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赵炜陪邓颖超去医院看周总理，嘱咐：千万别哭

引言：

1975年深秋，北京的海棠花早已凋谢。这一天，赵炜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陪同邓颖超去医院。临行前，邓颖超握着赵炜的手说：＂孩子，等会儿见到恩来，记住，千万别哭。＂赵炜点点头，可眼泪已在眼眶中打转。二十年来，她作为周总理的秘书，见证了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此刻，那些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个爱海棠的完美主义者，那对用纸条传情的革命伴侣，那些关于未出世孩子的遗憾，还有那间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的西花厅...此行意味着什么？这对相濡以沫的革命伴侣，将会怎样书写他们最后的篇章？

一、忠诚秘书：赵炜与周恩来的缘起（1955-1975）

1955年的一个春日，赵炜第一次走进中南海西花厅。那天，她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布衣，手里紧握着组织部的介绍信。推开那扇厚重的红木门时，她看到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

周恩来抬头看了看这位年轻的姑娘，放下手中的钢笔。他穿着一件笔挺的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看到赵炜紧张的样子，周恩来微笑着说：＂坐下说话。＂

赵炜的第一项工作是整理文件。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文件按照轻重缓急分成四个区域。每天早上，赵炜都要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将新到的文件分类放好。一次，她将一份外事文件放错了位置，周恩来并没有责备她，而是耐心地解释了文件分类的重要性。

在工作中，赵炜逐渐了解到周恩来惊人的工作节奏。深夜两三点，西花厅的灯光依然亮着。有时周恩来工作到凌晨，会让赵炜先回去休息。但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当赵炜到办公室时，常常发现周恩来已经在阅读当天的电讯和报纸。

1956年春节前夕，周恩来交给赵炜一项特殊任务：整理一份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工作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需要查阅大量档案，往返于各个部门之间。赵炜连续工作了一周，终于在除夕前完成了初稿。周恩来仔细审阅后，对她说：＂材料很完整，但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每个数据背后都是活生生的历史，要用心去体会。＂

1957年的一天，赵炜发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个青花瓷笔筒。那是邓颖超从景德镇带回来的，上面绘着淡雅的梅花图案。周恩来每天都会仔细擦拭这个笔筒，笔都按照长短顺序整齐地插在里面。

随着工作的深入，赵炜见证了许多重要时刻。1958年大跃进期间，周恩来经常带着她下基层调研，了解真实情况。在一次去河南的考察中，周恩来看到某些地方存在浮夸风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实事求是地报告情况。

1962年，周恩来的工作更加繁忙。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三十多个小时，赵炜想劝他休息，可还没开口，周恩来就说：＂现在是特殊时期，多干一点是应该的。＂

1964年，周恩来让赵炜协助整理一份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重要文件。在审阅文件时，周恩来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仅为了修改一个数据就要反复核实多次。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深深影响了赵炜。

二、西花厅里的细腻时光（1955-1973）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的西北角，是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院子里种满了海棠树，每到春天，粉白的海棠花开满枝头。这里成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近二十年的地方。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作息时间完全错开。周恩来通常在凌晨三四点钟才休息，而邓颖超则保持着正常的作息规律。赵炜经常看到，当周恩来在清晨六点刚刚入睡时，邓颖超已经起床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到了晚上九点多，邓颖超准时休息，而周恩来则开始处理最繁重的公务。

尽管两人作息时间相反，但他们之间的情意却从未间断。1957年的一天，赵炜收到邓颖超交给她的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的气温比昨天低，记得多添件衣服。＂这样的纸条在西花厅时常可见，有时是提醒用餐，有时是关心天气，更多时候是叮嘱注意休息。

海棠花是西花厅最特别的风景。1958年春天，周恩来特意让园丁在院子里多栽了几棵海棠树。每到花开时节，他都会站在窗前望着院子里的海棠发一会儿呆。有一次，赵炜整理文件时发现周恩来的日记本里夹着一片干枯的海棠花瓣。

在西花厅的日常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保持着极其简朴的作风。他们的房间十分普通，除了必要的家具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装饰。但周恩来的书桌永远整洁有序，笔筒里的钢笔按照长短排列，文件分门别类地摆放。

1960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西花厅的海棠树上积满白雪。邓颖超让人将周恩来办公室的暖气调高一些，但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让人调回原来的温度，说：＂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们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有时候，邓颖超会在周恩来工作的间隙，悄悄让厨房准备一些简单的点心。1965年的一个深夜，赵炜看到邓颖超让人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周恩来喝完后，在纸条上写道：＂谢谢你的挂念，我很好。＂

