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报告Ⅰ（1994—2004）》，宁稼雨主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6月版。
内容简介
该书即记录了1994—2004年中国叙事文化学作为一个新生学科，在南开大学萌芽起步的第一个十年，详细记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叙事文化学提出的背景和课程建设等内容，指出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中蕴含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要素。本书的出版，对于建立起中国特色叙事文化学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是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著作。
目 录
学术背景
专题报告
关于提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背景和缘起
相关论文著作目录
论文
著作
相关论文选录
世界各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述评
诸神的复活——神话与原型批评
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
课堂教学
专题报告
以课程建设探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
教案、课件、课堂笔记
1994—1998年中国叙事文化学教案
1998年硕士笔记节选
2004年硕士课堂笔记节选
学位论文
专题报告
以学位论文探索中国叙事文化学体系下的研究程序
学位论文目录
1998年
2000年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部分学位论文摘要
中国古代时差故事源流考析
妒妇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木兰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观照
聂隐娘形象嬗变及其文化心理透视
韩湘子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李慧娘的主题原型及发展探究
学位论文选录
杨妃故事嬗变研究
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
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理论建设
专题报告
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中蕴含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要素
后记
总论
筚路蓝缕，开荒探路
——中国叙事文化学第一时段 （1994—2004）
宁稼雨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笔者就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提出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自身存在诸多故事类型的现实情况，参考吸收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以故事类型研究为中心，集合诸多相关文献材料，经过梳理后，对其不同时间和空间传播范围中产生的形态异同情况进行文化学和文学分析，进而从中寻找故事类型演变的内在社会历史文化动因。
《中国叙事文化学》丛书
经过近三十年的思考与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研究方法、模式和相应的理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也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研究成果，并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为科学总结这一新方法，使之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和实践效应，在南开大学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兹拟以系列学术报告方式，将该方法从萌生、形成到逐渐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进行梳理总结，以飨学界同人和各界读者。
本册为本系列学术报告第一册，时间节点为1994—2004年。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起步和雏形时期。
一、萌生与缘起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的创立来自几个方面的机缘巧合。
首先是改革开放以来古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和变革需求。
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年以后，文学研究学界基本的理论框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派生的阶级斗争和人民性坐标。
于是，阶级性、人民性、政治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绝对标准。这个标准对于解读把握部分作品和文学现象的社会属性是有一定价值和作用的。但它一旦被推向唯一化、绝对化的境地，不仅本身已经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本质精神，陷入形而上学和机械论的泥坑，而且同时也掩盖了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自身的规律和特征问题，妨碍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小说卷
鉴于此，从20世纪80年代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人们逐步从僵化和机械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重新开始寻找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特征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引进西方各种文学艺术研究方法之后开展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研讨热潮的影响。
