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总理突然找到一位摆摊大爷：您来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吧

北京德胜门外，一位穿着朴素的老人正在摆摊卖些古董瓷器。忽然，几辆黑色轿车停在了摊位旁。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人快步走来，正是周恩来总理。街坊邻居都知道这位＂七爷＂曾是清朝皇族，可谁也没想到，他会在这一天收到如此特别的邀请。＂七爷，我代表政府诚挚地邀请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总理的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惊呆了。这位＂七爷＂到底是谁？他为什么能获得这样的青睐？而这个邀请又将如何改变他的人生？

一、皇室血脉：从贝勒到摆摊人

世人常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但谁能想到，这位在德胜门摆摊的老人，竟是大清朝堂堂贝勒爷。

1887年农历八月初八，载涛出生在紫禁城中，这一天恰逢中秋佳节。当时的光绪帝得知弟弟降生，连忙派太监送来了珍贵的补品。载涛的生母荣惠夫人抱着襁褓中的小皇子，对着明月许愿：＂但愿这孩子能像他的皇兄一样聪慧。＂

载涛自幼聪颖过人，五岁便能背诵《三字经》。光绪帝对这个弟弟格外喜爱，常常让他入宫陪伴。宫人们都说，每当载涛来到乾清宫，光绪帝总会放下手中的奏折，亲自教他认字读书。

1902年，年仅十五岁的载涛便继承了贝勒爵位。按照大清律例，新科贝勒要选一处王府居住。载涛的贝勒府就坐落在如今北京东四十条附近，占地近百亩，府中光是房间就有三百多间。

府中最气派的要数正堂＂寿禧堂＂。这座大殿通高三层，飞檐翘角，金砖镶地。每逢初一十五，载涛都要在这里接受府中下人的跪拜。殿内陈设着黄花梨木的太师椅，雕花檀木的博古架，架上摆满了各朝名窑瓷器。

1908年，光绪帝驾崩，年仅三岁的溥仪登基。作为皇叔，载涛被立即召入宫中，担任军机处行走。每日卯时一到，他就要乘坐专门的肩舆进宫，处理军政要务。

那时的载涛，每日的衣着都要按照季节更换。春天穿芙蓉纱的长袍，夏天是苏绣孔雀纹的褂子，秋天换上貂皮镶边的马褂，冬天则是整套的紫貂皮袄。就连用膳，也要专门的太监提前试菜，大小碗碟加起来有一百多件。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族，后来会沦落到德胜门摆摊？这其中的转折，还要从1911年说起。

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当其他王公贵族纷纷携款外逃时，载涛却选择留在了北京。他遣散了府中大部分下人，只留下几个贴身老仆。原本富丽堂皇的贝勒府，渐渐冷清下来。

到了1920年，连年的战乱让载涛的积蓄渐渐耗尽。不得已之下，他变卖了贝勒府，带着一家老小搬进了普通的四合院。从锦衣玉食的贝勒，变成了街边卖古董的小贩。

德胜门的街坊们见他排行第七，便尊称他为＂七爷＂。街头巷尾，常能看见＂七爷＂支着一张小桌，上面摆着几件府中带出来的瓷器。那些过往的繁华，都浓缩在这一方小小的摊位上了。

二、民族大义：拒做傀儡的骨气

1934年的一个春日，北平城内传来一个轰动性的消息：溥仪成了伪满洲国的皇帝。一时间，不少清室宗亲纷纷动身前往长春，想要在这个日本人扶持的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特务机关派出了一位特使，专程来到载涛的住处。这位特使带来了一份委任状，上面赫然写着要任命载涛为＂满洲国礼部尚书＂。特使带着谄媚的笑容说：＂贝勒爷，您在长春的官邸已经准备好了。＂

载涛连茶都没有端给对方，只说了一句话：＂我宁可在北平街头摆摊，也不去做汉奸！＂说完便起身离去，留下特使一人尴尬地站在院子里。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北平城。伪满洲国的官员们没想到，一个靠摆摊为生的前清贵族，竟然有如此硬气。

但日本人并没有就此放弃。1935年初，伪满洲国的＂军务总长＂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北平，专门拜访载涛。他们带来了一份厚厚的礼单：黄金千两、洋房一座、专车四辆。条件很简单，只要载涛去长春露个面，这些就都是他的。

