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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平元年(184年)二月，爆发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

惊恐万状的灵帝为此在御前紧急召会群臣，以商讨应急策略。

会上，文武百官就军事防御、调兵遣将、解除“党锢”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因为形势万分危急，所以调兵遣将、置八关都尉官等重大问题一经提出商讨，灵帝都当场拍板。连北地太尉皇甫嵩提出的“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灵帝稍事迟疑之后也同意了。

九个月以后，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下去了，灵帝由此松了一大口气，对自己的统治似乎又充满了信心。为了证明自己的统治将重新趋于稳固，他在年底改年号为“中平”。其实在灵帝的心灵深处，由这场大起义搅起的波澜远远没有平静。

灵帝在位的东汉末年，是一个灾难、痛苦尤其深重的时代。

自然界显得那么残酷无情，种种灾难频至屡现，导致大规模死亡的大瘟疫死死地与东汉纠缠在一起，灵帝在位的二十来年，就爆发过五次大瘟疫；王朝的统治极端混乱无序，政坛中险象环生，杀机重重，政局黑暗，天下生灵涂炭。

现实的黑暗，人命的危浅，使人们在心灵上蒙上了巨大而惨淡的阴影，不由得发出人生苦短和生命脆弱的无奈叹息。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这些平淡如水却又触目惊心的诗句中，蕴涵了多少人生的沉重低回、凄楚悲凉。

灵帝时，“京师宴婚嘉会，皆作《魁垒》，酒酣之后，续以挽歌”。《魁垒》，乃丧家之乐。嘉会、美酒、丧乐、挽歌，多么荒唐和令人难堪的场面！只有在饱受死亡恐惧的折磨而又对人生充满强烈眷恋之情时，才会产生如此荒唐绝伦的组合。如此荒唐的现象蔚然成风，表明一种前所未有的艰辛与恐惧在无情地折磨着人们的身体与心灵。

作为这个悲剧时代的皇帝，不仅无法摆脱时代阴影的笼罩，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所承受的折磨与熬煎还更为强烈。天灾人祸引发的种种矛盾与苦难，最终都会集中地摆在统治王朝面前，皇帝必须面对这一切。

在东汉王朝的统治行将灭亡之际，12岁的灵帝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政局的黑暗与天灾的无情便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王朝统治的存亡、皇位的存亡、生命的存亡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便长久地纠缠和困扰着他。

黄巾大起义带来的致命威胁，使困扰与折磨着灵帝的“存亡”问题，顿时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凸现出来，灵帝由此陷入了“存亡”的巨大恐惧与焦虑中。

深受焦虑折磨的灵帝，总想拼命抓住点什么，来排遣这种沉重的精神负担。本来皇帝的位子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但是在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时，皇位的存亡也不是皇帝自己所能主宰的。

在皇帝看来，似乎只有及时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才是最实实在在的，才能让多灾多难而又暂短的人生多一点意义。有了这样的心思，灵帝便嫌以前私库所藏太少，更何况镇压黄巾军还动用了灵帝私库的不少钱财。于是，灵帝便打算千方百计地聚敛更多的钱财。

中平二年(185年)初，黄巾主力才被镇压下去。迫在眉睫的威胁刚刚缓解，灵帝便顾不得阶级矛盾已经白热化的现实，迫不及待地诏令征发了三亿钱，以充实他的西园私库。

河南尹李燮为此上了一篇措辞恳切的书奏，劝谏灵帝停止征发，灵帝居然接受了劝阻。

虽然没有材料表明李燮上书的具体内容，但是可以推想，其上书一定指出了黄巾大起义之后，“朝纲日乱，海内空虚”的事实，劝灵帝为自己的统治着想。因为对于灵帝来说，黄巾大起义的威胁还历历在目，他心中尚存余悸，所以也只有类似的规劝才最具说服力。

因恐惧小民的反抗危及统治，灵帝不敢贸然征发天下；可是，灵帝越是恐惧统治覆亡，就越要加紧聚敛。所以，灵帝虽然停止征发三亿钱，但是郁积在他心里的那个“聚敛”情结却没有因为李燮的上书而化解。

于是，灵帝便心急火燎地等待新的聚敛机会。

中平二年(185年)二月，灵帝的南宫发生了火灾，好几座宫殿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一场大火给东汉王朝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灵帝带来了聚敛机会。

