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宝国，195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网名“将无同”，人称“同老”。正值同老新书《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上市（2020年），蒙其慨允，我们将他近来谈论文章背景与治学心得的短札汇为一篇，以飨读者。

同老1997年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会（大阪）宣讲《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

关于“九品中正”的选题

《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东晋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杂考》这三篇谈九品中正的文章，都是出自我的硕士论文。这个题目是自己选的。事先我问过周先生（按，指周一良先生）论文选题的事。他很不高兴地说，如果一个学生自己都找不着题目就比较麻烦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只好自己选。

在当时，这个选题还可以，二十几岁，一开始写制度方面的文章容易成功。但是选九品中正制度又是失败的，因为这个题目是个老旧题目，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直接决定了我不读博士，因为再读博士必须另外选题。留校后，和中文系的商伟同宿舍，说起来才知道，他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没有读博士。比较起来，老同学阎步克就高明百倍了，他自己发现的察举制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也可以持续发展，所以他接着读博士很顺畅。选题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眼光。

后来知道，有人以九品中正为题能写出书来，还有的人能一辈子研究这个问题，十分惊讶，十分不可理解。

我的论文大概是从五月开始的，整个一个暑假都没有回家。另外两位同学回家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上午睡觉，工作主要是从每天下午开始，晚上是最重要的时候，晚饭后一直到深夜两点钟，不停顿。最后要吃一颗煮鸡蛋。鸡蛋是用多余的粮票在中关村农贸市场换的。10斤粮票可以换8颗鸡蛋。

9月开学，把论文的第一部分“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交给了周先生。这是对我十分关键的时刻。没有想到，周先生看后非常满意。他跟我说，你用的材料我都很熟，但你发现的问题，我一点没有觉察。你要争取把这个题目写成最后的定论。以后不需要别人再写了。这评价极高了，但实话说也有点幼稚了，谁能终结一个大问题的研究呢？没有人能做到。

这篇文章决定了我的留校。我曾让父亲给何兹全先生写信谈未来的工作。何先生回信说，我当然很想要宝国，但可能不成，因为“一良同志对宝国很是称赞”，恐怕是留校了。

论文最终完成后，周先生有些不满意了，嫌文章中“多有武断之处”。后来我一直注意克服这个缺点，但不敢说已经改了。

《九品中正制杂考》当年是发在《文史》上的。这篇小文章是周先生要我写的，反驳宫崎市定的一个观点。他说，你要能把宫崎驳倒，文章就大获成功了。当然，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是周先生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看了宫崎的文章确实不同意才写的。

《文史》第36辑，1992年

文章与运气

在我这辈子不多的几篇文章里，大概最受好评的就是《〈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一文，五千多字吧。包括唐长孺先生，看了文章的人都说好。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同事说的话。那时候历史所在日坛路。一天，我上楼梯，他下楼梯，他看见我停住说，文章很好很好，不过我告诉你，这文章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时不太服气，总认为是自己读史料超级敏感，所以才有这个发现。但是后来渐渐承认他说的对了。因为我后来再没有写出一篇这样的文章。这篇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

《习凿齿与襄阳》这条札记是为了给祝先生（按，指祝总斌先生）祝寿写的，没有想到成了最后一篇文章。本来还动过念头，再写一篇陶渊明与江州。陶渊明的特点可能跟他生活的地域有关。后来想想，文学史研究者有大量文章了，我多数没有看过，不敢写了。

现在研究某个特定地区的文章很多了，但好的不多。原因当然各式各样，但是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说研究任何局部地区都最好有整体的关照。局部地区的价值、特点只有在总体的关照下才容易呈现出来。

多年前，坐李新峰的车去保定。那时候没有手机导航。他跟罗新偶尔会看地图。我发现他有个特点，他不记路。去某地，来回的路不一样，而这个地方他并没有来过。怎么做到的？他说他脑子里始终有一张地图，随时都知道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所以可以这样选择路线。他这个解释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前面说的研究局部要有整体关照大体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时时注意到我们研究的局部在整体中的位置。