80年代，思想解放和学术研究变革促生了大量海外学术研究新方法的引进和研讨，一时间，“开口不谈方法论，遍读诗书也枉然”。这场学术潮流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将 20世纪 40年代以来发源于自然科学的“三段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移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成为影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显学”。
与此同时，介绍和总结海外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论著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受此风气影响，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纷纷探索其所在领域的新方法和突破口。
再次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学界对于80年代方法论热潮的反思。
进入90年代之后，学界关于方法论的讨论骤然冷却。但这个冷却不是消亡，而是于冬眠中等候复苏。在这冬眠期中，学者们没有完全沉睡，而是冷静反思分析80年代方法论热潮的得失利弊，寻找符合学理和中国国情的研究方法。
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笔者对80年代方法论浪潮所存在弊端的总体印象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其中既有各种新方法“走马灯”式的登场，也有各种新名词的狂轰滥炸。这些现象所折射的深层实质还是中西体用关系定位问题，也就是说，仍然没有跳出鸦片战争以来“全盘西化”“西体中用”文化价值取向的窠臼。所不同的是，国人在饱受国门封闭之苦后，一旦大门打开，大有饥不择食，以致消化不良之弊。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
笔者的反思结果是，笼统地说钥匙不好或者锁不好都失之偏离，一把钥匙只是对它能打开的那把锁来说才是好钥匙。对于外来研究方法，笔者以为应该用三个尺度来衡量是否可用：其一，是否弄清其原理和适用对象；其二，是否适用中国本土的研究对象；其三，在用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时是否具有调整可塑性。如果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外来方法在中国的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复次是在反思中发现来自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启示作用。
在以上反思的基础上，笔者开始注意到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作用。两者之间能够产生契合点的主要原因在于各自研究对象形态流变的多样性高度吻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中的同一故事主题类型在不同时间空间，乃至各种不同文体形式中存在多种不同演绎形态，这一情况与主题学研究的民间故事完全相似。
发源于19世纪欧洲的主题学研究正是注意到口头传承的传播途径因时空变化给民间故事带来的多种形态，所以把研究重心放在多样的故事形态及其背后的文化制约动因。这一视角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所缺少的。
最后是基于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文学研究方法论课程建设和其他教学需要。
8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方法论讨论对高等学校研究生课程建设产生了巨大推动力。笔者从 1993 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在为研究生设定课程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课程建设加强方法论意识的引导和研究能力的培养。
于是，以上四个方面问题便水到渠成地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合理借鉴吸收西方主题学方法，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方法论系统课程内容。同时将此课程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的主要理论指导，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方法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程序。
《中国叙事文化学探微》，宁稼雨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在以上各种机缘汇拢的基础上，笔者产生了寻找一种针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新方法的念头。但因为此事关系到一个学科方向的研究方法更新，需要严密的思考设计和一定时段的实践演练。
为此，笔者从1993年开始，计划通过研究生课堂教学和本硕学位论文指导，摸索构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操作程序。
二、通过教学渠道摸索勾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框架
1994—2004年这十一年间，通过教学渠道摸索勾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体工作是硕士研究生课程，旁及硕士和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实践结果证明，这个构想基本取得了成功。
硕士研究生课程从1994年开始设立，考虑到此时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并不成熟，其基本框架模式从借用西方主题学研究开始，因此课程名称暂时使用“中国文学主题学”，至 2004 年共开设十轮。听课学生既有笔者本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又有本专业其他导师的硕士研究生。对于笔者所指导的研究生而言，该课程是进行学位论文写作的详细指南；对于其他研究生来说，该课程是扩大知识视野，为专业学习研究提供参考的渠道。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文丛》
