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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中有为数不少的娃娃兵。

《儿童日报》1939年3月27日在“国内新闻”版报道：

“现在有无家可归的难童二万名在第八路军中服务，大多是十一二岁。都充当喇叭手、报讯及戏院的演员。他们所穿的旧军服，比身体大过两三倍。每月和正式红军一样，领饷银国币一元。他们不怕苦，不怕难。自从受了军事训练后，已成为红军中的最可靠的忠实分子。他们很有志气，很想在社会上得到好名誉。他们一点也没有不良的嗜好。”

这些娃娃兵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1）从红小鬼变成小八路。

如长征时期的红小鬼彭桂生、吴志坚变成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小八路军战士。

1938年10月10日，朱德总司令在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指出：

“有些不识字的参加八路军的儿童，经过了10年来战斗的实际教育，现在已成为最优秀的军事家与政治家了。”

这是八路军的重要特点之一。

（2）无意中被“抓进”八路军队伍。

如冀东游击队最小的一名队员孙世昌，据他介绍，他是12岁时，八路军怀疑他是“日本密探”把他抓起来后，经说明情况后加入八路军队伍的。

（3）父母出于安全考虑送孩子参军。

石林，原名王常胜，1925年6月9日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安国县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日本人入侵了石林的故乡，各地中小学陆续停学。

石林的母亲考虑到小孩子待在农村老家很不安全，于是在1938年春天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里，把年仅13岁的小儿子石林送出了家乡，让他投奔八路军去。少年石林很快就寻找到了八路军的部队，当时部队有关方面考虑到石林年龄太小，就把他送到军分区司令部当了通讯员。

（4）敌后军民动员的结果。

山西保德县袁家庄村民袁照光回忆，他13岁时参加抗日部队，当上了司令部的通讯员，以后调到司令部当了警卫员。他从小喜欢玩枪，觉得当兵很热闹，不怕死。

（5）抗战儿童主动要求参军。

如孝义村有二三十个儿童团员，要求参加了八路军。晋察冀曲阳县郎家庄的一个儿童团的女小队长，率领女团员10名，自愿参加了八路军。

何其芳在报告文学《一个太原的小学生》中讲到山西太原的小学生韩天卫本是一个安安静静读书的小学生，但是日本人来了，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勇敢地逃出太原城，参加了八路军。作者指出他加入八路军的原因：“燃烧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战争改变了许多事情。改变了许多人的思想情感。”

（6）为替亲人报仇参加八路军。

河北唐县杨高和村的安锅子，1939年参加八路军，在部队当侦察员。1940年初光荣牺牲。他弟弟叫安黑子（参军后叫安文华)，听说他哥光荣牺牲了，更激起了他对敌人的仇恨，他也要参军去打日本鬼子。当时他才13岁，身材瘦小，个子不高；又因为家里穷，生活困难，需人参加生产，他几次报名参军都没有被接收。

有一次部队文工团在该村住了一夜，他见到有穿军装的“小八路”，更加迫切要求参军。由于他下定决心要当八路军，经常在附近几个村子转，找八路军。时间不久，他果然找到八路军了。

他在连长面前说：

“我当兵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给哥哥报仇，为所有被鬼子杀害的同胞报仇，别看我长得矮，在部队上吃两年小米干饭就长高了，我哥当过侦察员，我也要当侦察员。”

无论连长怎么说，他就是不离开。队伍开走，他就跟在队伍后边走，部队终于批准他参加了八路军。

（7）因为其他原因走上抗战道路的。

如1938年冬，山西武乡县许家垴13岁的童养媳王九焕(1925年生)，因受公公和丈夫虐待，无法生活，改名王子清，女扮男装参加了八路军总部警卫连，随军转战于太行山上。1940年辽县战役中，她负伤住院后，才被发现是个女同志。但她硬是不下战场，出生入死，打击日军。

当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的青年当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例如，当时的抗日军政大学涌进了许多勉强能背动钢枪的孩子，他们和比他们大不了多少的哥哥姐姐一起，不远千里风尘仆仆奔赴延安。

1938年，14岁的女子小学学生侯波从家乡山西夏县一路乞讨，奔赴心中的圣地延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她进入延安边区中学学习，在延河边上起步，成长为享誉中外的“红色摄影家”。很多儿童参加八路军后，当上了八路军中的小通讯员、司号员和勤务员。

