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凭借具有世界眼光的宏大战略。在风云诡谲的国际格局中，及时抓住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对外关系做出新的战略布局，极大推动了中国外交关系的发展。

在中国进入一个关键转折期时，邓小平坚决选择与世界共舞，一举打破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封闭困境。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作出这样具有魄力的战略决策，与他多年的外事活动经验有很大的关系。他在外事活动中展现出的气魄、胸怀和风采，尤其是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和提问时的精彩表现，很大程度上也让世界认识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赫鲁晓夫在位期间，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多次对苏联进行了友好访问，同样地，赫鲁晓夫也曾3次访问北京。期间，赫鲁晓夫对邓小平有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苏关系日益微妙的特殊时期里，赫鲁晓夫和邓小平曾有多次正面交锋。这一点，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便有记录。

1957年11月2日，毛主席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并参加了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就当前局势、与会各国之间的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展开了讨论，但会上出现了不小的争议。

一天晚上，毛主席叫来翻译李越然，将一个苏联信封交给李越然，他要口述让李越然写。写完后，毛主席一看，说道：“给你苏联信封，是让你直接写成俄文，不要写中文。”

说着，毛主席又给了他一个信封，李越然将毛主席口述的内容翻译成了俄文：“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这类问题，就让邓小平同志跟你们谈吧，我俩不谈了，好吗？”随后，毛主席在信封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让人送了出去。

为何毛主席会专门找来翻译给赫鲁晓夫写这样一封信呢？原来，赫鲁晓夫和毛主席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主席就提前说道：“那些具体的事情就交给邓小平和苏斯罗夫去搞。”因为让他们两人先谈，后面回旋的余地会大。

这次访苏期间，毛主席还在私下跟赫鲁晓夫毫不吝啬地夸赞过邓小平：“他是个很聪明的人，非常有前途。”

不久，同邓小平谈判的苏联方面的代表向赫鲁晓夫报告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虽然话不多，但是，专抓你的要害和漏洞。”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表示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他才真正开始认识邓小平。并苦笑着对毛主席说：“是，我也感觉他（邓小平）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赫鲁晓夫出席了欢迎宴会，但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微妙变化，因此，在宴会上，赫鲁晓夫挑衅地问道：“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那个人总爱自己搞一套，导致我们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一直不是很团结，我看，你们中国也应该有个态度嘛。”

很显然，赫鲁晓夫这是在借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邓小平当即便明白了赫鲁晓夫的用意，随后，他不慌不慌地回答：“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是始终能够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也反而要尊重人家嘛，不要随便施压，你们是老大哥嘛。”

邓小平一番话怼得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不过，他很快便调整了心情，见阿尔巴尼亚问题没有让邓小平失态。于是，他索性开门见山了。

“邓小平同志，你们在斯大林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前后矛盾。”赫鲁晓夫不满意地问道。

邓小平当即否定了他的问题：“不，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一开始，你们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不是吗？”赫鲁晓夫不解地问道。

“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这些都要明确说清楚的呦。我们反对的是个人迷信……因为我们比任何人都对个人迷信有更深的伤害……我们尤其要反对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档的行为。”

邓小平漂亮的反击让赫鲁晓夫毫无还手之力，他头脑一热，竟将话题转到了高岗事件上来：“高岗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们却清除了他，这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不过，他依然还是我们的朋友……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带走他好了，但高岗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在这样的场合下，发泄自己的情绪，简直拉低了自己的格调。

听罢，邓小平哭笑不得，他毫不妥协地说道：“这话是你亲口说的。这是要记录在案的。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在现在这样的场合里，你说这些，合适吗？”

邓小平的话让赫鲁晓夫无地自容，在场的人见状，急忙拿起酒杯敬酒，赫鲁晓夫也尴尬地借此转移了话题。

邓小平在跟赫鲁晓夫的交锋中不落丝毫下风，足以见识到他强大的人格魅力和过人的智慧。

1974年4月4日至16日，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

讲话结束后，邓小平在回休息室的路上碰到了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众所周知，邓小平有一个“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的称号，虽然身高不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葛罗米柯在见到邓小平后，便想要借邓小平的身高羞辱他。于是，葛罗米柯“很自然”地伸出手臂，然后用手摸了摸邓小平的头，“讨好”地夸赞道：“小平同志，你刚刚的讲话棒极了，但很可惜的一点就是你太矮了。”

邓小平听后，并没有像葛罗米柯想象的那样生气，他也学着葛罗米柯的动作，将手臂横着扫了过去，正好摸到了他的屁股。随即，邓小平平静地说道：“你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呢。”就这样，邓小平巧妙地维护了自己的尊严，直直地走了，留下了尴尬的葛罗米柯停在原地。

上世纪70年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双方就钓鱼岛问题达成“搁置争议”的约定。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属于中国领土，然而，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其割让给了日本。

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曾对周总理提出：“应明确这一岛屿的归属权。”

当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了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个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障碍，周总理表示：“现在我们还是不要讨论它，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

周总理的建议得到了日本方面的赞同。就这样，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1978年8月，时任日本外相园田直访问北京期间，又一次跟邓小平就钓鱼岛问题进行了商谈。对此，邓小平轻松地说道：“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