该课程第一版教案最初设计分为三编：
第一编：叙事文化学的范畴、对象和方法。下分三章：
第一章：什么是叙事文化？下分三节，分别介绍什么是“叙事”“叙事文学”“叙事文化”；
第二章：叙事文化学的对象。下分三节，分别介绍中国叙事文学文献、中国文化要义、叙事文化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第三章：叙事文化学的方法。下分三节，分别介绍主题学、原型批评、文化批评；
第二编：主题示例。下面每个故事例示为一章，共八章：孟姜女、王昭君、杨贵妃、牛郎织女、白蛇传、观世音、孙悟空、西厢记。
第三编：体裁示例。下分四章：
第一章：章回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二章：话本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三章：世说体及其文化蕴含；
第四章：传奇体及其文化蕴含。
这个设计大致体现了最初设想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的基本内核，其中包括：1.以故事类型为基本研究单位；2.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作为基本研究手段；3.用传统文献考据方法作为基本文献搜集手段；4.用文化批评作为基本研究视角。
由于是首版设计，也有些考虑不周和欠妥之处。比如第一编缺少一个绪论或引言，陈述叙事文化学研究提出的背景和意义等；又如第二编的设想是展现按照这种方法研究的成品形态，有一定前瞻性，但在发轫时期还只是规划；再如第三编考虑到了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文学角度观照，但文学观照除了体裁，还应该包括其他方面，所以还有完善补充的必要。
经过两年教学实践和学位论文指导后，笔者从1998年开始使用第二版教案。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做了如下调整：
第一，把第二编、第三编置于附录，作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备选及可探讨、可发展空间。
第二，增加了引言。引言中提出三个问题：一是从强调方法论问题重要性入手，引出建立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必要性；二是分析描述文学文本的三种形态，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提供学理支持；三是提出西方主题学研究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参考价值。
中国古代叙事文献与文化高层论坛合影
第三，把原第一编的三章内容作为课程内容主体，分别加以细化。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下面，增添了一个小节“关于主题类型的确定”，该节在对比主题学“AT分类法”[1]分类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分类原则，即把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分为四类：人物类、题材类、事件类、器物类。这个分类还不尽全面，但它的意义在于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题类型类别大致划清了范围界限，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整体规划有重要价值。
此外，第二章为关于叙事文献的搜集方法、叙事文化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第三章为关于主题学对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参照作用、关于故事类型文化批评的几个视角分析等，均在较大程度上细化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厚度。
通过对第二版教案的整理及其教学使用，叙事文化学的体系框架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提升，尤其是几个关键性部分得到了补充和细化。
在此基础上，经过几年教学实践和思考调整，叙事文化学研究在整体构想方面又有了较大提升。从2004年开始使用第三版教案，该版教案在体系框架上与第二版基本相同，但在一些细节上更加深化细化。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二版第一编第二章第一节下增添的“关于主题类型的确定”小节，其中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分为“人物”“题材”“事件”“器物”四个类别，在第三版教案中更新为“自然”“怪异”“人物”“器物”“动物”“综合”六类。这个改动使得叙事文化学关于故事类型的分类趋于合理和定型，是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框架走向系统化的关键一步。
这项工作得到推进的原因在于，从1999年开始，叙事文化学研究从课堂教学和学生论文指导走向学术研究，标志是“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于1999年成功立项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通过十一年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位论文指导，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基本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和相应的操作方法，同时开始向学术研究方面发展，使课堂教学与学术研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状态，为中国叙事文化学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三、通过学位论文实践探索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
从1994年到2004年，笔者本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有7篇采用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指导的本科生学位论文中有 6 篇采用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这些学位论文一方面将叙事文化学研究从课堂教学变为学术研究实践，在实践中验证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为叙事文化学研究摸索出一些课堂教学尚未顾及或细化的地方，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全面探索探路。
