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环境史等方面研究。

中国历史上有些概念，沿用的时间很长，可实际上并没有成为现实，比如很有名的“九州”。现在一般的说法，特别是根据儒家的经典，“九州”就是大禹治水完成以后，把天下划分为九个州，便于统治管理。但根据现有的史料以及考古的发现来分析，大禹及其时代还没有办法被证实。即使的确存在，那时的统治者也不可能直接统治、管理那么大的地方。所以这只是个概念，反映了一种理念。

而且这个概念、理念也要到战国后期才逐步形成，是当时一些学者看到了天下要逐步统一的趋势，“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未来的统一政权做出的规划，画出的蓝图。不过，这张蓝图从来没有实施过。无论是西汉时设置“十三州刺史部”，还是东汉时实行州牧制，从来没有将天下划分为九个州。

但这个概念一直被沿用，比如陆游诗中的“但悲不见九州同”，这个“九州”就代表天下、全国，就是中国。一直到现在，我们往往还用“九州”象征全国。所以，历史上有些概念其实始终停留在思想阶段、精神层面，或者人们逐渐把这种思想当作一个现实概念，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

这些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当然多数是先有现实存在的，但也有一些完全是学者们按照逻辑推理或想象思辨产生的，同样可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历史上或者科学方面发挥作用。

比如，《史记》记载了齐国的学者邹衍，他生活在孟子以后，他认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意思是说，儒家所谓的“中国”实际上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可以称为“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有九州，那就是大禹划分的“九州”。但是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州的数目，因为中国以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还有九个，周围都由海洋包围着，相互之间的人与禽兽都无法来往，这才是九州。而这样的州还有九个，周围由无边的大洋包围着，这才是天地的边缘。

这个概念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大胆。根据现有的史料，邹衍的足迹大概没有离开过齐国一带，不要说大九州，还有更大的九州，他连“赤县神州”这小九州的各个地方都没有能够完全到达。为什么他会提出这么个宏大的概念来？这纯粹是一种想象和推理。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地球的现实，邹衍的想象推理倒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地球上面的每一个洲，周围都是由海洋包围着。我们现在讲的七大洲或五大洲中“洲”的概念，实际上就是由海洋包围着的大陆。“九州”这个概念的提出并不是邹衍实地考察的结果，而是出于他的想象，凭他的推理，但这个概念无疑比其他那些只从实际考察所获得的知识，或者只描述自己到过的地方，有更加积极的意义。

其实西方的地理学家也是如此。最早有人设想，地球应该是圆形的或者球形的，也不是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在大航海出现以前，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了解世界，了解地球表层。不要说地球上那些偏远地方，就是自己所在的大洲的各个地方也极少有人都到过、都了解。他们是怎么确立一个大的地理概念的呢？其实都是出于想象和推理。我们注意到，中国古代存在的各种思想，在春秋战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出现，有的甚至发展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原因就在于这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或者说是统治者还来不及、还不可能干预到思想与学术的时代，一些天才的人物可以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严密的逻辑推理，有非常重大的发现。

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就是我们到今天都引为自豪的，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经常拿它举例的——庄子所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两千多年前没有什么科学实验的手段，更没有今天可以观察微观世界的电子显微镜，纳米技术、加速器等，这些都没有，庄子为什么敢说一尺长的一个木棒，你每天取它一半，万世不竭，永远取不完呢？他凭什么把物质可以无限分割这样一个基本的原理，用这十二个字就说明了呢？

其实这就是自由思想的结果。他说这话并不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并不需要通过什么科学实验，而完全是严密的推理。你说一天取它一半，那么会剩下二分之一；再取它一半，那么会剩下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如果你说到了哪一天没有了，那么请问这另外一半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应该是万世不竭。

又比如当初有学者还辩了一个命题，就是“白马非马”。明明是诡辩，却成了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形式逻辑命题。

公孙龙强调“白马”是由两个概念构成的，一个是马，一个是白，缺一不可。如果只有马，可以与黄、黑组合，成了黄马、黑马。白也不一定跟马连在一起，可以连其他。但在“白马”这个概念中，“白”和“马”缺一不可，否则就既不是白，也不是马，所以就“非马”。这样的辩论显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在当时可以自由进行，并且会被记载、流传，成为一个学派，根本原因就是在学术思想不受干预的情况下，那些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天才人物，其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

并不是当时的统治者已经有了鼓励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自觉性，或者当时已经形成了什么好的制度。这不能不归功于一个重要因素——人才的自由流动。春秋战国期间，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秩序从分崩离析到荡然无存，有一技之长、敢于追求自身发展的人有了自由身。另一方面，面对激烈残酷的兼并，统治者如果想保全自己，或者想进一步实现称霸扩张的愿望，就必须有一批杰出人才，不能仅仅依靠本国，而要大力从外国招引。对人才来说，就有了选择和流动的自由，本国不行就去外国，在这一国得不到重用就去另一国。

善于吸收各类人才、各类杰出移民，这个政权就有可能迅速发展、扩张、巩固。春秋战国期间留下了不少统治者为招揽人才不惜代价的佳话。比较起来，吸引人才最多、最有效的还是秦国。

为秦国做出重大贡献，使它国力迅速强大，推行变法改革，执行重要使命的，几乎都是外来移民。由余来自西戎，百里奚来自宛（今河南南阳市），蹇叔来自宋国，丕豹和公孙支来自晋国，商鞅是卫国人，张仪是魏国人，甘茂是下蔡（今安徽凤台县）人，穰侯魏冉是楚国人，范雎是魏国人，蔡泽是燕国人，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蒙恬的祖父蒙骜是齐国人，赵高是赵国人。这些人迁入秦国以前，有的是奴隶，有的是罪犯，有的是商人，有的死里逃生，有的怀才不遇，没有一个人在本地本国已经受到重视或居于高位，是秦国给了他们成才或发挥的机会。

但是秦国的国君也不是始终都重视吸收移民的，一方面是现实的紧迫需要，另一方面也需要君主做出正确的决断。秦国的宗室大臣曾向秦始皇提出：从其他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大多是为他们的主子服务的，建议全部驱逐出境。秦始皇听从后，公布了一道“逐客令”，要将已经得到任用的外来移民统统赶走。已经担任客卿的李斯也属驱逐对象。

李斯上书秦始皇，留下一篇有名的《谏逐客书》。李斯列举历史事实：当初要不是接纳招揽那些“客”（移民），秦国哪有今天的强盛？各地的出产和宝物你都要用，各国的音乐和舞蹈你都要享用，而对外来的人才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驱逐，这不是制服诸侯统一天下的战术。将这些人驱逐出境，正好让他们资助了你的敌国，又给秦国结了那么多怨，树了那么多敌。

这使秦始皇改变主意，撤销了这项驱逐令，“客”都留下来了，包括李斯在内。

但当所有人才都只能为一个国家所有，只能为一位君主效劳时，当他们再也不能自己做出选择时，就不会再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