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38岁的孙秀东被借调到国务院，参与一项秘密任务。
当时他的身份是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审核处副处长。
从国务委员那里孙秀东得知一个重磅消息，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调查小组，论证重庆直辖的可能性，他要做的是参与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起草方案。
这项工作被列为国家机密，孙秀东后来回忆起来仍然十分激动。
“连我们部长都不知情。”
曾经声名显赫的战时陪都重庆再次走到历史台前，催动城市升级的直接原因是世纪工程，三峡。
当年三峡工程建设之初争议极大，不仅建设难度指数可以载入人类工程史册，而且淹没区百万移民的安置问题也令无数领导抓狂。
移民问题，放在全世界来看都是一个让人头大的大难题。
李鹏同志想了一个办法，需要有一个行政单位，用行政的力量解决三峡移民问题。
于是将重庆设为直辖市作为解决移民问题的主战场，成为当时成本最低的解决方案。
彼时四川省坐拥一亿多人口及两百多个县级单位，极大制约管理效能和地方经济发展，因而重庆脱离四川走上直辖，也算得上水到渠成。
重庆在直辖之前，是我国第一个计划单列试点城市，西南经济重镇，原大区机构所在地，政经禀赋极好。
但如果只是在原来重庆计划单列市的基础上，直接升级成一个直辖市，既解决不了四川人口过多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三峡移民问题。
最终有关部门经过激烈讨论，在老重庆市的基础上加上移民主力区域万县市、涪陵市以及黔江地区，形成最终区划方案，
一个面积多达8万多平方公里的巨大直辖市横空出世，这个面积大约等于台湾+海南+天津。
因而有人笑谈，重庆是一个伪装成“市”的省。
1
2023年，重庆又一次反超广州。
根据不久前公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345.95亿元，同比增长4.6%。
广州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14130.69亿元，同比增长4.7%。
凭借着总量优势，重庆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的经济“第四城”。
这并不是重庆GDP第一次超过广州，也不是重庆第一次杀入经济四强。
改革开放之初，重庆就在我国城市GDP排行榜上位居第四，甚至在八十年代末还超过天津跃升至前三。
但自从南方讲话之后，我国经济重心由内陆转向更具有市场经济特征的沿海地区，重庆与大多数内陆城市一样失去锋芒。
1991年，重庆GDP被千年商都广州超越，随后又接连在城市竞赛中被后起之秀深圳、天津和苏州超越，排名一度下探到了第七的位置，再跌就跌到了嘉陵江底。
从2013年开始，重庆的GDP逆势翻盘，仅仅用了四年的时间，逐渐坐回“第五城”的交椅，并在去年以 290.03亿元的微弱优势在经济总量上超越广州。
经济“第四城”的厮杀向来焦灼，广州身后不乏有苏州、成都等追兵虎视眈眈，但最终上位的为何是一度下坠的重庆？
对比一下两座城市的产业结构可以找到答案。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上半年广州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28.64亿元，增长1.7%；第二产业增加值为3687.10亿元，增长1.7%；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314.95亿元，增长5.8%。
再看重庆的上半年数据，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686.33亿元，增长4.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5747.37亿元，增长4.0%；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912.25亿元，增长5.0%。
重庆的杀手锏在于工业，增加值相较广州领先了2060.27亿元。
重庆的工业底子深厚，它们的前世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内迁至此的工业精华，以及中苏交恶时大量布局于此的军工产业。
得益于此，重庆工业门类齐全，已经形成以汽车、电子、装备制造、材料工业、能源等重点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产业体系。
这其中，汽车和电子是重庆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坐拥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
这一切又离不开经济操盘手黄奇帆教科书般的运作。
2
2008年，笔记本电脑巨头惠普放出将要增加产能的消息。
时任重庆市长黄奇帆亲赴美国拜访惠普CEO，用一张精打细算的Excel表赢得惠普两千万台笔记本电脑订单。
然后，黄奇帆又以惠普的天量订单作为筹码跑到台湾拜访郭台铭。
郭台铭听完很兴奋：“只要你给我1000万台的生产订单，我当然会带过来1000万台的零部件企业。”
凭着一番长袖善舞，最懂招商的黄市长成功将富士康和一众上下游零配件厂商带到重庆。
惠普和富士康的进驻迅速产生集聚效应，宏碁和华硕两大品牌商闻风而至。
此外，重庆又相继迎来了广达、英业达、纬创、仁宝、和硕这五大代工厂，并吸引来400多家笔记本电脑零配件公司进驻。
经此布局，重庆从亟待转型的老工业基地摇身一变成为手握供应链的全球最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第二大手机生产基地和亚洲最大电子信息产品生产基地。
电子信息产业成了重庆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即便是去年，重庆生产的笔记本电脑出口依然高达5545.3万台，价值1774.7亿元，量值均保持全国第一位。
重庆的另一个支柱产业是汽车。
2013年，黄奇帆在公开演讲中喊出重庆要成为“中国底特律”的豪言。
此后三年，重庆把笔记本电脑垂直整合产业链的经验复制到汽车产业。