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完成的学位论文，笔者摸索出以下经验和规律：
1.明确故事类型选题范围对象
2004年第三版教案使用之前，笔者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指导学位论文时在选题方面没有宏观的统一规划和分类体系，基本上是围绕个案故事主题类型做自由筛选。在这个自由筛选过程中，逐渐把个案故事类型作为该方法研究的主体对象。
此前的课堂教学已经大致勾画和交代出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对象为叙事文学主题类型，但应该掌握到什么分寸，笔者心里并无绝对把握，加上听课学生对此理解各有不同，所以在理解和操作上对于研究对象分寸的把握出现过一些分歧。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类型索引》
如，故事主题类型是掌握到某一故事的具体个案故事类型，还是包含若干个案故事在内的意象故事类型。
这个分歧导致这个时段学位论文选题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按照意象故事类型层面操作，如 《中国古代时差故事源流考析》《妒妇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其研究对象范围大于个案故事类型，并能够在对比中衬托出个案故事类型的分寸范围；另一种就是严格按照叙事文化学研究个案故事类型来掌握，采用这种方法写作的硕士和本科学士学位论文共有 15 篇，选题范围大致涉及三个方面：
神话传说故事 （《精卫填海故事的演变》《西王母故事的演变》《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韩湘子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月老红线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蕴含》《刘晨、阮肇遇仙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九天玄女形象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湘妃故事嬗变研究》）、历史人物故事 （《卓文君私奔相如故事流变》《木兰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观照》《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杨妃故事嬗变研究》《钗头凤故事的演变》）、文学人物故事（《聂隐娘形象嬗变及其文化心理透视》《李慧娘的主题原型及发展探究》）。
从以上两类选题可以看出，尽管没有统一的分类体系规划，但从选题类型分布情况看，按照意象故事类型掌握的选题数量不多，能够对比出两者之间的区别和界限，对于把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确定为叙事文化学研究选题对象具有衬托作用。
通过采用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论文可以看到：三个方面选题不仅基本涵盖了后来叙事文化学研究个案故事研究选题范围的几个基本类型，也为后来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故事类型系统研究做了必要铺垫。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选题对象范围问题，在这个时段基本开始定型。
2.关于学位论文文献搜集工作的一贯坚持
文献工作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叙事文化学研究区别于意象主题研究和以往戏曲小说同源关系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在于文献材料掌握方面的无限充分。这一点在最初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构想中就非常明确和坚定并被坚持下来。
宁稼雨教授在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
在叙事文化学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中，文献搜集工作始终占有重要比重。课堂教学的40课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围绕故事类型文献搜集相关知识传授，并且通过布置大量课外练习与作业进行文献考据能力训练。对于文献搜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既是高水平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也是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能够成立的根基所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时段中国古籍数字化工作尚未得到广泛开展。能够使用的网络资源基本只是知网所收1978年以后的研究论文。大量与个案故事类型相关的原始古籍文献文本基本只能通过人工翻阅。这样的工作量巨大，难度很高，其中不但有大量的铅排本工具书，而且有很多未曾排印的线装古籍。
即便如此，能够找到这些古籍，学生们都会获得满满的成就感，而最令学生们痛苦的是有时一连翻阅几天都一无所获。这种挫败感对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无疑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有些学生甚至因为查找文献材料的艰难相拥而泣。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不但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为自己的学位论文奠定了扎实的材料基础，同时也证明了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中关于文献工作设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1994年至2004年这十一年间，采用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写作的学位论文有15篇，其共同特点或长处，就是文献材料工作的扎实和充分。这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能够坚持并取得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3.关于论文写作框架和结构设计
