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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帝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革除弊政的措施，却难以取得成效，这固然与积弊过重过深有最重要的关系，而灵帝扩大财政收入的一些经济措施，从根本上与政治改革的举措相抵牾，则是政治举措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

廷尉崔烈，出身北方的名门望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平(184一189年)初年，他通过灵帝的保姆与中常侍程夫人，即程璜交足了500万钱，买得了司徒这一官职。

中平二年(185年)三月的一天，廷尉崔烈晋升为司徒，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阶下。

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子，灵帝突然觉得崔烈的司徒一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满腔惋惜地对随从亲信说：“真后悔太爽快了点，本来可以让崔烈出一千万！”

旁边的中常侍插嘴说：

“他能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像崔公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官？陛下您不知道我从中做了多少工作！”

卖官已卖到朝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这在国史上是仅有的现象！

这一空前绝后的现象的出现，如果只归结于末世皇帝的昏庸、腐朽，未免失之简单。

东汉中后期以来，不仅百姓日益困竭，而且国库已逐渐一贫如洗，桓帝时已出现“三空之厄”。

朝廷财政虽然如此窘迫，但是国防军事开支、维持官僚机构运转的支出、王朝组织社会生产的支出以及宫廷皇室的庞大开支，又都必不可少。

在这样的形势下，要么王朝必须广开财源，要么王朝的统治就在经济危机中走向瘫痪。

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小农极度贫竭的现状，决定朝廷开源与征敛的对象只能以富人为主。

西汉时，在小农破产流亡、国家府库空竭的情况下，汉武帝利用中央王朝的强力，实施了以盐铁官卖为中心的一系列垄断工商业超额利润，以及拼命搜刮工商业主的财经措施，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大大缓解了中央王朝的财经危机。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对包括富商豪贾在内的豪强士族的控制优势已不复存在，所以东汉中后期以来，尽管中央王朝在财政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却再也无法依恃中央政权的力量强硬地向富人要钱。

于是自安帝起，中央王朝便不得不通过假借王侯的租税、削减与借用官俸、赎刑、卖官鬻爵等措施来扩充财源。

这一系列扩充财源的手段，基本上体现了以较温和的方式向富人要钱的精神。

从总体上看，灵帝时期的卖官鬻爵，是安帝以来中央王朝无奈的财经政策的继续，但是与安、桓时期相比，灵帝时期的沽售官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

灵帝时期的卖官鬻爵呈现出扩大化、持续化的明显特点。

从范围上讲，安、桓时期所卖的官爵主要有：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士等，中央王朝并没有出卖公卿及地方郡守县令等负责处理政务的官职；而灵帝时期，却将卖官的范围扩大至朝廷重臣—一公卿，并逐渐扩大到地方守令。

从时间上看，安、桓时期的卖官鬻爵，皆是临时应急措施；而灵帝的卖官鬻爵从光和元年(178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9年)，前后长达十余年。

安、桓时期沽售官爵的钱皆归国库，以佐国之急用，灵帝时期沽售官爵的钱却流向了灵帝自己的府库。

光和元年(178年)，灵帝在西邸公开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等官爵，中平四年(187年)，再公开沽售关内侯。按惯例，公开卖官爵的钱，当入国库。光和元年(178年)，在公开卖官爵的同时，灵帝又令左右私下出卖公卿等官职，按官职大小而定不同的价。从光和元年(178年)开始的私下卖公卿，一直持续到中平六年(189年)。

在持续的买卖中，官吏的升迁必须按价纳钱也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于是公卿等官职的买卖也等于制度化了。灵帝与左右公然讨论崔烈升迁司徒的价钱那一幕，只是灵帝卖官制的一段插曲而已。沽售公卿等官职的钱，从始至终都流入了灵帝的“西园”府库，成为灵帝的私房钱。

灵帝时期的卖官鬻爵，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系列重要变化？

与安、桓时期相比，灵帝时期国库空虚，百姓困竭的程度更日益深化了，这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灵帝在位的二十余年里，天灾频频发生，但是中央王朝基本上没有采取救灾赈荒的措施。作为国家基本职能之一的“荒政”，终于在灵帝朝，因国库空虚而废弃。