这些小八路在部队受到了亲切关怀。

最有影响的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主席从杨家岭到抗日军政大学去参加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作报告时，路遇两位小八路，并与他们亲切合影，留下了令人难忘的经典瞬间。

著名摄影师石少华回忆当时拍下这张经典照片的情形是这样的：

那是1939年春天，刘鼎同志一早就通知我，今天毛主席要来抗大讲话，你做好拍摄准备。这天我早早带了相机来到会场等候。过了不久，一辆灰色的面包车（救护车改装）缓缓驶来，停在会场附近。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躯从车内下来，是毛主席到了。我急忙奔过去。这时，有两个小八路从山坡上跑下来兴冲冲地来到毛主席跟前，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亲切地问他们：你们叫什么名字？年龄多大啦？

个子小一点的回答：我14，他15。

毛主席问：你们这么小，参加八路军，为了什么？

回答：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

毛主席又问：你们念过书没有？识字不识字啊？

回答：我们家里穷，没有上过学，参加八路军后，参加识字班，现在认识一些字，但不多，还在学习。

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点点头。

这时，一位苏联电影摄影师看到后，也立即跑过来。他肩上扛着沉重的摄影机，吃力地拍摄电影片。

毛主席风趣地指着自己的鼻子，问两个小八路：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那个小点的急忙说：我知道，你是毛主席。

毛主席笑了，摇摇头，说：不对，我叫毛泽东。说时，俯下身去，伸出左手掌，用右手食指点着，边写边说：我叫毛——泽——东。

这个场面，是那么亲切自然，慈祥和谐，生动地体现了领袖与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我在旁边急忙拍下了这个感人至深的镜头。

毛主席发现了我和苏联摄影师，伸出手来，同我们握手。

这两个小八路名叫刘长贵和安定宝。许多人看到照片时，都以为刘长贵和安定宝是延安放哨的儿童团员。其实，他们是从山西远道而来延安的“小八路”。两人都是山西寿阳胡家岩乡南沟村人，出身都很苦。

个子小的叫刘长贵，外号叫“黑牛”，1926年生，6岁丧母，和父兄三人相依为命。1937年参军，当上了八路军第120师的一名小八路。由于年纪太小，刘长贵只好给师属第714团第3营营长尤好阳当通讯员。

安定宝小刘长贵一岁，1927年生，本来在家里放羊，由于好友刘长贵的引领，没过多久，他也参加了八路军120师。

第120师为了提高作战能力，进行整编时，他们因为年龄太小，结果和500多名“老、弱、小”被精简下来，然后渡过黄河、穿越封锁线，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在延安，刘长贵进了抗大校务部管理科当通讯员，安定宝则给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良之弟张学思当通讯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初，安定宝和300多名东北干部队战士随队长张学思潜回东北去做地下工作。张学思化装成商人，带着小伙计安定宝，行至河北承德章子县附近时，80多人被叛徒出卖被捕。

张学思最终脱险，而其他人大多数牺牲。

对于八路军小战士参加对日作战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从已经公开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有新的收获。

如我们从“沂蒙红嫂”的故事中知道了许多八路军小战士战斗在沂蒙山区。

1941年冬，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牧马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八路军一名小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沂蒙红嫂”明德英机智救下，为他包扎伤口。

当搜捕的日军走后，伤员因失血过多，缺水休克，在周围没有水源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毅然用乳汁救活了伤员。

随后，她又和丈夫李开田倾其所有，收养伤员半个多月，使其康复归队。1943年，她又从日军的枪林弹雨中，抢救出八路军山东纵队军医处香炉石分所13岁的看护员庄新民。

著名战地摄影家徐肖冰，1940年参加了百团大战的战地拍摄工作，亲眼看到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脑袋，壮烈牺牲。

他说：

“战争是非常残酷的，要想拍下这些真正表现战斗的镜头，就要深入到前线。我拍摄的时候，亲眼看到一个小战士被敌人的机关枪扫中了头，壮烈牺牲。这就是战争，很惭愧，但你也要记录。”

