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6月11日，姜宝元正在钓鱼台警卫值班室里值班，突然接到汪东兴秘书孙守明的电话，说李子元的车很快来接他。姜宝元知道李子元是江青的司机，于是赶紧到门口等着。

很快李子元的车过来，把姜宝元拉到西花厅周总理那里。

姜宝元不知道什么事，李子元也不吭声。

当时周总理正与江青谈话，让姜宝元在外面等一下。后来周总理和江青出来，姜宝元便站在那里不敢说话。

总理问道：“你是小姜吧？哪儿人啊？”

姜宝元说：“我是山东黄县人。”

总理说：“你跟随江青到钓鱼台去，江青的警卫工作你就负责了。”

江青原来的警卫员叫周金铭，不知道什么原因离开了。

姜宝元小声跟总理说：“不行啊，我没有干过警卫工作。”

总理说：“在实践中学嘛！”

多年后姜宝元说：

我一看不好就赶紧问总理，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因为都知道江青非常厉害，没有不训的人，没有不发的火，我们在外面不时听到一些说法，所以都害怕。

从总理那里出来后，姜宝元把江青接上，一路上他不敢吭声，连喘气都是小心的。姜宝元知道江青“怕声音”，因此开关车门时都是轻手轻脚的。当车辆行驶到钓鱼台东门时，江青告诉李子元：过了桥她要散步。江青下车后就问姜宝元：“今天什么风啊？”江青“怕风”，因此出门首先问风向。当时姜宝元不知道这个情况，随便说道：“好像风不大。”江青立即批评道：“不能说风不大，有一点儿风都很厉害地吹人，我最怕风。”姜宝元答应着，于是跟随江青散步。

江青说：“你知道你担负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我这个人是专门掌握国际动态的，每天给主席送好多资料，供主席参考。你给我当警卫员，知道你担负的任务有多重吗？”

姜宝元赶紧说：“我没有经验，没有做过警卫工作。”

江青说：“不要紧，我这个人比较随和，没有很多事，你就把你的事做好就行了。护士有护士的事，秘书有秘书的事，你做好你的事。我每天都要到院子里散步，散步前你出来给我看看风。”

姜宝元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请您随时批评。”

谁想江青瞪了他一眼。姜宝元这才知道，在江青身边不能多话，她说什么你答应着就是了。

那天晚上，姜宝元睡在周金铭的屋子里。但他睡不着，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找到江青的警卫战士王振荣，他是专门在大门口值班的。王振荣告诉他：“杨秘书和大周因为看电影的事，让首长发火了。”姜宝元这才明白江青为何不让周金铭担任警卫员了。

江青与工作人员的合影

对于姜宝元来说，担任江青的警卫员有点突然，事先没有任何人跟他谈话，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尤其是没人与他交接工作方面的问题，他觉得很被动。但此事是周总理安排的，姜宝元只能服从。事后姜宝元推测，应该是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推荐他的，汪东兴报告总理后才定了他。

从第二天开始，姜宝元就按部就班地工作。他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凡是江青出门、开会、散步，姜宝元都要跟着，一步也不能离开。但是，一走进她住的楼房姜宝元就不用管了，因为里面有秘书和护士。从1973年6月到1975年底，姜宝元担任江青警卫员两年多时间。

姜宝元坦言，担任江青的警卫员压力太大。为何呢？一是江青难伺候，喜怒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让她挑出毛病来。另外一点就是在江青身边工作过的前辈，大多都没有好下场。比如江青的秘书闫长贵、杨银禄，护士小周等人，都因为各种原因被江青打发了，有的甚至被江青以“特务”的罪名关进了监狱。试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到江青那里工作，谁的压力也很大。

由于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人们对主席的崇敬也表现在对江青的尊重上。连周总理都说，是看主席的面子。但在当时，江青去见毛主席也是要请示的，主席同意了她才能去。

姜宝元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江青说要见主席，主席的秘书很快来电话说：“今天不见客人。”

江青说：“我不是客人，我要见主席。”

很快毛主席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今天任何人都不见。”

江青无法，只得在钓鱼台待着。

在江青身边工作压力大，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她疑心很重。

有一次姜宝元跟随江青到天津去，住在迎宾馆。当时3号楼有一个服务员特别热情，江青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那个服务员回答后说；“首长，我见了你感到很亲切，就像见了长辈一样，你住在我们这里我非常高兴。”江青问道：“这里还有谁住过？”服务员说：“还有陈伯达住过。”服务员喋喋不休地说着，姜宝元见她说话没节制，连忙朝她说道：“你赶紧走吧！”

