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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宁四年（171年）十月，黄门令董萌在灵帝朝见窦太后之后，便屡次在灵帝面前为窦太后诉冤叫屈，灵帝接受了董萌的意见，常常派他去看望窦太后，并大大增加了窦太后的供奉。

见灵帝一反常态地全然不顾曹节、王甫等权宦的意愿，去朝见窦太后，本来就与曹节、王甫处于争斗中的董萌，就试图通过上述举动去迎合灵帝，来谋求可资自己制胜的因素。

但是，在太后问题已成为正直官僚与宦官集团矛盾斗争焦点的情形下，不论董萌出于什么目的帮窦太后说话，实际上已触动到宦官集团的根本利益，这就对他自己所属的宦官集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不久，曹节、王甫等人就诬告董萌，说他处处讨好窦太后而诋毁灵帝的生母董太后，董萌因此而被处死。

董萌之死，无疑向人们宣告，大权在握的宦官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在太后问题上做文章。

宦官们处死董萌，对反对他们的朝臣来讲，可能一时的确起到了杀一做百的作用，但不知宦官们想到没有，董萌之死，也会让灵帝强烈地感到不安！

那种强烈不安的感觉，当然会导致灵帝讨厌甚至憎恨限制他自由的权宦们。

在对待窦太后的问题上，灵帝就感觉到，他们分明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竟然一点不考虑和体谅灵帝的苦衷。

宦官们的过分之举虽然并没有令灵帝感到可怕，但毕竟引起了灵帝某种程度的厌恶与憎恨。应该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灵帝开始意识到，对自己所依靠的宦官，也不能没有限制。

熹平元年(172年)四月，有青蛇从空中坠下，蟠卧御座，久久不去，这不是吉样之兆！为此，灵帝又诏令群臣议朝政之得失，以便改善朝政，以消弥天变。

自灵帝即位以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系列宦官屠杀和陷害异己的事件，于是，朝廷出现了宦官们所希望的万众齐喑的局面。尽管灵帝再三强调议政当“靡有所讳”，但一时仍然没有人敢再去招惹那帮宦官。只有光禄勋杨赐上书隐斥权宦，并建议抑制权宦以消“蛇变”。

灵帝竟十分欣赏杨赐所言，并采纳了他的建议。杨赐的祖父杨震、父亲杨秉，皆以耿直著称，是全力“扶持王室”、“辅政济民”的重臣。

灵帝即位之初，三公一致荐举精通儒学、品行高洁的杨赐为灵帝的老师，而灵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也从来都很敬重。杨赐上书的这种效果，一方面自然与杨赐和灵帝的特殊关系分不开，另一方面还在于杨赐上书所言，正符合了灵帝限制权宦的愿望。

这种“符合”，无疑使灵帝感到一种鼓舞，也就促使灵帝第一次很快将限制权宦的愿望付诸行动。

在灵帝限制权宦的方针下，曾经是再兴“党祸”、屠杀“党人急先锋的侯览，便交上了厄运。宦官侯览，以其特有的巧言谄媚和阴险狡诈，在桓帝初年就当上了中常侍。多年来，他一直仗势贪赃枉法，尽管杨秉、翟超等公卿守相屡次劾奏过他，但他总有本事化险为夷。

第二次“党祸”之后，由于屠杀党人之功，又以中常侍兼长乐宫太仆，由此更是专横骄奢。是年五月，有人举奏侯览专权骄奢，灵帝即诏令收侯览“印绶”，追查其罪，侯览畏罪自杀。一个不可一世的权宦就这样灭亡了，其党羽也全被罢免。

侯览的死，似乎又使宦官们重新有了危机感。不过，他们总会设法度过危机。

六月，窦太后在南宫病逝。宦官们带着摆脱危机、保全自己的目的，使有关太后“葬礼”的争斗变得异常激烈。

在讨论有关殡殓窦太后的问题时，曹节、王甫奏请灵帝，用贵人礼殡殓，灵帝却明确表示：

“太后亲立朕躬，统承大业。诗云：‘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岂宜以贵人终乎？”

于是，棺殓如仪，举哀发丧。待将要安葬窦太后时，曹节等人又打算降低规格，而进冯贵人的灵位以配桓帝。面对如此放肆的宦官，灵帝虽然很恼怒，但因为他毕竟仍要依赖宦官，不便与他们完全翻脸，所以诏令公卿集议太后的葬礼，欲借公卿的力量制约宦官。

当是太尉李咸正因病卧床不起，风闻“集议”之事后，即支撑起床，欲赴朝参加集议。

临行前，他怀揣毒药，与妻子决别说：“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还矣。”

数百公卿集聚一堂，人人都将监议宦官赵忠阴沉沉的脸色看在眼里，所以公卿们集议开始好一阵子都彼此相觑，没有谁敢先发言。

太尉李咸虽然已抱定决心拼死为窦太后争名分，但是满堂的压抑气氛，使他一时也不敢先开口。

这种情形使监议的宦官以为他们可以稳操胜券了，所以赵忠便阴阳怪气地催促说：“公卿既已到齐，应该即时定议嘛！”

