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两周内，苹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菲尔·席勒（Phil Schiller）将在加州地方法庭里待上一阵。这里距离苹果库比蒂诺太空船总部只有50英里。席勒最大的功绩，当数13年前协助推出了App Store，而且时至今日仍是苹果应用商店的负责人。在此番法庭对抗中，站在原告席的是Epic Games公司。这家游戏开发商宣称，席勒及其同事开发的App Store涉嫌非法垄断，理由是苹果要求所有开发商上缴30%的应用内购收入。
苹果公司也打起十二分精神，指派席勒持续跟进审判进程。目前来看，苹果的法务实力明显强于Epic，但风险也客观存在——近年来，iPhone的销量已经难以更上一层楼，但App Store从应用中抽取的佣金却在持续推动苹果利润增长。（苹果公司近期发布的第三季度业绩显示，iPhone销量在本财年实现了强势反弹。）
此次争论的已经是个老大难问题。十多年来，苹果公司一直身陷应用开发商的指控，特别是滥用应用商店控制权并损害客户利益。在此期间，席勒、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以及公司首席合规官兼高级反托拉斯律师凯尔·安德尔（Kyle Andeer）一直对App Store案件高度关注。但据几位参与合作的人士称，苹果高管们自己也不清楚开发商投诉以及政府方面的调查结果会推进到何等地步。最终，苹果在不知不觉中被迫站队，与谷歌、脸书以及亚马逊一道成为公众眼中的典型“邪恶巨头”。
但过去十年中，苹果高管的简单防御策略仍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他们坚称App Store并非垄断，反复强调其他厂商也从类似的应用商店中赚到了数千亿美元，并否认存在需要彻底改革的问题。
也有部分参谋人士披露，苹果公司决定在面对监管机构、立法者及开发商的压力时拒不让步。这种显然是继承了苹果联合创始人乔布斯的强硬立场，乔布斯本人认为只要公司在消费者中拥有良好信誉，就不用理会监管方面的攻击。
苹果的“困局”
苹果公司在法务纠纷中充分表现出了好斗的风格。2013年，纽约某联邦法官发现苹果公司与一家图书出版商串谋，希望控制住电子书的销售价格。法官下令由独立律师、前司法部律师迈克尔·布朗维奇（Michael Bromwich）监控苹果公司活动。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司法部官员曾警告布朗维奇，苹果公司向来不愿与监管机构及调查人员合作，包括消极对待文件提交与当面陈述要求。
布朗维奇在接受《信息报》采访时表示，“司法部提醒我，「苹果是你从来没接触过那种麻烦企业」。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
布朗维奇回忆道，苹果这种强硬态度也给他们带来了想要的结果。在为期两年的法院监督令执行期间，苹果设法把布朗维奇在法庭上拖了六个月，并宣称布朗维奇在调查期间曾就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向苹果高管及董事会成员发难。苹果还声称，布朗维奇收取的费用超过合理水平，但庭方并未采信。
最近，某美国司法部前任官员表示，司法部多位主要调查人员曾对苹果公司开展多轮反托拉斯调查，其中也包括App Store运营问题。但无一例外，苹果公司始终保持着拒不合作的恶劣态度。
苹果发言人与司法部发言人均拒绝对上述情况发表评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苹果强硬的立场没有丝毫变化。该公司顾问及竞争对手都表示，苹果明显不打算就此事做出任何妥协。高管们认为，开发商对App Store中应用内购抽成政策的一切不满，单纯是在抗议苹果与其分享软件收益。
上周，约会应用Match总顾问杰瑞德（Jared Sine）在参议院关于移动应用商店竞争现状的听证会上，详尽描述了苹果公司的激进政策。杰瑞德告诉国会议员，苹果拒绝Match在某地区版本的应用中添加ID验证功能；而在Match表示反对后，某位苹果高管立刻切换为“战斗姿态”。
杰瑞德回忆称，“他告诉我，我们应该感激苹果没有把全部收入都拿下。Match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苹果给的。”
在此次听证会上，Spotify公司首席法务官Horacio Gutierrez也辩称，“在苹果看来，连Spotify这样的应用都是依靠苹果的渠道才能获得成功，这明显是颠倒了因果。”在他看来，iPhone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受欢迎，依靠的就是向外部开发商开放App Store——这才是苹果丰富创造力的源泉。
法务实力
虽然进展缓慢，但苹果也或多或少做出了一点让步。面对部分新闻出版商对App Store政策的强烈不满，苹果于2016年决定将首年之后的应用定期订阅费抽成由30%下调至15%。去年，苹果还把年收入不足100万美元的开发商的总佣金率同样下调至15%。
