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华说史，史说自话。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

旧俄白党势力衰微、外蒙古地区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将北京政府出兵外蒙古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按照不平等的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在外蒙古驻军。这一规定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危害了中国的国防安全。

1918年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距恰克图数百里的上乌丁斯克一带激战，恰克图形势危急。中国中央政府驻恰克图佐理员张庆桐认为，俄境战火如果蔓延到恰克图，“外蒙古必将多事，收拾甚难”。他连电中央政府，请预筹办法。”

北京政府外交部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向外蒙古地区派驻军队。出兵外蒙必须获得军事当局同意，还必须顾及有关条约的规定。于是，2月14日，外交部分别致函、电给参谋部和驻库大员陈毅，征求前者对派兵赴蒙的意见，指令后者向外蒙古自治官府陈说现情，让外蒙古自治官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外蒙古，到俄国内战结束为止。

北京政府参谋部复函，同意情况紧急时“派兵援应”。外蒙自治官府却不愿让中央政府军入境，理由是“内地派兵，蒙众不明情形，恐滋惶惑”。

至于恰克图边防，可由库伦办事大员卫队和外蒙古地方部队前去增援。倘若将来“蒙边发生特别变局，自当再行商量办理”。

北京政府只好暂时收起出兵外蒙古的念头，令驻库大员抽出卫队部分兵力会同外蒙古地方部队赴恰。

3月，陆军部向国务院提出建议：

外蒙古地方辽阔，万一有警，邻近省区援应不及，我国应速筹经费，赶练劲旅，以便必要时进驻。外交部亦认为，“外蒙为我领土，商民众多，万一有警，我国因有土地人民关系，断难默视。万不能不顾缓急，泥守条约上之规定”。

条约规定可根据时势灵活对待，目前应“以筹款练兵为先决之问题”。

国务院遂着手筹划进兵外蒙古事宜。

4月中旬，旧俄政权驻华使馆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说：

俄国苏维埃政权所派驻库伦总领事即将到达库伦，旧俄政权驻库人员生命财产面临危险，请中国中央政府电告外蒙古官府，“勿准新党所派之人在境内停留，并转伤外蒙注意在蒙俄人生命财产”。

北京政府外交部认为这是一个良机，当即电令驻库大员陈毅转告外蒙古官府：无论俄国何党派人前来外蒙古，均须经过中国中央政府认可；并令陈毅向外蒙古官府提议，由外蒙古自治官府正式请求中央政府军“前往境内驻扎，以资镇慑”。

陈毅遵照指示致函外蒙古自治官府，交涉上述两事。

外蒙古官府拒绝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领事，但对中央政府军入蒙一事，仍以须经旧俄政权驻华使领同意为借口进行推托。

4月底，旧俄政权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卫队在俄国革命党人的鼓动下酝酿倒戈，风传约300名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人员正向科布多城进发。旧俄政权驻乌城领事惶惶不可终日，前来中国中央政府驻乌城佐理员公署，请中国中央政府“迅派重兵保护”。旧俄驻乌城领事并表示将致函驻库伦总领事，商请外蒙古官府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出兵外蒙古西部。

该领事还与中国中央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员恩华和乌城外蒙当局会商，三方商定：

除由乌城外蒙当局请求外蒙古官府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军进驻外蒙古以外，并由其请求库伦派外蒙地方部队前来救援。

此时恰克图也频频告急。外蒙古自治官府“自知独力难支”，只得改变态度，派员来与陈毅会商中央政府军入蒙事宜。

双方商定：中央政府军暂先进兵一营，以后如情况需要，可经过协商，“请求增派”。

中央政府承诺：“俟欧战和局告成，时势完全平定，仍将此项军队撤回，以符原约。”

至此，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协约》等不平等条约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在外蒙古驻军的规定被打破了。

1918年7月下旬，北京政府陆军部决定派绥远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部两营改称步兵一营入蒙。

9月中下旬，该团赴外蒙古部队分批抵达库伦。10月，分拨第二营前往恰克图。

1919年春，外蒙古北方俄国境内战事日益激烈，谢苗诺夫匪帮在日本支持下图扰外蒙古蠢蠢欲动，外蒙古边防形势甚为危急。陈毅迭电北京，请求迅出重兵。

驻科布多佐理员洪桢、驻库骑兵团长高在田也建议多派军队。

外交部向国务院呈交了增兵外蒙古意见书。督办参战事务处对这一意见深表赞同。北京政府遂加紧筹划增兵外蒙古之事，6月13日，特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24日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主管增兵外蒙古事宜。