这个时段的三版教案中，均无具体论文框架设计样例，所以这个时段的学位论文需要在教师指导下自行设计。经过这 15 篇学位论文的实践摸索，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学位论文大致形成以下基本框架模式：
首先是绪论 （引言） 部分。
作为学位论文的必要组成部分，这部分一般包括选题价值、研究现状分析、研究思路等几个主要部分。但叙事文化学研究自身尚处于起步时期，把学位论文的一般格式规则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论文上来，在实践中还有一个摸索的过程。
中国叙事文化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本科学年和毕业论文受篇幅限制，绪论 （引言） 展开空间有限，情有可原，但早期部分硕士学位论文在这方面也有可完善和提升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逐渐深入，距离规范的学位论文格式要求也越来越近。《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木兰故事演变及其文化观照》《绿珠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在绪论格式规范与叙事文化学方法融合上掌握得较为圆满，为后来的学位论文起到一定示范作用。
其次是文献综述部分的方法掌握。
这部分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学位论文的重头戏，需要将此前费尽千辛万苦搜集掌握的全部文献材料在阅读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归纳表述，成为清晰描述该故事类型形态演变发展的线索图，为后面的文化分析做好准备。这部分在处理过程中也存在学位论文一般格式规则与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相接榫的问题。
对于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来说，这部分的文献学意义在于，既需要把全部相关文献材料交代清楚，又需要把该故事类型演变发展中的异同和变化描述清楚，为后面的文化分析提供素材。
这对论文作者的宏观驾驭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最初部分作者在处理文献综述时采用类似资料汇编的方法，笔者就将之作为文献综述写作的反例，请大家警惕。从 7 篇硕士学位论文看，文献综述的处理方法逐渐明确清晰，为叙事文化学学位论文写作与指导积累了有益经验。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
最后是文化分析部分的结构处理。这部分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学位论文写作的主体，其主要任务是把该故事类型在不同时间和文体中所发生的形态变异情况梳理清楚，并分析论述各种形态变异情况的文化动因。
为实现这个目标，叙事文化学研究学位论文在结构处理上逐渐形成两种模式：一是先纵后横，二是先横后纵。先纵后横是指文献综述后的主体文化分析部分先按时代先后顺序以章排列，每章下分析该故事在相应时代的文本形态变异中所呈现的几个不同的文化侧面 （如宗教、政治、地域、婚恋）；先横后纵则是指文献综述后各章为横向的文化侧面 （如宗教、政治、地域、婚恋），每章下分析相应文化侧面在不同时代的演变轨迹及其原因。
从这个时段硕士和本科学位论文情况看，较早的学位论文对此问题的认识尚属模糊，后来采用先纵后横者占少数，多数采用先横后纵模式，并成为后来学位论文结构的主流。
4.关于文化分析
在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中，文献挖掘和梳理好比是有待烹调的食材，是基础材料而非制作主体。文化分析才是叙事文化学故事类型研究的重心。
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的学理认知：
一个时代的文学外在表现，受到所在时代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和影响，因此，挖掘文学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背景既是一般文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也是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重中之重。
但相比之下，对故事文本进行文化分析，其难度要远远超过文献挖掘和梳理。文献挖掘梳理主要需要坐“冷板凳”的功夫和毅力，而文化分析则更需要学识学养和思辨悟性。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几个版本的教案中，文化分析都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文化问题本身涉及的知识背景广阔，情况复杂，文本形态又千差万别，在有限课堂教学中很难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地针对性解决。只能大致梳理出文化分析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为可能的切入角度，给论文写作者提供思路参考。写作者根据课堂教学提示，结合故事类型文本实际情况，对该故事的形态演变做不同角度的文化分析。
《中国民间故事类型》
本时段硕士和学士学位论文在文化分析方面明显有从模糊到清晰演进的过程。第一篇硕士学位论文《杨妃故事嬗变研究》（2000年） 在文献综述之后，只列出“杨妃故事的主题思想演变”和“杨妃故事的情节演进”两章。
而紧接其后的《西施故事流变及其文化探源》（2001年） 则把西施故事的文化分析分为“西施故事与吴越文化”“西施故事与历史意识”“西施故事与美女祸水”“西施故事与生命情绪”四个部分，文化分析模式明显确立。后来的几篇学位论文大致按此模式运行，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分析方式。
四、从教学和科研实践中摸索中国叙事文化学理论体系