中央王朝“荒政”的实施水平，与王朝的财经实力息息相关。伴随国库空虚日益严重，从安帝朝开始，“荒政”实施水平的下降就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

所以，从灵帝朝已无力实施“荒政”的角度，我们可窥视到灵帝时期国库空虚的程度。

熹平年间(172-一177年)天灾人祸交织，无疑使捉襟见肘的中央王朝经济雪上添霜。这期间，不时遭受严重的蝗螟灾害，频频发生地震。熹平六年(177年)，又发生特大旱灾。

广大灾区禾稼枯槁，野无青草。不仅天灾肆虐，而且鲜卑又连年寇边。东汉王朝为抵御鲜卑，因国库匮竭而横征暴敛郡国，加重了百姓的赋役。北部边郡百姓不堪重负，只得四处逃亡，北部边地因此万里萧条。

灵帝朝的经济危机虽然严重至极，但过去假借王侯租赋的开源措施却已无法实行。

安、顺、桓时期，朝廷常常以假借王侯租赋作为缓解财经困难的重要措施。

灵帝时期，假借王侯租赋的办法已于事无补，因为王朝缺乏实际偿还能力。迫不得已的灵帝曾一度将“假借租赋”变为“削减赋税”。可是，削减王侯租赋，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王侯们的实际经济地位已下降到“穷愁思乱”的地步。

光和元年(178年)，朝廷有识之士向灵帝指出了这一严峻的现实。宗室“思乱”，是灵帝最为恐惧的。这种情形下，灵帝还能不放弃以“削减租赋”搜求王侯钱财的招数？

假借王侯租赋，朝廷无力偿还；无偿削减，又会导致王侯反叛。

在这样的情况下，灵帝朝富人要钱的开源政策就被局限到很窄的范围，而卖官鬻爵则几乎成为惟一可行的选择。

导致卖官鬻爵扩大化与持续化的，不仅仅是上述客观原因，灵帝不断膨胀的嗜欲与私藏欲是更重要的因素。

灵帝已经拥有西苑、显阳苑、平阳苑、上林苑、鸿德苑，但他还嫌不够。

光和二年(179年)，他又派人将城南的大片良田圈占起来，欲再建苑囿。

司徒杨赐为此上书劝谏灵帝说：现在已经有了五处苑囿，比汉室的那一朝都多，大大超过礼制的规定，不宜再劳民伤财而大兴土木了。

杨赐的上书，使灵帝倍感棘手。杨赐不仅是灵帝的老师，而且是朝廷中颇负人望的重臣，他上书所言显然代表了多数朝臣的意见，况且苑囿是够多了，自己确实也找不出再建苑囿的丝毫理由。

迫不得已，灵帝只得作放弃新建苑囿的打算。虽然打算放弃，但是灵帝心里却很不平衡。

他觉得他的叔父顺帝可以新建西苑，而叔父桓帝在延熹(158-166年)初年就先后建了显阳、鸿德两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再建呢？

灵帝的亲信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从灵帝的闷闷不乐中读懂了他的心病，于是引经据典地为灵帝引出了一番可以再建苑囿的歪道理，灵帝仅存的一点顾虑也就随之烟消云散。

于是，他马上大兴土木，终于在光和三年(180年)建起了罼圭、灵昆苑。

杨赐等朝臣肯定会为灵帝这种太过分的穷奢极欲，深感失望与愤懑。他们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在追求奢侈与享乐的问题上，灵帝早已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灵帝的后官有宫女好几千人，其衣食之费每日耗金数百。

也许在国富民强时，后宫养几千人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可是在国贫民困已至极限的灵帝时期，几千宫女已成为国库不堪的重负。

光和(178一183年)初年，宦官吕强上书指出：

天下百姓已陷入寒不敢衣、饥不敢食的境地，可是朝廷一点不体恤小民，为养几千无用的宫女，反而要频繁赋敛百姓。百姓为此积怨已经很深。

吕强的上书，对灵帝的触动还是不小的。

至少，灵帝从理论上懂得，要保住自己的统治，就绝对不可以对小民竭泽而渔。

因此，他对吕强指出的贫困至极的百姓的积怨也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在享受方面，灵帝无论如何也不愿委屈自己。