此时谢苗诺夫派员前来库伦逼迫外蒙古官府表态，官府焦虑不安，一面以必待盟长将军扎萨克大会做出决定为词推延时日，一面派外交长车林多尔济来向驻库大员陈毅报告情况，说外蒙古自治官府“兵力无多，子弹缺乏，又无良好军官，实属困难万分”，“虽未明言请兵，而已露求助之意”。

旧俄驻库总领事害怕布里雅特人入蒙驱逐俄官俄商，也约陈毅前去密谈，“希望中国竭力维持”。

陈毅抓住时机与外蒙古官府磋商增兵事宜，“晓以利害，解释种种疑虑”。

6月28日，外蒙古官府就出兵事答复陈毅：

“业经密商，佥称倚仰日人外援，将来必受其残毒手段。与布人联合成国，布人必喧宾夺主，万不可从。现在事机已迫，惟有一致依赖中央，求发大军援救。议决后回禀活佛，深为喻许，意尤坚定。现官府招集各旗王公，定期于蒙历闰五月二十大会，即阳历七月十七日，为期尚有十九日，届时各王公必不违背佛训，致有异议。至进兵办法，拟请迅催张家口军队，用汽车在此期间，齐运乌得，备防库恰。

其乌珠穆沁、海拉尔各方军队，亦迳调驻外蒙边境，以防敌由桑贝子旗南下。俟届阳历七月十八日会期，即分途越境前进。其乌得军队，用汽车计两日即可达库。所以必俟大会答复者，冀迁延时日，以待中央军队赶程。且事取全蒙王公之意，庶对布人措词更有力量。所以必俟恰届会期进兵者，因恐敌人先知，在会期之前彼亦进兵，乃中央军队后援尚未赶到，致受其制。至此次进兵，即以面商为定，不用公文，以防泄漏机密。外蒙既无他心，求助中央，有何交涉可言，有何境界可言，惟盼来军愈多愈速为妙。俟答复拒绝文发出后，同时必以答复情形，正式通告都护，请勿虑。”

外蒙古自治官府这一答复表明：中国中央政府大举增兵外蒙古的良机来到了。

这时增兵外蒙古，不仅是中央政府的良好愿望，更是外蒙官府的迫切要求。外蒙古不但要求中央出兵，而且要求多多益善，越快越好；不但要求7月18日进兵，而且要求多路并进。

北京政府接报，立即决定派西北军第三旅进驻外蒙古。7月8日，该旅一连抵达库伦，该旅主力由于经费与交通工具筹措困难，9月间才到库伦一团，其他部队10月上旬全部到防。这样，中国中央政府驻扎外蒙古的军队达到3000来人，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大大加强。

正当外蒙古自治官府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出兵外蒙古、西北军第三旅先头部队抵达库伦的时候，外蒙古西北方传来了唐努乌梁海胜利光复的喜讯。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前，北京政府为唐努乌梁海问题与俄国政府打了将近一年笔墨官司，没有解决一点问题。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新旧两党在唐努乌梁海的剧烈冲突使当地人民饱受动乱之苦，中国内地商人仍然不能入境，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在此情况下，唐努乌梁海人民和中国内地商人要求解决唐努乌梁海问题的愿望更加强烈。

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派人来到乌里雅苏台，请求中央政府“迅为设法保护我等旗属，以救无数生灵”。此时唐努乌梁海的旧俄殖民势力十分空虚。

在驻库大员陈毅的建议下，北京政府于1918年5月初决定：任命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长严式超为调查员，率领驻库大员公署的一连卫兵前往唐努乌梁海调查，如情况许可就驻扎在该地。

鉴于克穆齐克旗俄人力量比较薄弱，该旗人口较多，其官民内向之心最为强烈，陈毅和严式超决定先从克旗着手，由乌兰固木进入克旗总管驻地加大。

严式超到达科布多以后，了解到旧俄白党在通往加大的山口设兵防守。

此时，绥远骑四团已开抵库伦。陈毅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商定：两路出兵，收复唐努乌梁海。

严式超率领的六七十名中央政府军官兵为西路，另派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垿率一排骑兵、外蒙古官府官员率百余名蒙兵为东路。

东路军于1918年12月到达唐努旗，该旗官民欢迎祖国军队的到来，该旗官员还招集旗兵数十名，交给黄成垿指挥。1919年1月，黄成垿将已收复的唐努旗地方交由外蒙古地方部队驻守，他本人率原带骑四团一个排和所招乌梁海士兵50人及部分蒙古兵西来与严式超会合。

1月下旬，中国军队占领了唐努山汗达海图山口，解除了驻守此地的15名俄兵的武装。2月中旬，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严式超为中国政府驻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1919年2月下旬，黄成垿率二三十名中央政府军、50名外蒙古及乌梁海士兵到达加大，旋即遭到旧俄残余势力袭击，死伤多人，被迫退回唐努山以南，克穆齐克旗总管巴彦巴达尔呼逃出克旗随军南来。