服务员见江青不高兴了，连忙走了。

事后江青告诉身边人说：“赶紧让这个人走。我疑心她是个特务，在探查我的活动，这个人油嘴滑舌，这么严肃的场合她怎么能住在这个宾馆里？立即把她调走！”宾馆的负责人汇报了汪东兴，汪东兴说：“你们根据情况处理吧！江青住在这里的时候，不要让再她露面了。”

后来，宾馆把这个服务员调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干后勤。

服务员是无心的，是对江青的一种欢迎，唯一不足之处是话太多，引起江青的反感。要说她是“特务”，则根本不沾边。但这说明江青疑心很重，对待一个服务员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了。

毫无疑问，那时候江青的权威很大。照姜宝元的说法：“谁也不敢呛她的茬。”连周总理都要给她面子，更何况别人。九大之后，江青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在毛主席面前未免抱怨几句，说自己是个闲人，没有工作。主席说：“不能说你没有工作，你是观察掌握国内外动态的，这不就是最大的工作嘛！”

虽如此说，但江青说话的分量还是很重。

有一次她看到《大众日报》上登了一个消息：南方的龙井茶树在沂蒙山区培育种植成功了。江青一看非常高兴，连忙给汪东兴打电话，从浙江省选了6棵大茶树栽到她住处的草坪上，还特意调了几个茶农过来，结果南方的茶树不适应北京的气候，慢慢都枯萎了，江青看事不好，连忙搭棚子挡风避寒，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能再运回南方，那几个茶农也跟着回去了。

移栽茶树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却说明没人敢违拗江青。

江青对武则天评价很高。

有一次她跟姜宝元等人聊天，谈到武则天。说男女要平等，封建社会中国妇女向来是社会底层，受“三座大山”的压迫，还受男人的压迫。在江青眼里，中国妇女的杰出人物就是武则天。

她说：“慈禧太后没有称帝，唯独武则天称帝了。”

江青对武则天评价很高，其实也是从侧面暴露了她的“野心”。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1967年2月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里说：“江青比武则天还凶！”甚至连她的女儿李讷跟江青吵架时都反问她：“你想当武则天啊？你还没有那个本事！武则天当时还有几个人支持她呢，谁支持你啊？”

其实，毛主席对江青十分了解，曾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我了解江青。”也多次说过“江青有野心”的话，这是后来毛主席没有给她安排具体工作的主要原因。

作为江青的警卫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容易之处在于，江青出去，警卫员跟着就是了。安全方面都是有保障的，比如开会或者视察，警卫局的同志们已经做了安排，这一点不需要警卫员去安排。警卫员的职责就是紧紧跟在江青身边，就算出现一些意外，也不需要警卫员处理，自然有警卫局的同志处理。从这方面来说比较容易。

说难，其实还是从江青难伺候的角度来说的。因为她喜怒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给你挑出毛病来。

江青对警卫员发火的次数倒是不多。

她一般是在上午九、十点钟起床，起来后喝点麦片粥，吃点小点心，然后看半个小时文件，随后就要去散步。作为警卫员的姜宝元就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等着。江青出来之前，姜宝元要提前看好风向。江青出来后就习惯性地问什么风？如果是西北风就往东南方向走，反之亦然。

有一次姜宝元没有看好风向，江青发火了，说道：“你没有出去提前看风向，你连个风向都掌握不准，你这是对工作不负责！”这时候姜宝元就低着头不吭声。如果姜宝元说话，江青的火气就更大了：“你敢跟我顶嘴？你是什么东西？”说话非常难听。

江青在办公时，有事情就会打铃。一声是叫秘书，二声是叫护士，三声是叫警卫员。姜宝元第一次来的时候，江青打了三声铃，姜宝元到了江青办公室里，江青立即指出：“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你个子太高，我还得抬头，你蹲下，蹲下。”姜宝元只好半蹲着。江青说：“你以后见我就这样。”随后又吩咐姜宝元道，“你第一次来，我原谅你，以后你想着，走路要轻，动作不能带风。”

对于这些规定，姜宝元都严格遵守，否则她就发火。

在给江青当警卫员那几年里，给他印象很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江青烧照片，二是江青设计“江青服”。

江青喜欢摄影，达到了一定水平。当时毛主席、周总理身边有很多摄影师，杜修贤、吴印咸等人都指导过江青摄影。她的摄影作品多次在画报上发表，因为这个， 她想办个摄影展，但毛主席都不同意。

