自己的皇后，但是万万想不到，皇后竟然为此以巫术诅咒自己，所以初读诬告奏书的那一刹那，灵帝竟瞠目结舌起来。

可回想起平日从近侍和一些嫔妃那里得到的种种信息，灵帝这才感到皇后的怨毒之情的确已是“冰冻三尺”了！

如果仅仅因为失宠而怨恨，灵帝或许还会对皇后稍加体谅，但皇后为她死去的姑姑而滋生怨恨，则是灵帝绝对不能容忍的。在“皇位”问题上，心态极端敏感与脆弱的灵帝，对“刘悝谋反”的恐惧与仇恨早已深入骨髓，永远无法化解。

皇后竟敢为刘悝等人怨恨、“祝诅”灵帝，灵帝还可能对宋皇后生出丝毫原宥之情吗？

中大夫程阿上书诬告宋皇后“祝诅”灵帝；权宦王甫与何妃等人则为程阿的诬告做“注”，他们天衣无缝地配合，不仅使灵帝相信了“祝诅”之事，而且还硬将所谓的“祝诅”与“刘悝谋反”之事联系起来。

于是，灵帝对宋皇后的怨仇之火也就被熊熊地煽了起来。怒不可遏地灵帝立即诏令废黜宋后，诛杀后父及其兄弟，并流放宋后的其他亲属。不久，怀着满腔冤屈与忧愤的宋皇后就死于暴室中。

虽然权宦们迫不急待地导演出“废后事件”，可一时间，他们却没能如愿以偿地将何贵人推置皇后之位。宋皇后被废不到两个月，就有朝臣上书为她喊冤叫屈。

朝臣们为宋后鸣冤，无疑成了立何贵人为皇后的障碍。不过，权宦们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排除朝臣们设置的任何障碍，所以朝臣的障碍最终并没产生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两年之后，也就是光和三年(180年)十二月，屠户女何氏终于登上了皇后之位。

“废后”及诛杀宋后父兄子弟之后，灵帝也并不是那么心安理得，对宋皇后的怨恨与冤杀无辜的矛盾心态常困扰着灵帝。

一方面，灵帝心中充满了对威胁皇位的勃海王悝及宋皇后的怨毒，而且是一种至死也不曾淡化的怨毒；另一方面，在灵帝的心灵深处，冤杀刘悝及宋后的潜意识却不时在涌动。

宋后死去不久，灵帝即产生了宋皇后“游魂不安”的恐惧。以后，又梦见桓帝声色俱厉地斥向他：

“宋皇后到底何罪之有？你竟然听信邪言，将她害死；勃海王悝已经改邪归正，为什么还要诛杀他？现在宋氏及悝都亲自向上帝诉说冤情，连上帝也为之震怒不已，你已犯下了难赦之罪！”

从恶梦中醒来的灵帝，已是冷汗涔涔。

翌日，灵帝便迫不急待地问羽林左监许永说：“这个梦是什么预兆？假若是凶兆，能够消除吗？”

许永趁机将朝中一种带倾向性的意见告诉了灵帝，许永明明白白讲出了刘悝及宋皇后冤死的全部事实，并指出“失刑”、“冤杀无辜”会招天帝降罪，同时也向灵帝点明了消弥过错的补救措施，可是一直被“冤魂”困扰而生出了许多恐惧的灵帝，却至死也不肯对刘悝与宋后的“冤魂”有丝毫安抚。

由此可见，通过宦官导演而由灵帝自己幻化出来的“宗室谋反”事件，对灵帝的影响有多么深刻。

权宦们利用灵帝对皇位问题的极度虚弱的心理，导致了刘悝被诛，宋皇后满门冤死。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正是这样虚弱，造就了灵帝自身的巨大悲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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