创立一门前所未有的新的学科研究方向，不仅需要扎实有效的实践探索，更需要科学的体系构想和学理建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要实现既定目标，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学科，更大的难点在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设置。其难点主要在于，它的理论内核来自西方主题学研究，但如何根据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将主题学研究的合理内核化用其中，是叙事文化学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
为达此目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思考规划的中国叙事文化学，从1994年开始正式进入本硕课堂教学和论文指导。但在2007年之前，没有任何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理论建设的文章发表，目的就是能够用较长一段时间在实践中进行摸索探讨，寻找主题学方法与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的融汇点，在此基础上再上升到理论升华的层面上。
尽管这个时段没有正式的关于叙事文化学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但项目组已经开始通过研究工作的两个具体渠道去摸索和规划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内涵：
第一个渠道是通过课堂教学摸索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个案研究程序。在第一版教案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中，笔者大体构想和规划了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格局。其中也大致包含了叙事文化学的基本框架和理论要素：
《诸神的复活：中国神话的文学移位》
1.从中国叙事文学研究方法的老化和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性，引发出对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进行探索的必要性探讨；
2.借鉴西方主题学研究方法，提出叙事文化学的学理依据；
3. 通过分析文本在研究中的不同位置，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寻找理论支撑；
4.提出全方位掌握故事主题类型文献资源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理念范式的核心基础价值；
5.提出文化批评在叙事文化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作用；
6.通过与比较文学的对比，认清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学术性质归属。
第二个渠道是开发叙事文化学的宏观体系建构，开始系统的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工作。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1994年课堂教学起步，逐渐应用于本硕学位论文写作。这些工作内容都是围绕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研究展开。经过几年的教学和学位论文写作实践，项目组逐渐认识到，个案故事主题类型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们应该从属于其背后由诸多个案故事类型组成的中国叙事文学类型体系。为了把叙事文化学研究推向深入，使之形成科学体系，还需要参考借鉴西方主题学“AT分类法”的方法体系，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
1999年，笔者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获得立项批准[2]，该项目以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为研究对象，是叙事文化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叙事文化学研究来说，这个项目的开展意味着叙事文化学研究在个案故事类型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于全部个案故事类型进行分类的索引编制工作。索引编制工作与个案故事类型研究并行，形成叙事文化学研究相互联系和支撑的两大组成部分，为叙事文化学研究体系走向系统和科学化，提供了助力，并且也为叙事文化学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充分的实践例证。
《中国叙事文化学》丛书首发仪式
编制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也面临相关深层理论问题。没有对这些深层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决断，索引的编制就必定陷入盲目当中。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
1.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中萌发的体用关系认识
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索引编制工作的方法来源于对西方主题学研究“AT分类法”的借鉴。但在借鉴使用过程中却面临一个怎样借鉴的问题：是全盘照搬，还是根据中国叙事文学实际情况加以改造？
由于“AT分类法”的研究对象是口头传承的民间故事，而且参考使用的文献资源以西方民间文学文献材料为主，而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以书面文学为主的叙事文学作品，这就意味着，如果完全照搬“AT 分类法”，难免削足适履。这就需要根据中国叙事文学故事文献实际情况来另起炉灶，重新设计。
当时采用的这种操作思路和方法虽然还比较朦胧，没有明确上升到体用关系层面上来认识，但其工作内容已经涵盖并实践了这样的认知。
2.索引编制分类设置中分类体系的逻辑关系认识
在索引编制过程中自发萌生的“中体西用”认识，主要来自索引编制中分类体系设置的比较和思考。“AT 分类法”根据西方背景下的民间故事主题学研究需要，将浩如烟海的世界民间故事主题类型分为五个，即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笑话故事、程式故事、未分类的 （难以分类的） 故事。
除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在书面文学和中国本体两个基本特征上不同于主题学以关注西方为中心的口头传承民间文学这一对象选择外，笔者对“AT分类法”所采用的分类逻辑也有保留看法，在笔者看来，在“AT分类法”的分类中，各个类别之间不是同类可比的平行并列关系，比如“动物故事”具有物种属性，与之同类有“人物故事”或“器物故事”，而“笑话故事”“程式故事”的类别属性则与之风马牛不相及了。