有一次江青想看看接待外国元首的18号楼那里挂得什么画。姜宝元赶紧给钓鱼台管理局的张振良打电话，他一听江青要来，赶紧到了18号楼，把灯都打开。江青去了一看，见墙上挂得都是古画。随后她把摄影师杜修贤叫来，把她照的相片全部拿出来，让钓鱼台宾馆选出来放大，然后挂在钓鱼台宾馆里。杜修贤当时把选出的照片放大，用的是柯达相纸，挺贵的。

可是江青把相片挂到钓鱼台不久，毛主席就知道了，他把江青叫去，让她全部摘下来，杜修贤帮她印了多少照片，都算账付钱。江青说她没有那么多钱。主席便叫吴连登取出他的稿费来，帮江青付了钱。摘照片那天，江青特别不高兴，她让姜宝元等人把照片都运到10号楼的院子里烧掉。这些照片都是做了相框的，相片烧起来滋滋冒油，姜宝元说：“那都是钱啊！”

除了摄影水平颇高外，江青在剪裁和设计方面也有一定水平。姜宝元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江青为了树立中国妇女的形象，想了一个点子。她说外国男子都穿西服打领带，中国的男子也有国服，叫做中山装。唯独中国的妇女没有国服，普遍上认为旗袍是中国妇女的国服，但其实是满族人的服饰，应该设计出中国妇女普遍能穿的服饰才行。江青把这件事交给天津的王曼恬去做。

“江青服”设计图稿

王曼恬成立了一个设计小组，把中国历史上的服装样式找出来，最后设计出大斜领，旁边系扣子，达到膝盖以下，像连衣裙。江青过目后觉得还行，就让王曼恬做了一批，让女服务员穿，并命名为“江青服”。但服务员普遍反应，穿的时候不方便，工作也不方便，后来便不了了之。

客观的说，江青很聪明，有很多想法，但有时候她的想法未免不合实际，费了很多钱而没有结果。

在江青的工作人员中，姜宝元算是善始善终的。

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如秘书闫长贵、杨银禄，护士等人，后来都被江青以各种罪名赶出来，倒是姜宝元善始善终地离开了。

汪东兴（中）与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闫长贵（右一），杨银禄（右二）等人

1976年初，姜宝元的爱人要生孩子，在一次散步时，姜宝元提前报告了江青，说道：“我有个事想报告您一下。”

江青说：“什么事，你说吧！”

姜宝元说：“我家属要生孩子了。”

江青一听感兴趣地说：“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啊？”

姜宝元说：“预产期是1976年1月份。”

江青说：“生孩子是大事啊！她现在在哪里？”

姜宝元说：“在北京。”

江青一听道：“哎呀，那可不行啊。老家好，老家有老人伺候，老人有经验，你应该把她送回去，叫你的母亲伺候她，在家里生，不能在这里生，你没有经验。”其实江青不想给姜宝元放假。

姜宝元说：“主要是坐车不方便，上千里路呢。我家在山东，得从天津坐车，还要坐船，很危险。”

江青不满地说：“危险？你早干什么去了？你早不把她送回去？”

姜宝元不知道如何回答，江青也没再说什么。

第二天散步时，江青说：“你老婆生孩子是大事，既然不能回去，那你就伺候几天吧！”

姜宝元很高兴，没想到江青答应了。

江青说：“你伺候你老婆生孩子，但是我这里有什么事，你要随时来。”

姜宝元走后，江青又想起她原先的警卫员周金铭，又叫他回来了。

姜宝元的妻子生完孩子后，江青有事又叫他来担任了几天警卫员，由于有了周金铭，姜宝元就借机对江青说：“大周来了，我可以离开了吧？”江青倒是很痛快，说道：“那你走吧，我这里有事，要随时能找到你。”随后姜宝元就回到原单位警卫局二科，不再是江青的警卫员了。

江青这个人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她青年时在上海演电影、演话剧，饰演的娜拉、繁漪都是追求进步的青年形象。但在后来，江青一步步蜕变，由一个反抗压迫者变成了压迫者：她暴露野心，最终受到人民的审判，结局可悲。

在江青身边曾有很多工作人员，无论厨师、司机、秘书、医生、护士、警卫员，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江青有一定认知，因此，从这些普通人的角度来了解江青，可以补正史之不足，更可以从细节中探查江青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