但这些让步明显解决不了包括Epic、Spotify以及Match在内的大型开发商面临的现实问题。例如，苹果不允许他们在应用内购中使用非苹果支付服务。应用开发商也不得向客户提供关于其他充值渠道的提示——例如通过网络浏览器缴费（苹果无法从中取得佣金）。也有开发商抱怨称，苹果公司一直限制他们对客户数据、iPhone位置及其他功能的使用，但苹果自己的创收类应用却不必受到同样的约束。
下周的判决，将给出苹果与Epic九个月诉讼较量的最终结果。但从法务经验来看，自2008年App Store上线以来，苹果一直在与开发商、批评者乃至政府律师打交道。一批iPhone客户之前也曾提起过诉讼，抗议App Store抽取高达30%的付费应用佣金；但经过多年的纠缠，案件如今仍在审理当中，而且终审判决可谓遥遥无期。
持续不断的诉讼让苹果积累起丰富的法务经验与强大的法务实力。时任苹果法务与政策团队负责人的布鲁斯·斯维尔（Bruce Sewell）曾在2008年时私下表示，他预计反托拉斯问题将困扰苹果公司多年。而斯维尔也一直在物色擅长解决这类问题的理想人选。
最终，苹果于2010年任命安德尔担任第一位内部反托拉斯律师。安德尔曾在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以及后来的姊妹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拥有八年工作经验，还参与过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英特尔的长期反托拉斯案件（此案于2010年和解）。
继库克之外，安德尔成为苹果反托拉斯防御体系中的中坚力量。据接触过他的消息人士称，过去两年以来（包括上周），安德尔曾在国会上做出两次证词，并与负责调查苹果公司的监管机构及立法者有过私下会面。
图左：公司首席合规官兼高级反托拉斯律师凯尔·安德尔（Kyle Andeer）；图右：苹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菲尔·席勒（Phil Schiller）
在这两次国会听证会上，苹果公司在议员心中的地位很可能发生了变化。在2019年的听证会上，安德尔与谷歌、脸书以及亚马逊高管一同凭证，但他成为唯一一位没有受到不诚实或误导性发言指责的企业代表。不过上周，安德尔就苹果为何从Match中抽取佣金、却未收取Uber分成做出的回答，没能在参议院反托拉斯委员会成员面前获得支持。关于这个问题，安德尔认为Uber交易不属于应用内购，因为用户的服务过程并不限于应用之内。
漫长的十小时
在苹果公司，安德尔又从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先后拉来几位同僚。2011年，他招募了前同事Sean Dillon；2014年，他又把负责审查消费级电子产品交易的Brendan McNamara吸引到苹果。同年，曾在欧洲委员会反托拉斯机构工作17年的Per Hellstrom成为苹果欧洲分部的新成员，为欧洲可能针对App Store发起的反托拉斯诉讼做好准备。两年之前，安德尔团队还吸纳了另一位消费级电子业务反托拉斯律师Matthew Gessesse。在目前的招聘名单中，可以看到苹果希望再聘请三位内部反托拉斯律师，最好能拥有“政府反托拉斯经验”。
Epic与苹果都拥有阵容可观的律师队伍，但苹果公司投入了七家合作律师事务所——即使是对于这样一次备受瞩目的诉讼，这个数字也显得过于夸张。还不清楚哪位律师领导此次裁定，但苹果公司的长期合伙律师Gibson Dunn与Paul Weiss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人选。
还将至少有八名苹果高管在Epic庭审中作证，包括库克本人以及软件工程主管Craig Federighi。在辩护团队中，席勒担当指挥工作。法庭文件显示，负责App Store项目运营的席勒可能需要在证人席上待命达10个小时。作为苹果公司的正式企业代表，席勒将以证人的身份参加整个审判过程。Epic一边的证人，则由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蒂姆·斯威尼（Tim Sweeney）担任。从这个角度看，席勒实际上已经成为苹果辩护团队的一员，不断为外部律师提供提示信息。
Epic则打算以席勒的表述为武器对付苹果公司。例如，苹果副总裁埃迪·库伊（Eddy Cue）披露，席勒曾在2011年表示面对不可避免的种种压力，App Store很可能需要下调30%的分成比例，而且“有朝一日，可能会有另一家基于移动或网络浏览器的应用商店会挑战App Store的优势地位”。席勒还提到，如果将佣金比例降低至20%，不知道苹果能不能将应用商店的利润维持在原有水平（当时每年为10亿美元）。
在庭审当中，Epic可能会指出App Store的佣金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再考虑到App Store利润的持续增长，这应该可以证明苹果公司确实拥有市场垄断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