1970年春天，西花厅的海棠开得格外灿烂。一天清晨，周恩来难得早起，在院子里和邓颖超一起散步。赵炜远远看到，两人站在海棠树下说话，周恩来指着树上的花朵，似乎在说些什么。那是赵炜在西花厅见过的为数不多的、两人能共处的时刻。

即使在最繁忙的时期，两人也从未忘记对方。1972年，周恩来在准备中美建交的重要文件时，邓颖超依然坚持用纸条叮嘱他按时吃药。而周恩来则会在批阅文件的间隙，用便笺回复几句简短的话语，表达自己的关心。

西花厅的门口有一棵最大的海棠树，据说是两人最初搬来时就有的。每年花开花落，见证着这对革命伴侣的相濡以沫。1973年春天，这棵老海棠结出了格外多的花朵，仿佛在预示着某种特别的时刻即将到来。

三、鲜为人知的三个瞬间（1955-1975）

1964年3月的一天，赵炜正在整理文件，周恩来突然对她说：＂今年是我六十岁生日，颖同志想为我办一个小型晚宴。＂这是赵炜第一次听说周总理的生日安排。当晚的晚宴在西花厅的小餐厅举行，只有极少数人参加。

餐桌上只有八个菜，都是家常便饭。邓颖超特意准备了一碗长寿面，面条是她亲手和面擀制的。周恩来看着这碗面，轻声说了句：＂还是家里的面条香。＂席间，周恩来谈起了往事，说起1935年在遵义时，邓颖超用一把红薯和几个咸菜为他过生日的情景。那天晚上，周恩来破例没有加班，九点钟就结束了晚宴。

1970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夕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赵炜记得，在会谈前的那个深夜，周恩来召集相关人员在西花厅开会。当时已是凌晨两点，周恩来仍在审阅每一份文件，反复推敲每一个细节。他特别关注双方会谈时的座位安排、茶歇时的话题选择，甚至餐桌上的菜品搭配。

那天晚上，周恩来让赵炜去找一份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旧档案。当她找到档案送进办公室时，看到周恩来正在用放大镜仔细查看会议现场的照片，研究与会者的座位布局。直到东方泛白，周恩来才放下手中的工作，对大家说：＂准备工作做得越细致，谈判时就越有底气。＂

1973年的最后一次上海之行，是赵炜印象最深刻的时刻之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周恩来坚持要去上海视察。在上海的五天里，他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多个工厂和港口。在上海港，周恩来站在寒风中详细询问了港口的吞吐量和未来发展规划。

在视察上海石化总厂时，周恩来注意到工人们的工作服已经很旧了。他立即叫来厂领导，详细询问工人的生活待遇问题。当得知工厂正在研发新型化纤材料时，周恩来特别关心这项技术能否用于改善工人的劳保用品。

视察期间的一个细节特别让赵炜难忘。在参观一个车间时，周恩来突然停下脚步，走到一台织布机前，仔细观察机器的运转。他说起了1928年第一次去欧洲考察时，见到的纺织机器。尽管过去了几十年，他对技术细节的记忆仍然十分清晰。

最后一天，周恩来临时决定去看望一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是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战友，已经卧病在床。周恩来在病床前坐了很久，两人谈起往事，谈到上海的变迁。临走时，周恩来握着老同志的手说：＂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上海的沧桑巨变。＂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让赵炜整理这次上海之行的所有记录和文件。在整理过程中，赵炜发现周恩来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大量细节，从工厂的生产数据到工人的具体建议，事无巨细。这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但这一次的笔记似乎格外详尽。

四、病房里的那些日子（1974-1975）

1974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病后，仍坚持在医院办公。病房被改造成临时办公室，病床旁边放着一张简单的办公桌。赵炜每天都要将大量文件送到医院，有时甚至需要连夜待命。

病房里的工作节奏丝毫未减。每天清晨六点，周恩来就开始阅读当天的电讯和报纸。八点开始，他要听取各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即便是打点滴的时候，他也在翻看文件，在纸上写写画画。医生们多次劝说他要休息，但他总是说：＂国家的事情不等人。＂

1974年夏天，一场重要的外事活动需要筹备。周恩来躺在病床上，详细过问每一个环节。他让赵炜把1955年的万隆会议相关档案找来，反复比对当年的接待细节。输液时，他就用左手在文件上做标注，右手打着点滴。