皇宫，是皇权尊严的象征物，如今变成一片瓦砾场当然不成体统，因此修复南宫也在情理之中。虽然如此，但国库已经告罄，灵帝就正好以修南宫为名，征发天下钱财。

当然，灵帝也还是不敢贸然行动，还需认真考虑“征发”的可能性。

两汉的赋税制历来是赋比田税重，但是眼下按人头加派赋已完全行不通。大多数农民已丧失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他们或者一贫如洗，更多的则是四处流亡，还可能向他们摊派什么？

唯一可能的就是按田亩加征田税。灵帝或许认为这种“搜利”既可行，又合理，更何况桓帝时已加派过田税。于是，灵帝颁诏郡国，亩增田税十钱。

“亩税十钱”，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质帝时，全国的垦田面积近700万顷，灵帝时的垦田数当与此大致相同。亩增收十钱，便可增收田税近70亿钱。有了这笔巨款，修复南官应是绰绰有余。

可是灵帝并没有因此善罢甘休，趁此时机，又在官职上大做特做聚敛的文章。

灵帝规定，凡州郡刺史、太守等官吏调动升迁，秀才、孝廉授以新职，都必须缴“修宫钱”，先到西园议定缴价，然后才走马上任。

一般辖地大的刺史、郡守要缴2000-3000万钱，其他视官职与辖地的大小各有等差。那些必须缴“修宫钱”的官吏，有的以自己的私财充数，有的则将该缴的钱直接摊派到百姓头上；一些自己凑不够钱而又不愿过分盘剥百姓的清廉者，只好请求不当官，但是却被朝廷强行派遣，允许到任后再缴。

委任司马直为钜鹿太守时，因司马直以清廉著称，灵帝就特别减价300万，虽然减价后的价格已不到2000万，可是司马直仍然拿不出那么多钱。

捧着任命诏书，他悲愤地呐喊到：

“当官本是为民父母，反而要刻剥百姓以满足朝廷的要求，于心何忍！”

万般无奈之中，司马直就向朝廷请病假，但是朝廷根本就不允许。司马直只好满怀着无奈与悲愤往钜鹿赴任。途中，他写下了一封极谏时弊的奏书，对东汉王朝尽了自己最后一点忠诚，便服毒自杀了。

司马直“杀身极谏”事件对灵帝的震动应该是很大的。从司马直的自杀中，灵帝强烈地感到了官吏们无声反抗的压力。再看看自己的金库，通过“修宫钱”的征收，已经很是充盈了，灵帝这才停止了收纳“修宫钱”。

“修宫钱”的摊派，实际上是以变相手法，将官职的沽售从朝廷公卿扩大到地方各级官吏。

在加紧搜利的同时，灵帝更抓紧了享乐奢侈。灵帝不顾天下大乱，“杼柚空悬，百姓死伤已过半”的现实，为了修复南宫，各种征集力役、征发民财的诏令不断，并派遣西园驺骑分道四出，苛酷地督促州郡。

中平三年(186年)，灵帝的南宫终于修好。修复的南宫不仅更加富丽壮观，而且还增铸了四个大铜人和四个容积有二千斛的大钟置于宫中；并征集天下能工巧匠，别出心裁地创制出能吐水的“天禄虾蟆”，置于平门外桥东，然后引水入宫，在桥西侧置新创制的类似洒水机的“翻车渴乌”。

望着空前壮丽的南官，灵帝完全陶醉在穷奢极欲的喜悦中。

大概灵帝也很清楚，东汉王朝的覆亡是早晚的问题了，所以他在抓紧眼前享乐与聚敛的同时，也有不乏亡国之后的长远打算。

中平二年(185年)，灵帝将他私藏钱的一部分拿到河间老家买土地、修府第，换成不动产。

这一年，虽然灵帝专门为自己在西园新建了私库——万金堂。但他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随时都可能倾覆，“万金堂”的安全未知数当然很多，所以他又将很多私藏钱分别寄存在一批亲信的小黄门、中常侍手里。

作出了这一系列“移国就家”的举措，惶恐不安的灵帝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

灵帝大肆“聚敛”时，宦官始终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中平(184一189年)初年，他们加速了助灵帝“聚敛”钱财的步伐。

黄巾起义爆发后，由于种种原因，宦官们的存在又受到威胁，战战兢兢、如覆薄冰的宦官必须想方设法在灵帝面前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紧紧抓住灵帝的信任，从而避免可能出现的灭顶之灾。