东汉中后期的奢侈之风虽然只是在上层社会日益炽盛，但奢风日盛引起的反响却是全社会性的，“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已成为东汉后期一种畸形的社会消费文化心理。

在河间的那段岁月里，在炽烈的奢风映衬下。灵帝那已不富裕的侯家，囊中羞涩感应是很强烈的。好长一段时间，灵帝及家人都生活在“贫者耻不逮及”的消费阴影中。曾经“耻不逮及”的灵帝，一旦有了“逮及”的机会，当然就会牢牢地抓住不放，甚至还要以超乎寻常的穷奢极欲来弥补自己过去在享受及消费方面的欠缺。

困竭的小民已不堪更多的压榨，自己的奢侈又丝毫不能抑制，满足嗜欲的费用一个子儿也不能少，那么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还是设法向富人要钱，只不过要钱的方式只能是两厢情愿的，所以比较之下惟有卖官鬻爵是最好的选择。

由于灵帝穷奢极欲需要大量钱财，所以沽售官爵的钱绝大部分流入了灵帝的私库，但是这不符合制度。西汉时期，中央王朝有大司农、少府两套财政机构，大司农属朝廷，少府属帝室，两者各有各的经济财源与支出制度。

东汉初，光武帝进行财经改革，将少府的全部收入转给大司农统一掌管，从此少府的财经职能就主要是掌管帝室开支了，帝室所需费用则由国库调拨。

到灵帝时，帝室不再有单独的财政收入已是由来已久的事了。

因此，朝臣们对灵帝将卖官钱作为私藏的举动很不理解。议郎蔡邕引《易》“得臣无家”规劝说：“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其他朝臣也纷纷上书劝谏，天下之财“归之陛下，岂有公私”，“天子之体，理无私积”。

可是在“私藏”这一问题上，灵帝的态度竟坚如磐石，不为任何反对与规劝所动。这也难怪，灵帝穷奢极欲需大量钱财，倘若卖官钱归入一贫如洗的国库，再从里面调拨大量的钱财出来，那一定会很困难。

更何况，灵帝私库的钱财，除了供自己挥霍之外，还需要储存起来。

灵帝尤其醉心于储存钱财。他不仅要私藏大量的钱，而且还将郡国贡献的本应由大司农统一掌握分配的土特产、珍奇珠宝、丝绸缯帛蓄积于自己把持的中尚方和中御府。

灵帝私人蓄积大量钱财的嗜好，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哪位皇帝比得上。富有四海的皇帝居然有如此浓厚的“私藏癖”，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从灵帝生母那里能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灵帝刚入皇宫时，由于窦太后的缘故，生母董氏被留在河间。

建宁元年(168年)的宫廷政变中，窦武被杀，窦太后被软禁。翌年，灵帝才将董氏迎进京都，住进了永乐宫，称永乐太后。

不久，董氏的名声便卷入了京都曾一度流传的童谣中：

“…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春黄梁。”

童谣讥讽董太后（此人就是电视剧《三国演义》最开始的董太后），说她最精于聚敛钱财，又极其吝啬，以至于黄金满屋，还苦于不足，使人春黄米当饮食。作为皇亲国戚，像董氏这般贪婪倒也不足为奇，但是像她这样吝啬的就不多见了。

建宁元年(168年)，白盖车队驰入河间那一刹那间，董氏便被突然而至的巨变弄得头晕目眩起来。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唯恐“得而复失”的阴影，也悄然在董氏的心理深层滋生。以后，随着宫廷岁月的增添，触目惊心的种种宫廷倾轧和险恶，不仅使那层阴影积淀得更为深厚，而且也使之日益明朗起来。

河间贫困的往事在皇室荣华富贵的映衬下，竟显得那么不堪回首，对过去贫穷时光难以名状的恐惧也随之不时在心里涌动，董氏也就更害怕皇室的荣华富贵，就像倏然而至那样倏然失去。