邓颖超每天都会来医院，但从不在周恩来工作时打扰他。她常常默默地坐在病房的角落里，看着周恩来工作。有时，她会用纸条写下一些话：＂今天的汤要趁热喝＂、＂午饭后要休息一会儿＂。周恩来看到纸条后，总是点点头，但仍继续工作。

1974年深秋，周恩来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但他仍坚持关注国内外大事。有一次，他让赵炜找来一份关于农业生产的调研报告，仔细研读后，在病床上连续工作了四个小时，修改了报告中的多处细节。

病房里最特别的是那个老式台灯。这盏台灯是西花厅办公室搬来的，陪伴周恩来度过了无数个工作的深夜。1975年初，台灯的灯泡突然坏了。赵炜想换一个新的，但周恩来说：＂修一修还能用，不要浪费。＂

医院的护士们都记得，周恩来总是格外关心别人。有一次，一个年轻护士打针时手抖了一下，周恩来反而安慰她说：＂年轻人难免紧张，慢慢来。＂每逢护士们轮班交接，他都会叮嘱她们路上小心。

1975年春节前，周恩来收到了全国各地送来的慰问信。他让赵炜将这些信件分类整理，并一一写下回复。虽然已经很虚弱，但他仍坚持亲自签名。有一封来自山区小学生的信，周恩来看了三遍，然后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

病房的窗外有一棵老槐树，每到春天都会开满白花。1975年的春天，槐花开得特别早。周恩来常常望着窗外的槐树，让赵炜讲讲外面的世界。有时，他会突然问起西花厅的海棠开了没有。

医生们都说，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即使在最难受的时候，周恩来也不会呻吟。他总是说：＂别人还有更重的病。＂检查完后，他第一件事就是问今天有什么重要文件需要处理。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始终保持着整齐的四个区域，就像在西花厅时一样。

五、最后的时光（1975.12-1976.1）

1975年12月初的一个清晨，赵炜像往常一样来到医院。这一天，周恩来坚持要处理一份关于外贸港口建设的重要文件。他的声音很微弱，但对每个细节都要求精准。医生劝他休息，他却说：＂这个项目关系到明年的经济发展，不能拖。＂

病房里的台历仍然每天都在翻动。周恩来要求秘书处的同志们按照往常一样向他汇报工作。12月中旬的一天，他听取了关于农业生产的汇报后，用微弱的声音说：＂明年的粮食生产一定要抓紧。＂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取工作汇报。

邓颖超每天都在病房里陪伴。她常常坐在病床边的藤椅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她会轻声读一些报纸上的新闻。周恩来总是认真听着，偶尔点点头。护士们发现，每当邓颖超在场时，病房里总是格外安静。

12月下旬，周恩来的床头柜上多了一个旧相框。那是他和邓颖超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但被珍重地擦拭得很干净。赵炜注意到，周恩来经常看着这张照片发呆。

1976年元旦前夕，周恩来让赵炜整理了一份特别的文件。这是一份关于国家未来发展的建议稿，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修改意见。虽然字迹已经很潦草，但每个标点符号都异常清晰。这成为他最后批阅的一份文件。

元旦那天，医院特别安静。周恩来躺在病床上，要求听听广播里的新年献词。当听到关于国家建设成就的报道时，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好，好。＂这是赵炜最后一次听到他说话。

病房的窗外，北京的冬天格外寒冷。槐树的枝头积满了白雪，但周恩来仍然保持着一个习惯：每天早上都要让护士把窗帘拉开，看看外面的天气。有时，他会用手指向窗外，似乎在指着什么。

1976年1月初，医院里的气氛越发凝重。值班的医生们不再轮换，护士站的灯始终亮着。邓颖超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里，她将周恩来最喜欢的那件旧棉袍放在床头。那是他们在延安时用过的衣物。

病房里的老台灯依然亮着，仿佛还在等待主人继续工作。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最后一份文件仍然摆在原位，钢笔也保持着工作时的方向。秘书处的同志们依然按时将每天的简报送到病房，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柜上。

1月8日凌晨，医院的走廊特别安静。值班护士记录，这一夜特别漫长。窗外的积雪反射着路灯的光，映照在病房的天花板上。邓颖超一直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丈夫。赵炜站在病房门口，看着这位她服务了二十多年的总理，以及他身边始终如一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