就在宦官们惶惶不可终日之时，灵帝受根深蒂固地倚重宦官巩固皇权的心理支配，又宽宏大量地原谅并保护了权宦们。于是宦官们满怀感恩戴德之情和重新巩固自己地位的强烈愿望，苦心寻求着表现自己的机会。

当灵帝的聚敛欲急剧膨胀，又苦于聚敛无方时，宦官们凭着自已的职业敏感，很快意识到灵帝的欲求，并从中悟到重新取信于灵帝的希望。

南宫着火之后，宦官首领张让、赵忠马上向灵帝献出了“增税天下田”的主意。灵帝立即采纳宦官的建议，颁诏郡国，按亩加征。乐安太守陆康却上书谏阻说，春秋时期，鲁宣公税亩，即生蝗灾；哀公增赋，孔子以为不符合礼制。怎么可以聚夺民物，妄兴土木，违弃圣训，自蹈危亡。

赵忠获知陆康上书一事，暗中捏了一把汗，担心灵帝因害怕民反而接受谏阻。他们好不容易寻求到的一个自我表现的机会，当然容不得陆康给毁掉。

于是张让、赵忠马上找人授意上诬陷奏章，说陆康蓄意援引旧例、谤毁圣明，应当以“大不敬”论罪。灵帝竟据这一诬陷诏令逮捕陆康，并交廷尉治罪。其实灵帝心里很清楚，陆康究竟何罪之有？

让廷尉治陆康罪，无非是做给宦官看，暗含鼓励他们继续出谋划策之意；当然也做给那些敢于谏阻灵帝“聚敛”的人看，看谁还敢蹈陆康的覆辙。

对于陆康，灵帝既完全清楚他的谏阻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而不是谤毁，却又极不愿他有碍自己的手脚，所以对他进行了折衷处理：既没以“大不敬”判他重罪，也不因忠于朝廷而免于惩罚，而是从轻发落，将他免官放归田里。

这一时期，灵帝私人的种种经济活动，诸如增收田税、向地方官摊派“修宫钱”、在河间买田修宅、寄存大量钱财于宦官处等等，都有赖宦官的鼎力相助，所以心满意足的灵帝万分感激他们，甚至常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随着灵帝“万金堂”的逐渐充盈，宦官们又重新趾高气昂起来。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宦官们之所以竭力帮助灵帝聚敛，除了迎合灵帝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外，他们也希望趁灵帝聚敛之机中饱私囊。

与灵帝一样，宦官们也深切地预感到东汉王朝灭亡在即，所以他们自己也需要加紧搜刮。在沽售官职中，不管是公卿往西园纳“礼钱”，还是刺史、郡守等官吏缴“修官钱”，都要给导行的宦官一笔丰富的“导行费”，宦官们的私囊也就在灵帝扩大、持续化的买卖官职中鼓起来。修复南宫时，诏发州郡运送石材木料，令宦官监造。贪得无厌的宦官，便趁机向州郡索贿，稍不如意，便吹毛求疵地说人家的材料有毛病，强令折价贱卖。

各州郡奈何不了宦官，只得将历尽艰辛运来的材料贱卖给宦官私人，价格甚至只抵原价的十分之一；宦官却转手倒卖，谋取暴利。有的州郡再次运来材料，宦官又故意拖延验收时间，以至材料腐朽，“宫室连年不成”。

宦官就这样刻意将南官的修复期拖长，以求有尽可能多的索贿和谋取暴利的机会。

灵帝或许认为，在百姓极度贫竭、根本无法直接榨取时，他的沽售官爵、增税天下田等一系列措施，是最为高明的办法，既避免了榨取贫竭的小民，又聚敛了大量钱财。

可是灵帝诸多聚敛措施的危害，并不亚于对百姓的直接掠夺。黄巾大起义之后，兵荒马乱已使更多的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呻吟，可是，一俟黄巾主力被镇压下去，郡县官吏一个个便穷凶极恶地“重敛百姓”，致使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在大起义已敲响王朝丧钟的非常时期，地方官吏对百姓的盘剥不仅不知稍有收敛，反而是那么迫不及待和苛重，一方面当与他们出钱买官有直接关系一因为买官所耗，他们要从百姓那里盘剥回来；另一方面，在帝国大厦即将倾覆之时，危机感也必然促使他们加紧搜刮，更何况还有灵帝肆意聚敛对他们的煽动。

灵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不断采取各种手段整饬吏治，另方面又不断实行加剧吏治腐败的搜刮措施，正是灵帝统治政策的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将王朝统治迅速推向了覆亡的深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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