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问日本，25日下午4时许，邓小平出席了记者招待会并回答记者问题。会议开始前，中日双方已经约定这次记者会上不会涉及钓鱼岛问题。

然而，意外还是出现了，一位日本记者突然不顾记者会规定，问出了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由于记者们都曾提前收到消息，因此，这个问题一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既紧张又期待地齐齐看向邓小平，等待着他的回答。

没想到，邓小平满脸从容，似乎早已有所准备，他说道：“‘尖阁列岛’，我们中国把它叫做钓鱼岛。名字不同，自然我们双方也有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曾有过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这次在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也约定了不谈这个问题。不过，总有一些人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挑刺，以此达到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目的。我们一致认为，中日两国政府避开这个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在这个问题上谈不成，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能找到让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上世纪70年代，中国从大局出发，决定暂时搁置争议，这是十分明智的决策。也正因如此，中日关系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

1977年，为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推动和身体力行下，中国政府安排了较多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活动。

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于1978年初先后出访缅甸、尼泊尔、朝鲜等周边国家，期间，邓小平多次强调和解释了中国尊重别国独立自主和绝不称霸的信念，并表示将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

邓小平的一系列外交活动让周边国家和世界再次认识了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

除了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外，邓小平在被问到国内敏感的问题时，也总能顺利解决。

1976年毛主席病逝后，鉴于国内的形势变化，不少老干部开始下定决心准备解决问题。9月21日，聂荣臻交代杨成武给叶剑英传话：“那四个人的问题必须设法解决，请尽快拿主意，早日下定决心。否则，一旦把叶帅你先搞了，再把小平给暗害了，那就不得了了，我们中国要倒退几十年啊。”

杨成武如实转告了叶剑英，叶剑英听后，对杨成武说道：“聂帅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你回去告诉他，请他放心。”

聂帅的支持让叶剑英心中渐渐有了主意，他开始做华国锋的工作。作为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得到华国锋的支持十分关键。叶剑英坚持认为，要做这样的大事，必须要得到华国锋的支持，一定要争取、团结他，不能撇开他、越过他。

实际上，华国锋最开始是想要通过召开扩大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来解决的，但叶剑英根据多年丰富的政治经验，明确告诉华国锋：“这样做根本行不通，现在早已超出了党内正常斗争的范围，用正常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就这样，在叶剑英的试探、接近和谈话下，华国锋也逐渐明确了态度，决定共同采取行动。

于是，叶剑英继续约请老同志探讨解决办法。他对李先念说：“我们跟那四个人的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要想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非得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

不久，叶剑英秘密转移到了玉泉山居住，在这里，他真正开始了挽救党和国家于危亡的重大决策和具体部署。

除了李先念之外，邓小平、邓颖超、陈云也都参与了这项行动。此外，王震也参与了联络工作，成为了叶剑英、邓小平、陈云之间的联络员。

而在这一行动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便是汪东兴。当时，汪东兴掌握着整个中南海的控制权，如果没有他的支持，要想在中南海里行动是绝对不可能的。幸运的是，汪东兴对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决定表示支持，并负责起了具体的工作，准备了行动方案，包括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

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密切配合下，终于成功展开了行动，这场斗争的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得到了全国上下民众的热烈拥护。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和游行，热烈庆祝这场特殊斗争的胜利。

1980年8月，一名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1976年中共中央采取的这一特殊行动向邓小平发问，她问道：“1976年的那场行动，到底是由谁组织的？是谁提出的解决办法？”

面对这一敏感问题，邓小平淡定地给出了答案：“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是有群众基础。对于那些人的真实面貌，人们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尽管毛主席已经指定了接班人，但是，他们是不服气的。毛主席去世后，他们便利用这个时机开始行动，导致国内形势十分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就是要解决他们。要想干成这件事，一个人、两人的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

邓小平充满智慧的回答并没有满足法拉奇，她继续追问道：“在我们西方人的观点里，有很多问题是很难理解的。中国人民在讲起当年‘四人帮’时，将很多错误都归结到他们身上。”

不过，她一边说，一边却伸出了五个手指。很显然，这个问题直接指向了毛主席的是非。

对此，邓小平一脸严肃认真地分析道：“毛主席多次从生死存亡的危机中挽救了党和国家，没有毛主席，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滔滔不绝地细数起了毛主席的功绩和贡献。最后结尾时，他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犯的一些错误：“如毛主席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邓小平毫无破绽的回答让法拉奇印象深刻。她告诉邓小平：“在西方，有不少人把你称作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后哈哈大笑，随即说道：“在西方，人们叫我什么都可以。不过，赫鲁晓夫这个人我了解，我跟他打过十年交道。把我比作他是愚蠢的。”邓小平用了“愚蠢”这个词，看似毫不客气，但实则寓意深刻，他在告诉人们：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但中国不会重蹈覆辙，中国永远不会否定毛主席。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起身跟法拉奇握手告别，他高兴地问道：“如何，我考试及格了吗？”

“精彩极了。”法拉奇兴奋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