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安史之乱可不是粟特人建国 安史叛军打仗全靠这四大族群的军头
引言：
世人皆知安史之乱是由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却不知这场改变唐朝命运的叛乱，其实暗藏着更深的秘密。安禄山虽有粟特血统，但在这场波及半个中原的叛乱中，真正掌握军权的却另有其人。当年那个让李隆基痛不欲生的叛军，究竟是靠谁在打仗？那支让唐军闻风丧胆的曳落河铁骑，又是何方神圣？而那位能让安禄山都俯首听命的军师，为何鲜为人知？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叛军的核心力量，竟然在安史之乱平定后，继续左右着大唐的命运。这一切，又将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
一、汉族军头的崛起与谋略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正在为一件事烦恼。他的谋主严庄送来一份密信，信中写道：＂时机已到＂。这位出身范阳的汉人谋士，早在天宝十年就开始为安禄山筹划叛乱事宜。
世人只知严庄是叛军的谋主，却不知这位汉人谋士在朝廷中也埋下了暗子。当时，严庄以范阳府参军的身份，频繁往来于长安与范阳之间。他不仅在朝中结交官员，更与宰相杨国忠暗中联络，借机打击李林甫的余党。
在严庄的运筹帷幄下，安禄山的叛军得以在短短数月内就席卷河北。叛军的军事行动，皆出自这位汉人谋主之手。他不仅为安禄山制定了完整的军事计划，更为叛军设计了＂以战养战＂的军需策略。
而在叛军的将领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崔乾佑。这位出身博陵崔氏的汉族将领，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震惊天下。天宝十四年末，崔乾佑率军攻打洛阳，一举击败了唐军名将哥舒翰。哥舒翰引以为傲的骑兵在崔乾佑的战术安排下，竟全军覆没。
崔乾佑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野战中，更展现在攻城战中。在进攻潼关时，他巧妙利用地形，让叛军从崎岖山路迂回包抄，最终攻破了号称＂天下第一关＂的潼关。就连久经沙场的封常清、高仙芝这样的唐军名将，也在他的谋略面前败下阵来。
在河北境内，汉族军头更是叛军的中坚力量。营州虽为安禄山的大本营，但其3万7千余兵力中，汉人占据了绝大多数。他们不仅熟悉当地地形，更深谙守城之道。如叛军将领薛嵩，便是唐名将薛仁贵之后，他在相州一役中，凭借精妙的守城之术，让唐军久攻不下。
在范阳、卢龙等地，更多的汉族军头崭露头角。他们或通晓谋略，或精于战阵，为叛军的扩张立下汗马功劳。正是这些汉族军头的支持，才让安禄山有了在河北立足的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严庄不仅是叛军的军师，更在叛乱后期扮演了关键角色。当安禄山开始骄横跋扈时，正是严庄暗中策划，使其最终走向末路。不仅如此，他还与郭子仪私下联络，为叛军部将的后续归降铺平了道路。
二、草原铁骑的效忠转向
同罗骑兵的传奇，始于安史之乱前的十余年。这支来自北方草原的精锐部队，最初效力于后突厥汗国。他们的首领阿布思在平定西域诸国的战役中屡建奇功，被授予叶护之职，地位仅次于可汗。
天宝年间，随着后突厥汗国的衰落，这支铁骑成为了唐朝与安禄山争夺的对象。哥舒翰凭借其军事声望，首先将同罗骑兵收入麾下。在西北前线，这支骑兵立即展现出惊人的战力，他们在与吐蕃的对抗中，凭借灵活的战术和精湛的骑射技艺，多次击溃数倍于己的敌军。
然而，安禄山很快看中了这支劲旅。他以高额的军饷和丰厚的待遇，成功说服同罗骑兵转投其麾下。安禄山深谙骑兵作战之道，他将同罗骑兵与契丹、奚人的骑兵部队整合，组建了声名赫赫的曳落河军团。
曳落河军团的战术体系独具特色。他们采用了游牧民族惯用的佯攻、围猎战术，配合汉军的阵地战和攻城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作战方式。在潼关之战中，正是这支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了哥舒翰的防线。当年的主帅哥舒翰，亲眼目睹自己曾经统领的部队，成为击垮自己的利刃。
曳落河军团最为惊艳的表现是在陈涛斜之战。当时朝廷派出宰相房琯亲自督军，妄图一举击溃叛军。然而，曳落河军团凭借其超群的机动性，在险要地形设伏，将唐军主力包围。房琯虽有精兵十万，却在游击战中节节败退，最终狼狈逃回长安。
这支骁勇善战的骑兵，却也因其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叛军中处境微妙。当安禄山开始猜忌手下大将时，同罗骑兵察觉到危险，果断选择离开。他们重返西北草原，试图重建势力。但此时的草原形势已经改变，郭子仪联合回纥等部落，在一场大战中彻底击败了这支曾让中原震动的劲旅。