于是，以本地车企长安为龙头，力帆、东风小康等一批汽车品牌如雨后春笋在重庆崛起，此外还有上千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配件配套厂商落地生根，重庆成了全国第一大汽车生产基地。
巅峰时刻的2016年，重庆汽车产量达到316万辆，成为全国第一个突破300万辆的省市。
那也正是重庆GDP在全国范围内独领风骚的年代，增速五连冠持续领跑全国，汽车制造业占重庆市工业总产值比重最高可到20%。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传统汽车产业效益增长乏力，而锋芒毕露的重庆汽车产业也在短暂辉煌之后迎来产业转型的阵痛，经济增速也随之下坠。
在此情形下，重庆利用传统汽车的产业链优势开始二次创业，发力智能汽车。
今年春天，马英九大陆行来到重庆的时候，就专门被重庆方面安排参观两江新区的赛力斯的智能汽车工厂，体验了一把问界的无人驾驶技术。
如今，智能汽车成为重庆奔向高端制造的新名片，形成以本土车企长安、赛力斯为首、以十六家整车企业为骨干、以上千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汽车集群。
虽然没有造车新势力加持，但依托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优势积淀，重庆在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赛道里也暂且分得一杯羹，
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出口反超日本居全球第一，重庆制造占10%。其中，重庆出口8.4万辆，同比增长31%。
重庆的目标是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占汽车产量40％以上。
在更长远的蓝图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和电子制造业都被重庆赋予万亿级产业集群的重任。
在汽车产业转型最痛苦的年代，重庆开始转向加码战略新兴产业。
2014年，重庆着手布局集成电路、液晶面板、机器人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前瞻性在国内已是佼佼者。
近5年来，重庆规模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平均增长12.5%。
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液晶显示模组、服务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品产量2022年分别增长1.4倍、40.1%、31.8%、21.4%、19.5%。
重庆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绝不是浪得虚名。
3
重庆并非可以高枕无忧。
自从GDP小幅超越广州之后，相关不屑言论甚嚣尘上，最经典的指责就是重庆以大欺小，胜之不武。
广为引用的数据，重庆市区面积为8.24万平方千米，是广州的11倍；2021年常住人口数量为3212.4万人，是广州的1.7倍。
但地大未必物博，人多未必势众。
重庆虽大，但全市面积的75%都是山地，因而无论是城区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只能在山间寻找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
更为人忽略的是，当年直辖时，重庆还承接了四川省12个国家级贫困县、8个市级贫困县，主城之外几乎整个渝东地区都属于根深蒂固的贫困地区。
脱贫攻坚已属不易，想要在经济大盘上增光添彩更是鞭长莫及。
此外，重庆还要背负113.8万三峡移民安置责任，后续又陆续增加各类移民将近400万，相当于承接了一个新西兰的人口。
1996年，三大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GDP，分别是重庆的5倍、3倍、2.9倍，与他们相比，重庆毫无疑问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穷的那一个。
这就是重庆的基本盘，与其他三兄弟含着金汤匙出生不同，重庆的直辖身份更像是时代召唤下的临危受命。
《三峡好人》剧照▼
2022年，重庆的人均GDP为90663元元，同期广州人均GDP为153625元。
固然可以夸耀广州用少于重庆的土地和人口，创造了规模相差无几的经济总量，以及广州的民富程度，但同样可以看出重庆负重前行下的经济韧性。
事实上，重庆当前经济的最大问题是制造业还远未实现高质量发展。
无论是支柱产业还是新兴产业研发实力在国内都还有提升空间，整体科技创新投入方面的指标仍然相对落后。
截至2023年2月，重庆共有高新技术企业7000家，同比增长24.3%，与北上广深四市3.7万家、2.2万家、1.2万家、2.9万家的体量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另外，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也是摆在重庆面前的大难题。
从产业结构来看，重庆依然有着分量不轻的第一产业，千万级的农村人口也让重庆的整体城镇化率相对广州有较大差距，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活力。
作为典型的外贸型城市，广州近些年的增速不够理想，主要原因还是受疫情和国际环境影响。
同样拥有汽车和电子信息两大支柱产业，上半年两者增加值分别下降2.8%和4.4%，这就极大影响了广州的GDP成绩单。
另外，广州这些年在脱实向虚的路上一去不返，围绕广交会布局的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并且也缺少能打的领军企业，这也导致抗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弱。
不过目前重庆和广州的GDP差距只在数百亿之间，在广州上下放话全力拼经济的当下，只要保持增速对重庆的微弱优势，就有大概率重回第四。
城市竞争不进则退。
重庆和广州之争的本质，是弱直辖市和经济强省强省会的直接对垒，也是内陆内循环城市样本同外向型城市的正面对决。
到今年年底，“第四城”的排位厮杀会更加趋于白热化，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