严式超、陈毅请求北京政府派遣援兵，黄成垿和巴彦巴达尔呼前来库伦求援。

北京政府也认识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增兵。但是当时中央政府在库伦的兵力很少，难以西调。陈毅遂与外蒙古自治官府协商，决定增派外蒙古地方部队300名，“并选炮手五十”，命令他们会同中央政府军再次向克旗进军。

外蒙古自治官府鉴于前次所派驻海大官“逗留不进”，致使中央政府军孤军深入遭受失败，将其革职，另派擅长军事的玛克苏尔札布为驻海大官。

陈毅还与库伦当局协商，发给克旗等地乌梁海人一部分枪械，发动他们组织起来袭击敌人，配合政府军作战。

1919年6月初，克穆齐克旗人民“聚集数百人，持猎枪木械，群起与俄为难”，将在加大的俄国侵略者团团包围。6月12日，严式超令卫队连长侯学桓率部驰往克旗。

15日，中国政府军在汗达海图山口消灭俄兵20余名，残敌退却。17日，侯学桓连来到加大。克旗人民与中央政府军合力围攻敌人，俄国侵略军军官杰利巴尔特少尉被击毙。6月22日，残敌乘雨向加大东北方向逃走。7月12日，严式超来到加大，在此成立唐努乌梁海佐理专员公署。

克旗人民与中央政府军收复克旗以后，外蒙古自治官府新派的驻海大官玛克苏尔札布率领增援部队抵达唐努旗。玛克苏尔札布得到克旗光复的消息，当机立断，改变了原定的进军计划，“改由金奇里克（津吉里克）东路，直趋克木毕其尔俄根据地”。

部队行军经过唐努山的古努克赤大坝和哈拉坦大坝时，先后消灭了在这两处顽抗的俄人40余名，其余敌人逃窜净尽。当这支部队逼近海境俄国侵略者的大本营克木必齐尔（即克木毕其尔）时，当地俄国侨民将压迫他们的俄官俄兵缴械押送到了中国军营。

驻克木必齐尔的俄国侵略者头子三保仓皇弃城逃遁，外蒙古地方部队遂占领了克木必齐尔。

至此，被俄国侵占达五年之久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收复唐努乌梁海使外蒙古自治官府与旧俄白党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同时密切了中国中央政府与外蒙古自治官府的关系，增强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影响。

当旧俄白党与中国政府在外蒙古的势力此消彼长、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地位大大增强，外蒙古面临谢苗诺夫匪帮武力威胁的时刻，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黄派（喇嘛派）与黑派（王公派）的矛盾尖锐起来。

外蒙古实行“独立”及“自治”以后，哲布尊丹巴活佛成为政治首领，上层喇嘛中许多人成为政府官吏，有些人且占据了“总理”“部长”等关键职位，是哲布尊丹巴最亲信、在外蒙古最有势力的人物，他们“独揽重权”，趁机大肆扩张喇嘛教的势力。

为了增加各寺院和高级喇嘛的收入，他们往往将归各旗所属的牧民抓到沙毕衙门里去。归各旗所属的牧民，或因本旗劳役繁重，或因与本旗王公有矛盾，“则贿入沙毕籍，因此各旗户口大有削减之忧”。

沙毕衙门截留外蒙古自治官府的捐税收入，“矿税货捐例为官府政费，而沙毕则硬提矿税二成，货捐一成”。

上层喇嘛还“屡耸动佛宫，大兴土木，浮开滥费，不经官府核准，迳由沙毕衙门勒令四盟支派”。“佛宫仅修围墙，已用过15万之多，尚未竣工。”

在承袭爵位这样的重大政治问题上，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喇嘛教势力擅自改变清代已实行了200多年的制度。

三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于1919年4月逝世。他没有儿子。按照清代惯例，他的爵位应由其弟承袭。哲布尊丹巴却“交一野孩令其袭爵”，那木囊苏伦所在的旗“力抗不受，各王公大为哗诧”。

凡此种种，大大损害了世俗王公的政治经济利益，导致王公们对上层喇嘛十分怨恨。

旧俄驻库伦领事在1919年4月12日的报告中写道：

“拒绝自治者的数量在今年2月初不断增加，这个运动具有反对喇嘛教恶霸势力的特点。”

1919年10月，他在一份紧急报告中写道：

“由于呼图克图滥用职权的行为、宗教人士的贪婪，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大臣们确实有可能违背呼图克图的意愿，承认中国政权。”

外蒙古取消“自治”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