值得关注的是，同罗骑兵的作战方式对后来的藩镇军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将草原骑兵的机动作战与汉军的阵地战相结合的战术，被河朔三镇的军队广泛采用。这种独特的军事体系，让藩镇军队在与中央军队的对抗中始终保持优势。
曳落河军团的覆灭，标志着草原铁骑在中原战场的一个时代落幕。但他们留下的军事遗产，却通过各个藩镇的军队得以延续。这些骑兵部队虽然效忠对象频繁转换，却始终保持着其独特的战斗力，在唐朝后期的军事格局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契丹奚人的军事同盟
天宝十二年的冬天，范阳城外迎来了一支特殊的使团。这支由契丹王李过折率领的队伍，带来了一个震动朝野的消息：契丹部落愿意全面支持安禄山。这个决定不仅为安禄山带来了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打破了唐朝在河北地区的军事平衡。
契丹部落的加入并非偶然。早在天宝初年，安禄山就开始经营与契丹各部落的关系。他通过多次军事合作，与契丹王李过折建立了深厚的军事互信。安禄山更以范阳节度使的身份，为契丹部落提供大量军需物资，使其成为自己的坚实盟友。
在契丹部落的影响下，奚人部落也加入了这个军事同盟。奚人首领大酋长可突于天宝十三年正式投靠安禄山，带来了三万精锐骑兵。这支骑兵与契丹骑兵形成互补，成为叛军最具威慑力的军事力量之一。
契丹奚人联军最引人注目的战例是河间之战。当时，朝廷派遣名将封常清率军北上勤王。契丹奚人联军采用草原游击战术，利用冬季严寒天气，在河间地区设伏。他们先派轻骑佯攻引诱唐军追击，待唐军深入后，主力部队突然杀出，将唐军分割包围。这场战役中，唐军损失惨重，封常清仅以身免。
契丹奚人联军的另一大特色是其独特的补给体系。他们保持了游牧民族的传统，军队行军时不需要庞大的辎重队伍。每名骑兵都携带充足的干粮和箭矢，可以持续作战数日。这种补给方式让他们在追击战和远程奔袭中具有明显优势。
在进攻洛阳时，契丹奚人联军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他们不再局限于草原战术，而是学会了攻城掠地。在严庄的指导下，他们将骑兵分成多个小队，负责切断洛阳外围的补给线。同时，他们的弓骑手在城墙外不断骚扰守军，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进攻，最终攻克了这座东都。
然而，契丹奚人联军的忠诚度却随着战事的发展而动摇。当安禄山开始专断跋扈，契丹首领李过折逐渐与其产生嫌隙。史思明叛变后，李过折立即率部转投史思明，这一举动极大地削弱了安禄山的实力。
更为关键的是，契丹奚人联军在战争后期表现出明显的离心倾向。当郭子仪率军北上时，一些契丹奚人部落开始暗中与唐军接触。他们不仅为唐军提供情报，更在关键战役中临阵倒戈，成为击败叛军的重要力量。
这支曾让唐军闻风丧胆的联军，最终在安史之乱后期分崩离析。一些部落归附唐朝，获得了优厚的待遇；另一些则选择重返草原，继续保持其独立性。但他们在战争中展现出的军事才能，为后来的藩镇混战埋下了伏笔。
四、降将群体的权力博弈
天宝十五载，叛军攻破长安后，一场围绕军权的较量悄然展开。安禄山的军中出现了一支特殊的力量——降将群体。这些原本效力于唐朝的将领，在形势所迫下投入叛军麾下，却在叛军内部形成了独特的利益集团。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通儒。这位原河东节度使在洛阳失守时投降，带来了整整一个军团的兵力。张通儒深谙兵法，尤其擅长守城之术。在他的指挥下，洛阳城在唐军的多次反扑中岿然不动。更重要的是，他保持了原有的军事体系，使其部下在叛军中形成了一股独立势力。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程千里。作为原并州都督，程千里在投降后不仅保留了原有部队，还获得了安禄山的重用。他在并州一带建立了完整的军事网络，控制着关键的军需补给线。正是依靠这个网络，叛军才能在北方站稳脚跟。
这些降将群体与安禄山的核心集团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一方面，他们需要安禄山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暗中维系着自己的势力范围。天宝十六载，当安禄山开始猜忌手下大将时，这种平衡被打破。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田承嗣。这位原幽州都督府长史，在投降后被委以重任。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在范阳地区培养了一批忠实部下。当安禄山的暴虐行为日益加剧时，田承嗣开始秘密联络其他降将，为日后的反正做准备。