《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笔者根据中国叙事文学生存形态的实际情况，按照同类可比的原则，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分为“天地”“神怪”“人物”“器物”“动物”“事件”六类。这个分类一方面表现出对于西方主题学故事分类体系的合理吸收，又表现出根据中国叙事文学实际情况对其做出的改造，无形中体现出“中体西用”的基本原则。
3.索引编制的阶段性系统安排
考虑到中国叙事文学历史悠久、作品数量众多的实际情况，为使索引编制稳妥进行，项目组采用分段编制、最后合成的方式，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按照朝代顺序分为先唐、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五编，待五编分别完成后合为一体。
1999年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实际上就是这个整体规划的第一编。该编基本上实践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基础理念，为后面几编的索引编制奠定了基础。
这个情况标志着，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此前实验性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培养，开始进入教学和科研并举，二者相互促进并推动叙事文化学研究向深入发展的成型阶段。
结语：成绩和待提升空间
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筹划，从 1994 年正式进入课堂教学实践，经过本硕学位论文写作实践和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到2004年已走过十一年历程。此间中国叙事文化学初步形成研究模式和规模，也为进一步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方法刚刚起步，筚路蓝缕，有成绩，也有提升空间。
从成绩方面看，这十一年间，中国叙事文化学从无到有，初步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进行系统研究的基本框架。
《从AT分类法到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故事类型分类》
尤其是经过十一年间不断的课堂教学和学位论文写作实践，经过不断地打磨更新，叙事文化学个案故事类型研究方法渐趋成熟并趋于稳定，叙事文化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编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叙事文化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也完成了基本框架的搭建，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成为一种有学理依据、有完整框架体系和知识结构、有具体操作程序、经过数年教学和学位论文实践、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支持、比较成形和完整的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新方法。从发展前景看，这种方法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方法更新，并为之提供一种操作性很强的新的研究范式。
从有待提升的空间来看。万事开头难，尽管已经付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可观成绩，但从创立一种成熟和科学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还是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1.提出对叙事文化学研究学理依据、创新价值和学术意义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2.叙事文化学体系框架和知识结构还有待充实完善；
3.叙事文化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只完成到先唐部分，唐代以后还有待补充衔接；
4.叙事文化学研究尚无学术研究论文问世，还有很大的提升发展空间。
以上所有这些说明，叙事文化学取得的成绩证明其跻身学界的合理性，而它存在的问题和有待提升的空间则为其走向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朝这个方向继续深入挖掘下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必将会再上新台阶，取得更大的成绩和进步。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修订本
编完这本30多万字跨越十一年的年度研究报告，感想很多。谨就与本报告相关的几个编纂事务做简单说明。
本年度研究报告能够形成选题并立项完成，首先应该特别感谢南开大学“南开人文社科系列年度报告专项项目”。
尽管我们提出的叙事文化学研究从无到有，已经走过近三十年的历程，无论是研究方法的成熟程度，还是相应的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都有一定规模，但一直没有机会对其产生发展的全部过程做系统全面的总结分析。这次乘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东风，南开大学设立了这个项目，其宗旨是“为鼓励我校各人文社科研究团队持续围绕学科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开展前瞻性、对策性、跟踪性研究，进一步增强团队聚焦学术前沿和社会现实问题开展联合攻关的能力，并作为“百年南开”的一张靓丽名片。
按照这个思路，这个年度研究报告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叙事文化学研究做系统跟踪研究，总结其经验得失，而且也必会将其推向社会和学界，使其产生更大的学术影响，推动其向纵深发展。这是一件对叙事文化学本身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都有意义的好事，受到这个项目的青睐惠助，我们心存感激！
《知哺集》，宁稼雨著，凤凰出版社2023年6月版。