受极端“怕穷”、“怕得而复失”的心绪困扰的董氏，惟有疯狂地聚敛钱财，并将聚敛所得储藏起来，心里才能平衡与踏实。

作为灵帝的母亲，董氏对灵帝的影响是巨大的。灵帝离开河间时，已经13岁了。

对于母亲的影响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龄阶段。河间的岁月足以在十余岁的孩子心灵深处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

对过去岁月的共同体验，也就像一座无形的桥梁，能将董氏与灵帝的心灵沟通；进宫以后的灵帝，虽然贵为天子，但他毕竟还是十余岁的孩童，自觉性、独立性和分辨能力都比较差，所以可塑性也就较大。

这样一来，董氏就凭着生母的特殊地位，对灵帝产生着任何人都难以比拟的影响。河间亭侯之子转瞬间位至九重之尊的现实，本来已经不可避免地使灵帝滋生了怕皇位和拥有的荣华富贵突然失去的心态，而在董氏蓄意以及下意识的影响下，灵帝固有的担心也就被大大地强化了。灵帝常常叹息自己过去穷，并抱怨桓帝不会过日子，没有给他留下丰富的财产。

从灵帝时常发生的“叹息”与“抱怨”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灵帝与他母亲一样怕穷、怕得而复失了。只是在平衡与调节“害怕”心态的方式上，母子二人不太一样，灵帝既要储藏大量的钱财以备来日不虞，同时又要抓住眼前的奢侈与享乐。

灵帝和他母亲有了共同的心理基础，所以在聚敛与私藏钱财方面，对董氏是言听计从。董氏不仅让灵帝派遣大批宦官去各地搜求无数金银财宝，并径直运回灵帝的私库，而且还出主意通过卖官鬻爵来搜刮钱财。

灵帝将卖官鬻爵扩大化、持续化，的确聚敛了大量钱财，可是聚敛的大量钱财除了满足他的私欲之外，对缓解朝廷的经济危机几乎没起什么作用。

不仅如此，灵帝的卖官鬻爵更直接加剧了吏治的腐败。

中平六年(189年)，灵帝打算任用泰山平阳人羊续为太尉。

当时，出任三公，都必须向灵帝设在西园的“私库”送千万“礼钱”，而且还要将一笔丰厚的“小费”给前往西园的“导行”宦官，可是羊续却拿不出这笔“礼钱”。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羊续曾出任庐江、南阳两郡太守。

羊续不仅擅长理改，而且还廉洁奉公。他曾以军事剿灭反叛军及安抚地方百姓两手稳定了辖地统治，但从来不收属下和百姓的礼物。

刚到南阳时，一个府丞见他一日三餐都是粗茶淡饭，就送来一些鲜鱼要他改善生活。他却将鲜鱼悬挂起来。隔了些日子，那府丞又送来鱼肉，羊续却指着悬挂的鱼说：“以前送的还没吃呢！”

就这样委婉地杜绝了别人的送礼之意。这件事情一传开，也就再没有人往羊续那里送什么了。

当导行的宦官欲领羊续往西园送礼钱时，羊续撩起身穿的旧袍对导行者说：“我的财资，就这身袍子而已。”导行的宦官马上将送不起“礼钱”的事告诉了灵帝。灵帝因此很不高兴，于是找借口改变了任命羊续为太尉的初衷。

在灵帝时期，像羊续这样的官吏已为数太少，而正是这少数人，以他们对中央王朝的忠诚和自己的实际才干，艰难异常地扶持着行将倾覆的王朝统治。可是仅仅因为他们送不起晋升所需的千万“礼钱”，就被拒之于统治机构的重要部门之外。

与此相应的，是那些平庸官、腐败吏凭借往西园送“礼钱”而获晋升，乃至挤进三公九卿之列。

那些用钱买官的人，一般都不会做亏本生意，到任后必然要以种种方式变本加厉地搜利、盘剥百姓，榨取比千万“礼钱”更多的财富。

对于灵帝的统治来说，卖官鬻爵无异于饮鸠止渴，灵帝朝的统治由此也不可避免地更趋腐朽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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