安庆绪弑父后，降将群体的分化加剧。一部分人选择追随安庆绪，如程千里；另一部分则转投史思明，如张通儒。更有一些人开始与唐军秘密联系，为自己寻找退路。这种分化最终导致了叛军的内部混乱。
降将群体的影响力在史思明时期达到顶峰。史思明深知笼络降将的重要性，他不仅给予他们高位，更允许他们保持相对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政策使得降将群体在叛军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但也加剧了军中派系之争。
至德二载，当郭子仪率军北伐时，降将群体再次成为局势的关键。田承嗣率先响应唐军，并带动了一批降将倒戈。这种连锁反应极大地削弱了叛军的实力，为唐军收复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这些降将的归附并非无条件的。他们在投诚时都提出了保留军权的要求，这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田承嗣在战后获得了魏博节度使之职，开创了藩镇自治的先例。张通儒、程千里等人也都在各自的地盘上保持着半独立状态。
这些降将在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地位，与他们在叛乱中的表现密切相关。那些及时反正的将领，如田承嗣，获得了朝廷的信任和优厚待遇。而那些追随叛军到最后的将领，即使最终归顺，也难以获得重用。
五、边境将领的政治抉择
至德元载，李光弼在太原面临着一个关键抉择。作为河东节度使，他既要应对叛军的猛烈进攻，又要平衡与回纥的复杂关系。在这个危急时刻，李光弼选择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主动与回纥结盟，同时保持与朝廷的密切联系。
这种做法很快得到了其他边境将领的效仿。河西节度使封常清在与吐蕃的对抗中，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他一方面与吐蕃保持有限度的军事合作，另一方面又暗中支持朝廷的军事行动。这种灵活的外交手腕，使得边境地区在动荡时期仍保持相对稳定。
宋朝鸿在陇右的表现更为典型。作为凉州都督，他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局面。当地诸多胡人部落之间矛盾重重，而叛军又不断派人拉拢。宋朝鸿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对忠于朝廷的部落给予支持，对动摇的部落则采取怀柔政策，使得陇右地区成为唐军的可靠后方。
边境将领们的政治智慧在平卢之战中得到充分展现。平卢节度使王思礼在面对叛军压境时，巧妙地利用了新罗使团。他通过新罗使者向朝廷传递军情，同时借新罗的名义购买军需物资，避开了叛军的封锁。这种借助外交渠道维持军事联系的做法，成为其他边境将领的典范。
至德二载的突厥之变给边境将领们带来新的考验。当时，突厥内部发生权力更迭，新任可汗对唐朝采取敌对态度。河北节度使张守珪在这个关键时刻，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手腕。他表面上与突厥保持友好，暗地里却支持突厥内部的亲唐势力，最终促成了突厥政局的转向。
边境将领们的政治抉择往往影响深远。安西都护郭昕在面对叛军使者时，采取了明确的立场。他不仅拒绝了叛军的拉拢，更组织了一支由粟特商人组成的情报网，为唐军提供了大量西域动态。这个情报网在后来的平叛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元元年，随着战局的发展，边境将领们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些将领开始谋求更大的自主权。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就通过与回纥的联姻，建立起独立的外交体系。这种做法虽然加强了军事实力，但也为日后藩镇割据埋下了伏笔。
边境将领们的选择同样影响着军队的构成。渔阳节度使李抱玉在收编突厥降兵时，采取了独特的安置方式。他将这些降兵分散安置在各个部队中，既避免了他们形成独立势力，又保持了军队的战斗力。这种兵员整合模式被其他边境将领广泛采用。
上元二年，当叛军主力被击溃后，边境将领们的角色再次转变。他们从单纯的军事指挥官，逐渐转变为地方政治力量的代表。河东节度使李光弼通过与当地胡商的合作，建立起完整的军政体系，这种模式影响了整个唐后期的边防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