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山战场上，有一位名叫“刘同权”的炮兵团长，绰号“大佛”。

这个绰号是战士们给他起的，一来是因为他的样貌、体型酷似一位和佛法师，二来则是因为他在战场的各种“慈悲为怀”的行为，故而才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绰号。

刘团长是一个拥有2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党、祖国和人民忠心耿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古军中无戏言，军人一诺重千钧。南疆我有在，祖国请放心。”

此外，他还是一个拥有27年军龄的老兵，时年44岁，是全集团军“最老”的团长。

他的行为有些“怪异”，但又是一个很实在的人，他曾提出“团长管全团，全团管团长”，从始至终都将自己放在普通一兵的位置上。

当然，对于战士们而言，他更像是这个团队的“大家长”，对每一位战士都十分关心，战士们也都很信任他。

1987年5月，我军的一个前线观察所被越军的炮火封锁了，炮弹如雨点般倾泄下来，形成了一道火墙，后面的人无法上去，观察所的战士也无法撤出。

敌人长时间的封锁，导致观察所断了供给，他立即打电话给营长：“把你们营部最好的东西准备好，一定要送上去。”

营长也有自己的难处，说：“敌人炮火太猛上不去！”

听到营长的回答，他沉默了，尽管他完全可以以命令的形式，让营长将补给送上去，但这样的命令他不好下，为了救几个人，再搭上几个人，这显然是不合算的。

可就这样放弃了吗？不，一个人也不能放弃！

他看着身边精明强干的作战股长，沉思片刻，他下定决心：“作战股长上！”接着，他将自己仅剩的三包烟拿出来，又说道：“带上去，给兄弟们抽。”

作战股长没有辜负团长的期望，他灵活地躲闪着敌军的轰炸，顺利来到了前沿观察所，将团长的关心带给了战士们。

三天三夜水米未进的战士们摇通电话，叫了声“团长”，声音紧接着变了调，围着电话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四十多岁、一米八的汉子，也唰地掉了下眼泪。

在出征前，他曾向“弟妹们”保证过：“我和全团同去同归……我保证同去同归，你们交给我一个丈夫，我给你们带回来一个丈夫。”

然而有一次，他在前线观察敌情时，一发炮弹刚好落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他差点没能实现这个诺言。

刘团长炮战经验丰富，向来都是“指哪打哪”，其命中率之高，在全军是出了名的。

尽管那时候我军炮弹管够，但他却格外的“节省”，因为他知道，这些炮弹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即便数量充裕，他也没有权力肆意挥霍它们。

因此，在发现敌人时，也并不是每次都要开炮，1到5个不打，到6个时才打。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前线逐渐流行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不打女兵、军工和老百姓。

不打老百姓，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女兵和军工都属于交战双方的军事人员，他们枪里射出的子弹跟男兵枪里射出的子弹同样致命，按我们的爱憎观，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更何况只要打的是敌方军事人员，上级都是认可的。

话虽如此，可真打了女兵，舆论上却不全是表扬。

但刘团长却不管这些，只要是敌人军事人员，他都“一视同仁”，从不以性别偏袒，正如他所说：“这个地方，管他男女呢，只要是敌人，我就打他。”

据刘团长说，有一次，敌方打过来一发炮弹，但没安引信，只装了个纸条，上面说：你们太残忍了，他们都是寡妇，让你们给打死了！

战士们便好奇地问道：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他板着脸说道：“管他呢，打！”，但说完，他又补充上一句：“但就那一回，以后再也没打过。”

战争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你必须得作出你不想，但又不得不作出的决定，而这种决定往往很难以所谓的理性去迅速作出判断，它就是一瞬间的事情，根本来不及思考。

比如在打345高地的支撑点时，刘团长作出的一个决定，又受到了一些争议。

此次战斗中，刘团长采用了他独创的“拉网法”进行攻击，即先用炮火掀开植被，把2米多高草丛里的11个越军工事暴露出来，编排顺序，然后以泰山压顶之势逐个敲打。

在我军强大的火炮轰击下，战斗进展得很顺利，不料敲到七号工事时，却出现了情况。

当时，九号工事的越军眼见一个个的工事被敲掉，自己躲又躲不掉、藏又藏不住，一时间慌了神，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工事前，然后用树枝撑着白衬衣挥舞起来，一边摇一边喊，我前沿指挥员纷纷探头出来查看。

这时，作训股长问：“还打不打？”

刘团长毫不犹豫地回答：“打！”

作训股长提醒道：“敌人投降了！”

刘团长说：“5000米，我没法受降。”

此次炮击，共炸毁敌11个工事，击毁迫击炮六门，击毙敌人28人，其中也包括那位摇白旗的小子。

对于团长的这个命令，很多战士都表示赞同，但也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对方已经投降了，没必要再继续攻击。

事实上，当时也有人劝刘团长，让他算了，不要打了。但刘团长还是照打不误，为何呢？

他这样解释道：“你要真投降，就走过来嘛。摇了就不打，就搞成他们的一种战术了。”

说不应该打的，只是在书本上描写的战场上作战，说打得对的，则是真正奋战在战争前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