载涛听完，转身进了里屋，取出一个旧木匣子。匣子里放着一面绣着＂忠义＂二字的锦旗，那是光绪皇帝赐给他的。载涛将锦旗往桌上一放：＂诸位请回吧，这面旗子就是我的回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平后，又派人三番五次地登门拜访。这一次，他们不仅提出优厚的待遇，还搬出了溥仪的手谕。可载涛依然不为所动，甚至在日本人来访时，干脆搬到了城郊的亲戚家暂住。

面对日本人的利诱威逼，载涛始终保持着一个态度：宁可饿死，也不做亡国奴。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载涛过得很是清苦。有时为了省钱，一顿饭只吃几个咸菜。但即便如此，当他得知有些老街坊因为躲避日军而揭不开锅时，还是会偷偷送去一些粮食。

北平的百姓都记得，在日军统治时期，德胜门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摊位。摊主是个老人，摆的都是些精致的瓷器。每当日本军官想来买东西，这个摊位就会突然消失，等日本人走了才又悄悄出现。

1945年，抗战胜利。载涛的选择得到了最好的印证。那些当年投靠伪满洲国的权贵，大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载涛虽然生活清贫，却保全了自己的气节。

这段经历，成了载涛日后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一个人的选择可以超越他的出身和地位。

三、马背传奇：鲜为人知的特殊才能

在载涛显赫的身世和坚贞的气节背后，还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本领：相马。这项技艺，还要从他年少时说起。

1895年，八岁的载涛跟随光绪帝来到了皇家马场。当时清廷从俄国采购了一批新马，需要挑选最好的几匹作为御用。载涛站在场边，指着其中一匹白马说：＂皇兄，那匹马不能用。＂在场的太监们都笑了，觉得这个小贝勒是在胡闹。

没想到第二天，那匹白马就在训练时突然发狂，伤了两个马夫。从那以后，光绪帝便特许载涛跟随御马房总管苏连升学习相马之术。

苏连升是满洲正白旗人，祖上世代在御马房当差。他将祖传的《相马经》、《相马歌诀》悉数传授给了载涛。这些古老的典籍记载了相马的精妙之处：看骨相，辨毛色，察步态，听嘶鸣。

载涛天资聪颖，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艺。他能从马的眼神判断性情，从蹄印分辨耐力，从鬃毛看出健康状况。1902年，他在太和门前为光绪帝挑选御马时，一眼就认出了混在普通马群中的一匹汗血宝马。

1904年，载涛接管了御马房的部分事务。他改良了马匹的饲养方法，创造了＂三季养膘，一季健骨＂的养马之法。春夏秋三季让马儿养足膘，冬季则以精料搭配训练，使其强筋健骨。

这种方法很快见效。当年参加秋季阅兵时，御马房的战马个个精神抖擞，连总理衙门的洋人顾问都连连称赞。载涛还总结出一套相马的＂四看四辨＂法则：看头认品性，看腿知力量，看背测耐久，看蹄辨速度；辨声听健康，辨步察性情，辨食知调教，辨息测耐力。

即使在摆摊时期，载涛也没有放下这门手艺。德胜门外就有一个专门的马市，每逢赶集的日子，商贾们都会请他帮忙相马。载涛从不收取酬劳，只说：＂马是好伙伴，帮马找个好主人是应该的。＂

1935年，北平城发生了一件趣事。当时有个富商花重金从山东买来一匹据说是千里马的宝驹，请载涛去看。载涛只看了一眼就说：＂这马是好马，就是跑不了千里，最多能跑三百里。＂富商不信，非要试试。结果这马跑了280里就累得趴下了，分毫也动不了。

载涛的相马本事渐渐在北平城出了名。就连一些日本军官的马出了问题，也想请他去看。但载涛总是以＂老眼昏花，看不清楚＂为由推辞。街坊们都说：＂七爷宁可看平民的驴，也不给日本人的马相病。＂

这份独特的本领，在1950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派上了大用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前夕，国家急需培育优质军马。载涛的相马之术，终于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

四、政协风云：从街头到会堂

1950年春天，当周总理的轿车停在德胜门外的小摊前时，谁也没想到这会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载涛正在给一位老主顾讲解一件青花瓷碗的来历，突然听到有人喊＂七爷＂，抬头一看，竟是周总理亲自来访。