最近，整理我那可怜的几篇文章，感受最强的就是区域问题。不关注区域，不可能注意《史记》《汉书》籍贯的不同写法。汝颍问题、对复客制的讨论也体现出明确的区域意识。一直到最后，关心建康与三吴、关心西人东人、关心襄阳问题，都有明确的区域意识在里面。

这是怎么来的呢？这就是因为上学时整天跟考古的同学在一起混。那时我发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关心的是“时间”，而考古的人时时有“空间”意识、区域意识。这一点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从毕业开始，三十多年来，一直自觉地处处考虑到区域问题。我没有历史地理学的基础，不敢过多涉及，但是有一点这方面的考虑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所以说，要多与友邻学科的人接触、交流，不要总是跟本学科的人在一起。

2008年11月同老参加中华书局组织的“南朝五史”修订方案评审会。左起：张金龙、冻国栋、许逸民、张忱石、田余庆、丁福林、景蜀慧、胡宝国、张文强

关于《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

刚刚得知田先生（按，指田余庆先生）相当认可这篇文章，高兴。围绕这篇文章有不少故事。

文章写好给步克、苏镇（按，指阎步克、陈苏镇两位教授）看。那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话。到邮局寄出去就等回信了。每天下楼就是看信箱。很快他们都回信了。步克的信密密麻麻，写了几千字。参考他们的意见修改后寄给了《历史研究》。不久就收到了责任编辑高世瑜的来信。她认为文章内容很潇洒，但是文章写得不够潇洒。我明白她的意思，删去了40多条材料，文字进一步调整。改完后我自己也感觉文章清爽多了。20多年来，我一直特别感谢这位编辑，可惜从来没有见过。她与我父亲很熟。

第二年，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翻译发表了，其实是压缩改写，以便符合英文习惯。他们没有通知我什么，当然也没有稿费，只是寄来一本杂志。

后来评副研究员，提交了这篇文章，还有其他几篇。评审会后，张泽咸先生激动地跟我说，张政烺先生发言了！他说胡宝国的文章好。张先生评职称从来都是只投票不发言，今天第一次说话了！我听了当然特别高兴，但还是落选了。

年轻时，很需要鼓励，但是没有，后来，慢慢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我老了，不在乎了，也有足够的自信了。

《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英文版

“默证”——“无”的研究视角

在网上看到有人评论我的小书，很多夸奖之后，特别指出，该书很多时候都是用的“默证法”。何谓“默证法”？“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

这个评论很到位。我曾经说过，我在研究上特别注意“无”，比如《史记》记籍贯没有郡，比如裴注以后再无此类注释方法，又比如孙吴复客制只对过江的江北人士实行过一段，从未对江南人士实行。这样的例子特别多。如果谈“同老治学”，那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这个方法确实是有问题的，也可能我认定的“无”其实是有的，只是没有留下记载而已。那怎么办呢？去关注“有”？如某一时期出现了某个新的东西。可是困难其实依旧。“新的东西”是“有”，它隐含着一个前提，即以前“无”。这样，绕了一圈，又回到难以确定的“无”了。只有以前真的是“无”，才能说这“有”是“新的东西”。

所以说，我的大部分史学上的判断其实都仅仅是推测。这样看才是稳妥的。当然，我也不会彻底否定自己，因为推测也是有意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同老2010年左右在社科院历史所办公室（定宜庄 摄）

关于考证

我写的文章极少。其中包含有像模像样考证的内容更少，大概只有两篇吧，一篇是谈《史》《汉》籍贯的短文，一篇是谈复客领兵的短文。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懒，要知道考证是很累人的。其次是因为我感觉中古史能考死的问题特别少，费了很大力气，最后还是个推测。那两篇短文之所以考了，是因为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了。快30年了，没有人和我商榷，说明我大概是考死了。不能考死就是推测。在推测的基础上再推测，就算你对了，读者也怀疑。因为史料少，这一断代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即越是追求细密考证的文章，推测性的意见就越多。推测要谨慎。我是尽量躲。我就是要寻找那些可靠的部分作为基础，然后再进一步考虑。刚刚有小朋友跟我说，不在推测的基础上推测，文章就显得没深度。这是不对的。在研究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推测，但是最后落实到文章上，还是要重点讨论那些比较有把握的部分。

