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场上陋规，是导致吏治腐败的一个根本原因。陋规一词诸位并不陌生，是指在正式法律、法令、则例、规制所应履行的公务之外，或自上而下、或同级同衙之间，循其成规旧例而实施的贡纳性、贿赂性的社交活动。这些不成文的“规例”，统称为陋规。

陋规不是清代特有的产物，明代时已经盛行，但清代之陋规集历朝历代之大成，体现出种类多、花样新、涉及面广的特点。

那么清代官场上究竟有多少名目不同的陋规呢？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御史就此话题展开来讲。

按照定制，逢年节、寿辰或新官到任、上司离任，下级官员要馈送银两或财物，此举称为“常例”，这一风气在地方官员中十分盛行。

各地地方政府机构与官吏，凭借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向下属衙门、官员索取银两和礼物。而下级官员为了应付这种陋规需求，除利用权力向百姓加征火耗、平余、杂派等项，供其办公及自身享用外，余额则用于向上司衙门馈送财物。

按照不同的种类而言，地方官场上的陋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节礼、寿礼。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民间交往中随处可见馈赠之风俗，别说是官场就是民间百姓过节、过寿也会送上一只鸡、一袋米之类，这种纯粹礼仪上的来往馈赠原本不足为奇。

但是把礼物固定化、数额具体化，并形成一套制度就违背了馈赠之本意。清代官场上有定例，基层的州县官要向上司的府、道、藩、臬、督抚进献“三大节”（元旦、端午、中秋）、“两寿”礼金或财物。这些礼金和财物都有明确的规定，多了不行，少了更不行。

至于具体数字是多少，要根据每个省的情况而定，比如富庶的江苏、浙江省就有规定，知县送上司寿礼、节礼为150至200两一次；偏远的云南、贵州则是100至150两一次。仅这部分开支，就将近上千两。

其二、下级官员如果需要打通关系或关节，以交结上司官员时，向上司官员府中的仆人致送贿赂银两，这类陋规称之为“门包”；向上司衙门中办事的胥吏致送贿赂银两，称之为“茶仪”。

据道光朝时任陕西督粮道张集馨的记述，向上司衙门与官员年节时所送礼金数目可观：“将军三节两寿，粮道每次送银800两，又表礼、水礼八色，门包、茶仪各40两一次。两都统每节送银200两水礼四包各30两。”

将军、都统属于高级别官员，门包、茶仪大致在30至40两左右，以此而论，督抚藩臬大致也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府道一级应该也不会少于20两。

问题是州县官到上司衙门汇报或拜访的次数肯定比较频繁，而每一次都少不了门包、茶仪，可想而知，这部分陋规的支出，要远高于三节两寿。

其三、总督、巡抚在地方上说一不二，向下级官僚大肆收受陋规，但他们同样也要送礼。花样还是一样的，即向在京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院堂官敬送三节两寿。不过名称不同，既然是地方官向京师大员馈送，所以名字就叫“土仪”或“部费”。

其四、在地方官府衙门中，陋规名目繁杂。如盐政方面有“匣费银”；学政方面有“棚规银”：司法衙门有所谓的“赃罚银”；绿营方面有虚报军队名额、克扣士兵粮饷的“空额银”，等等。

其五，地方各机构衙门中，陋规银名堂最多的当属各榷关、税关。如粤海关、九江关、凤阳关、芜湖关、荆关、临清关、扬州关、杀虎口等处，更是巧立名目，搞出许多诸如分头银、担头银、验仓银、开仓银、神船银、帖写银，等等。

官场中陋规的盛行，一是为了用于媚上，二是为了升官，三是为了合伙贪污。因此贪污之风愈演愈烈，使得吏治大坏，几近不可收拾。

早在雍正时期，朝廷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才出台耗羡归公，发给官员养廉银的办法，试图杜绝官场中贿赂之风的蔓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嘉道以后，这些向上供奉、向下勒索银两、财物的陋规，不仅公开化，而且出现无法禁革之势，最终朝廷不得不承认其合法性。

历朝历代之弊政，如果最高统治者铁了心要革除，那么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清代作为皇权最集中的王朝，且康雍乾三帝又都是强势帝王，他们怎么就没有就陋规问题动刀呢？

原因很简单，说白了陋规的最大受益者，或者说最贪的那个人，其实就是皇帝本人。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凡遇帝后、皇太后生日时，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各省督抚，均要向皇帝与宫廷进贡，包括寿佛、书画、金玉古玩等等，而且数量庞大。

不仅如此，帝后的寿辰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而这些费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摊派到各省。比如乾隆五十五年，是乾隆皇帝的八旬万寿，全国满汉文武官员报效的银两总数多达99万两。江苏一省就有6.2万两，这些银子都是各级官员自掏腰包报效的。

皇帝让官员报效，官员肯定不会从自己的俸禄中拿银子出来，只能是通过加征、摊派的方式向百姓索取，反正到头来所有的陋规支出，都会一分不差地落在百姓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