然而由于经费运筹等原因，本册报告完成后，南开大学社科部的项目出版资助经费遇到困难，但社科部领导依然积极运作，将本选题项目的出版资助事宜推荐给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并得到该中心批准立项，得到项目出版工作资助。为此，对南开大学社科部和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表示衷心感谢！
关于本年度研究报告项目的布局安排。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从起步到现在已经近三十年。要系统反映叙事文化学研究的全面情况，需要追根溯源，系统反映。为此，本项目年度研究报告最初计划分四册完成，四册内容的时间节点安排是：
第一册：中国叙事文化学起步时期研究报告 （1994—2004）；
第二册：中国叙事文化学崭露头角时期研究报告 （2004—2012）；
第三册：中国叙事文化学形成规模时期研究报告 （2012—2017）；
第四册：中国叙事文化学步入正轨时期发展报告 （2018—2021）。
按最初计划，这四册报告按每年一本的进度完成，陆续出版，最终于2023年全部完成出齐。但经与出版社协商，并考虑到我们实际的工作进展情况，最后改为四册同时完成，同时出版。并商定于 2022年 6月完成四册书稿工作交稿。四册交稿后我们又发现一些问题，又从整体上做了一些调整和补充，最后于2022年年底交稿。
关于本册编纂的具体思路和安排。本册为本项目系列报告的第一册，总结梳理中国叙事文化学起步时期的情况，时间跨度是1994—2004年。
考虑到这个时段为叙事文化学筚路蓝缕的起步时段，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的研究体系和范式，所以将主要切入点放在这个时期几个相互关联的横向活动的历时演进过程上。具体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六朝志怪小说的故事类型及其文化意蕴研究》
1.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提出的学术背景、学理依据和主要参照对象；
2.通过研究生叙事文化学课程设计和课堂教学实践，摸索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体系框架和基本内容；
3.通过研究生、本科生学位写作实践和论文指导，摸索叙事文化学研究的操作程序和范式方法；
4.从这一时段的叙事文化学教学内容和学位论文写作实践中，清理提炼其中蕴含的叙事文化学研究理论要素。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在报告书写上每个部分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1.事实陈述部分，全面采集本时段叙事文化学相关所有信息数据，并进行梳理归类；
2.信息数据分析评论部分，根据采集信息数据进行质、量分析，总结归纳出这一时期内该学术领域提出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解决的程度如何，还存在什么问题，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和潜力；
3.规划展望部分，在事实陈述和分析评论的基础上，对该学术领域发展前景和方向做出预测和展望，增强该报告的学术研究引导应用价值。
为了全面充分反映这一时段叙事文化学研究的起步摸索历程，使读者更加深入了解叙事文化学发展过程的具体细节，除了主体内容之外，前述四个部分还附有作为报告书内容数据分析基础的原始文件，主要包括：
1.从方法论角度对叙事文化学体系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文章；
2.叙事文化学研究原始讲稿教案；
3.叙事文化学研究部分原始课堂笔记；
4.部分以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写作完成的硕士、学士学位论文。
《六朝小说学术档案》
这些附录内容都是叙事文化学研究萌生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痕迹，从今天眼光看，它们中有些内容或许过时、或许稚嫩、或许简略，但它们的确是一个新生事物产生发展过程中的真实记录，不仅有助于回顾还原当时的历史原貌，清晰了解叙事文化学起步时期的各种学术背景和摸索轨迹，而且对于今天学界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参加本册报告编写人员全部为叙事文化学研究团队成员，具体成员和分工情况如下：
宁稼雨：主编，撰写前言、后记，提供最初讲稿教案，负责全书的设计，分工协调和统稿；
梁晓萍：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二部分 （课堂教学），提供原始课堂笔记 （1998年版），部分编务工作；
赵红：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一部分 （学术背景），部分编务工作；
李春燕：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三部分 （学位论文），部分编务工作；
李万营：副主编，撰写主体报告第四部分 （理论建设），部分编务工作；
李波：成员，提供原始课堂笔记 （2004年版）；
李彦敏：成员，提供叙事文化学研究相关学术信息 （学位论文、学术论文）；
张慧：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张莹莹：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任卫洁：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陆倩：成员，负责本书资料查找搜集、录入和整理工作；
蔺坤：成员，负责本书全书的资料核查和格式调整工作。
宁稼雨教授在做学术讲座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角度，通过近30年的摸索实践，已经初步得到学界认可，并产生一定影响。本书的编纂意图是全面反映该方法起步阶段的全部思考和实践内容，并为该方法能够持续和深化的科学性和可能性提供依据。限于水平和能力，错误和失误在所难免，恳请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主编：宁稼雨
2022年11月30日于津门雅雨书屋
注释：
[1] “AT分类法”是阿尔奈与汤普森根据主题学的基本原理设计建构的、关于世界民间故事的类型编制方法，其标志成果是《世界民间故事分类索引》。
[2] 项目名称：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项目编号：99BZW014，结项于 2015 年，以《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为名，出版于20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