《解放日报》还刊载了《一个小八路的故事》，介绍了冀中定县的郭忠，哥哥参加八路军了，当八路军经过他所在的村庄时，他看见八路军中的小八路自由自在，“穿着整齐干净的小黄军装，有的穿着非常美的小布童鞋，鞋尖上还有朵红红的绒洋花尼，跑起来像团火”。他也想参加。因怕部队不收，他本来12岁，给连长说14岁。爷爷不让走，硬拧着耳朵给拽回来，但是，第二天，他又追上队伍，哭着要求参加八路军，连长和指导员才给收下了。

参军次日，郭忠就参加了战斗，心里非常害怕，被鬼子打掉了左脚的小拇指。后来就不怕了。

再后来，他参加了陈庄战斗，在战斗中亲自打死了一个日军，并缴获了一支枪，一大把子弹，一支钢笔，一个表，还有一个铁帽子和一对大皮鞋。以上物品全部交公，最后在祝捷大会上将钢笔和表奖给了郭忠。

根据初步掌握的史料，我们可以知悉不少八路军小战士在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1942年，八路军冀中七分区三十六区队17岁的小战士冯德林，在对日伪作战中不幸被捕，后壮烈牺牲。

1943年，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卫连战士陈永福，曾孤身一人在敌占区据点里斩杀了日军军官和多个特务，最后一次潜入敌占区执行任务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16岁。

河北平山县的丙丁火，1943年7月参加了八路军，成为抗日游击队里的一名通讯员。1944年，日军调动大批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丙丁火所在原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仅20多人的区小队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搏斗，一连冲破几次敌围，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子弹用光丙丁火和区小队16名同志全部落入敌人手中，最后死于敌人的枪下，牺牲时仅16岁。

1945年2月，驻京东地区的近万名日伪军向顺义驻马庄一带杀来，企图“剿灭”八路军冀东十四分区主力十三团、十六团。为避免损失，十三团、十六团分别向南、向西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日伪军在“追剿”八路军主力时，在赵家峪附近的庞山山腰把娃娃连的二十几个小战士包围起来。

这些十五六岁的娃娃打得弹尽粮绝，失去了抵抗能力。疯狂的敌人气急败坏，竟端着刺刀逼近这些孩子，将23名娃娃全部挑死。有的被敌人挑死后，尸体还被刺刀扎得血肉模糊。

除直接参加八路军外，一些少年儿童作为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也直接参加了对日作战。晋绥边区五花城配合民兵打游击的各个少年，在情况紧急时，首先掩护群众转移，然后在大小道上埋设地雷，并在三里内放警戒，十里内放侦查，看地雷轮班吃饭。

少年民兵英雄任兔娃在反“扫荡”作战中一颗雷炸死了5个敌人。

胶东某县的儿童还配合青救会，破坏过敌人的交通，炸毁敌人的堡垒。泰西的3个儿童英雄，1939年在参加反“扫荡”作战中，凭着20多颗手榴弹，3次打退了二三十名敌人的冲锋，博得了全境军民的称誉。

泰山区的儿童还组织了游击小组，经常活跃在敌人据点附近，甚至跑到敌人据点中去扰乱别人。

百团大战期间，一些少年儿童也随八路军、民兵部队参加了战斗。1940年9月，晋察冀第四军分区平（山）井（陉）获（鹿）支队二大队接到上级命令，接应参加百团大战的晋察冀军区左纵队，并掩护他们由正太路向晋察冀军区腹地撤退转移。

二大队接到命令后，组织二大队三中队的两个排和建屏县一区区小队，以及三峪和上庄两村民兵模范队、青抗先、少先队共约200多人在挂云山阻击日军，参加这次战斗的有15岁的康三堂、16岁的李书祥18岁的李芳芳。

李芳芳在阵地上拉响腰里的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康三堂、李书祥最后在子弹用光的情况下，跳下了挂云山万丈悬崖，壮烈牺牲。

河北平山县东大吾村儿童刘清秀，12岁当上了儿童团长，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反“扫荡”、反封锁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小战士，1942年，年仅17岁的刘清秀与日伪遭遇，壮烈牺牲。

管桦回忆，在“河北遵化县和丰润县交界的鲁家峪村，一个孩子被鬼子抓去带路，孩子把敌人的队伍带进地雷阵里，炸得鬼子东倒一片，西倒一片，孩子也牺牲了。在伟大悲壮的抗日战争中，连少年儿童都使敌人鲜血横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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