关于自信

年轻时，看论文最不喜欢“可能”、“大概”、“也许”一类的词汇，我喜欢用的是“显然”、“毫无疑问”。这个缺点被周一良先生严肃批评过。他说我的毕业论文中“多有武断之处”。我是听老师话的学生，从那以后，我一直注意这个毛病，但是不敢说完全改了。

周先生之外，岁月也是一个好老师，时间会告诉你，你的判断不一定那么准，有时候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比如这次肺炎，我开始认为不如非典厉害，人们过度恐慌了，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错了，大错特错！

过度的自信危害极大，过去我总认为这是聪明人容易犯的错误，但是观察久了就发现，过度自信与智商不一定有最密切的关系，而是与一个人的性格更有关系。

关于文字

我的原则是，能一句说清楚的就不说两句。能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就不引用他人的话（引用他人观点除外）。文字上不要附庸风雅，内容上不要炫耀自己渊博。自信，要靠内容。

《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日文版

“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

通常，成功的老学者会谈治学经验。现在我辈人已经进入谈治学经验的阶段。很多人都在谈，大约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很成功的吧。

其实，失败的经验也很重要。那么，我的失败在哪里呢？我想，我是过分强调了从史料中提炼问题。这样的路数，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文章，但很难发现结构性的问题。换言之，结构性的问题一定是研究者事先就有考虑才行。历史的结构不会在史料中自发地呈现出来。

我的文章太陈旧了，即使比较好的文章，也是几十年前就可以有的。文章缺乏时代性。我想，每一个时代的学者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特色。

以前说过，年轻时的几篇文章写得细致一些，但原创性差。最后十年的几篇文章有原创性，但是比较粗。粗的原因是什么？我似乎想明白了，讨论学术思潮一类的问题，我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所以只能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很难深入到细节。

与此相关，论文集收的《两汉家学的变化》这篇文章，换作现在，我不会写。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懂经学，这方面最多打个擦边球，不宜正面冲撞。当时因为父亲七十岁生日要出论文集，我不写不合适了，所以临时写了这么一篇。教训是，始终要知道自己知识的边界，不懂的地方尽量躲开。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最满意的可能还是史学史那本小书（按，即《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细节与大局两个方面都把握得比较满意。写作时四十岁左右吧，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感觉，一个研究者，三十岁到五十岁这段时间是最好的。五十岁以后学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就很难了。

二十多岁的时候，田余庆先生跟我说，你不要追求文章的数量，要追求一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最近常常想，我追求到了吗？我想是追求到了，我虽然写得很少，但我确信，我已经达到了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如果身体好，还可以再多写一些，但是超过以往水平的文章，我想是写不出来了。

关于导师

我在周先生面前经常提到唐先生的观点、论证。他一点没有不满。很高兴。周先生是大家风范，能欣赏不同风格的著作。这一点很重要。田先生当系主任，跟我们谈话说，你们每个人都有导师，要学好的方面，不要把导师有缺陷的地方也学过来。这个提醒也很重要。

同老为田余庆先生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人性的洞察与历史的真实

奋不顾身、可歌可泣的医生有，麻木不仁、冷若冰霜的医生也有，甚至同一个医生在不同的情形下就会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人的认识常常有一个误区，会二选一，只承认一种表现是真实的。我们研究历史也很容易犯这个错误。

很多时候，人们既看不清历史，也看不清现实，更不要说看清未来了。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因为道理有多深奥，只是因为人们不清楚事实，不清楚真相。

对人生，不要指望有什么洞察力。道理早已被前人说尽了。我们只是体验。活得越久，经历越多，对人性的复杂性就越理解。什么是幼稚、偏激？就是对人性的复杂性不够理解。

看过一段讲解摄影的视频，很有意思。摄影师在拍照，她身后站着人在为她拍视频。照片看到了，很精彩。但是回过头来反复看拍摄现场的视频，就是找不到那张照片所呈现的景象。那时我就想，这大概就是摄影的本质吧。作品既是真实的，又是被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肯定是真实的，但这真实是我们即使在现场也捕捉不到的。

好的历史研究或许也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发现了真实的历史，然而在历史现场的人并不觉察。

本文部分内容由熊长云博士收集整理，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