那天，周总理在街边的茶摊和载涛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从清末的军政大事，到抗战时期的种种见闻，再到相马养马的独特技艺。周总理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临走时，周总理郑重地向载涛发出了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邀请。

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德胜门。街坊们纷纷来到载涛的小摊前道贺。一位卖烧饼的老师傅说：＂七爷，您这是要进中南海了！＂载涛笑着摆手：＂我就是个卖古董的，哪敢想那么多。＂

第二天一早，全国政协的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套新制服和会议资料。载涛小心翼翼地打开文件袋，发现里面有一份《政协委员工作手册》。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参加新中国的重要会议。

1950年4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当载涛穿着整齐的中山装走进会场时，不少老委员都认出了他。有人惊讶地说：＂这不是德胜门的七爷吗？＂

会议期间，主席台上的毛主席特意招呼载涛上前交谈。毛主席说：＂听说您懂马，咱们国家正缺这样的人才啊！＂载涛连忙回答：＂为新中国尽一份力，是我的荣幸。＂

在起草议案时，载涛遇到了难题。他虽然精通相马养马，但从未写过正式的提案。这时，政协委员李济深得知他的困扰，专门来帮忙。李济深说：＂您就把您懂的都写上去，就当是在跟大家讲解相马的学问。＂

就这样，载涛写出了《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提案。他在提案中详细阐述了相马的标准、养马的方法、改良马种的途径。特别是关于如何在短期内提高军马质量的建议，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

当这份提案呈交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连说三个＂好＂。会议休息时，毛主席还特意找到载涛，询问了更多关于马政改革的想法。载涛一一作答，言辞恳切，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践经验。

会议结束后，载涛并没有立即回到德胜门摆摊。组织上考虑到他的特长，决定让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当任命书送到载涛手中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这一身本事，总算能为国家派上用场了。＂

五、战火纷飞：为国效力显身手

1950年10月，一场关系到新中国命运的战争即将打响。在马政局的办公室里，载涛正在审阅各地军马的统计报告。这时，一份加急电报送到了他的案头：朱德总司令要求马政局立即组织两万匹军马支援前线。

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要知道，当时全国的优质军马总数都不到三万匹。但载涛却胸有成竹，当即拿出一张全国马场分布图，在上面划出了几个重点区域。

第二天一早，载涛就带着马政局的同事们分头行动。他亲自前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那里是蒙古马的主要产地。当地牧民们听说是为抗美援朝征调军马，纷纷牵出自家最好的马匹。

在挑选军马时，载涛采用了他独创的＂三看四试＂方法。＂三看＂是看体格、看性情、看耐力；＂四试＂是试步态、试负重、试涉水、试耐寒。每一匹入选的军马都要经过这些严格的考验。

有一次，载涛在察哈尔草原看中了一批蒙古马。当地的马倌说这些马太野性，不好驯服。载涛却说：＂越是野性的马，越能经得起战场的考验。＂他现场示范了一套驯马技巧，不到半天时间，这些烈马就变得温顺了许多。

为了确保军马能适应朝鲜战场的环境，载涛特意设计了一套适应性训练方案。他让马夫们在夜间训练军马行军，在积雪地带进行负重训练，在河流中实施渡水演练。这些训练为后来军马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0年深秋，第一批军马开始向前线输送。载涛亲自到火车站检查马匹的装车情况。他要求每节车厢都要铺上厚厚的稻草，在马的两侧加装防护栏，以免颠簸时受伤。为了防止军马中暑，他还特意在车厢顶部加装了通风设备。

军马运到前线后，立即显示出了重要价值。在上甘岭战役中，当汽车无法通行时，正是这些军马，在陡峭的山路上运送着弹药和补给，支援着前线将士。一位志愿军战士后来回忆说：＂在最艰难的时候，就靠这些马儿一趟又一趟地往上送粮食和弹药。＂

1951年春，又一批军马被送往前线。这次载涛特意挑选了一批身材较小但特别耐寒的蒙古马。这些马虽然个头不大，但特别适应朝鲜的山地环境。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这些矮小但强壮的蒙古马，成为了志愿军运输队最倚重的帮手。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统计显示，载涛和马政局的同事们总共为前线输送了超过两万匹军马，这些马匹运送了数十万吨的军需物资，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按照他生前的要求，骨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着＂爱国志士＂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