赵忠得意忘形的样子，使廷尉陈球再也按捺不住，当即接过赵忠的话茬说：

“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临天下，宜配先帝，是无所疑！”

面对胆敢唱对台戏的陈球，赵忠皮笑肉不笑，带着威胁的口吻说：“陈廷尉既有此议，何不操笔立议？”

陈球马上取过纸笔，奋笔疾书。赵忠看了陈球所书，面色陡然大变，遂强装镇定，语中夹带威胁地说：“廷尉创建此议，真是胆略可佳！”

此时的陈球，不再心存任何顾虑，顺势将郁集胸中的话淋漓尽致地吐了出来：

“陈（蕃）、窦（武）既冤，皇太后无故幽闭，臣常痛心，天下愤叹。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愿！”

陈球一番慷慨激昂的申说，顿时扭转了朝堂的气氛，满堂公卿都起来附和陈球的建议。

集议之后，曹节、王甫等人仍不甘心，又在灵帝面前援引汉武帝卫后、桓帝梁后因罪不得配食先帝之例，力争取消窦太后配食桓帝的资格。

太尉李咸则针锋相对地上书为窦太后争名分和资格。灵帝遂拿着李咸的奏章，强硬地告诉曹书等人：“窦氏虽为不道，而太后有德于朕，不宜降黜。”

这才为窦太后“葬礼之争”画上了句号。

熹平元年(172年)秋，皇宫朱雀阙出现了匿名告示，声称：

“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

这一告示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人张贴的，它的出现使宦官们有了做文章的机会。这一旨在诽谤朝政的告示竟然出现在皇宫门上，在灵帝看来，这是对皇帝权力的藐视与挑战，灵帝当然不能容忍。

对于告示所声称的“天下大乱”，灵帝会认为其中包藏着“惟恐天下不乱”的祸心，而“天下大乱”就意味着皇权、皇位的不稳固。

所以，这种恶毒的诅咒更令灵帝怒火中烧。这一令灵帝最不能容忍的告示又恰恰是站在“党人”立场上的。

这样一来，宦官们就会极其方便和自然地帮助灵帝由告示联想到“党人”的“图危社稷”。这不仅会证明宦官们过去对“党人”的镇压是多么有力地维护了灵帝的利益，而且将再次证明宦官对灵帝的忠诚。

权宦们马上充当了追查“匿名告示”事件的急先锋。灵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从严查缉这一事件。刘猛因对宦官过去屠杀“党人”极为不满，并没有认真查缉，所以追查了一个多月却毫无结果。

于是，在权宦们的鼓动下，灵帝又诏令：降刘猛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刘猛为司隶校尉。段颎本为身经百战的东汉名将，但为了保全富贵，总是曲意奉承和巴结宦官。段颎秉承宦官的旨意，一赴任就立即率人四处查缉，结果居然为这匿名告示逮捕了一千多太学生。

在追查“匿名告示”事件中，曹节、王甫等人虽然竭尽了全力，但是他们却认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速捕太学生之后，宦官勾结段颎，又借故将拂逆他们旨意的刘猛治罪，可是很多朝臣都站出来为刘猛鸣不平，刘猛不仅因此被免刑，而且马上又被灵帝征用。刘猛的事让权宦们掂出，他们在灵帝心目中的分量远不像自己所期望的那样重。

为了增加他们的分量，权宦们便酝酿了一个重大的阴谋。

勃海王悝，是桓帝的亲弟弟。桓帝是河间蠡吾侯刘翼的长子，他入嗣帝位以后，其弟刘悝就承封为蠡吾侯。后来因勃海王刘鸿无子而改承刘鸿遗封，成为勃海王。

延熹八年(165年)，因罪被贬为廮陶侯。刘悝为谋求复国，常常派人到京师周旋，贿托中常侍王甫代他向桓帝求情，并许诺若得以复国，即谢钱5000万。桓帝临死前，果然遗诏复封刘悝为勃海王。喜如所望的悝很快便探知到复封的原因，乃是桓帝顾念亲情，并非王甫的功劳，于是将5000万钱的“约订”视为无效。

贪婪成性的王甫哪里容得人家赖“账”，于是对这笔为数不小的“贿债”一直耿耿于怀。

熹平元年(172年)十月，尚书令廉忠奏中常侍郑飒等“谋迎立悝，大逆不道”。廉忠的奏书使灵帝陷入了异常的痛苦与不安之中，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里。

刘悝不是一个安分的人，素来不甘寂寞。桓帝时，他仗恃自己是皇帝之弟，处处不守为匡者的本分，在外面喜欢结交那些不得志的剽悍之徒，在家里则时常聚集着一群群不三不四的人。

对僭傲不法的刘悝，“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北军中侯史弼曾为此上书，要求桓帝惩处刘悝，以防患于未然。然而，桓帝却放纵自己的弟弟，致使其后来终于犯下了“逆谋”之罪。

当初，灵帝刚刚即位，外面的流言就传入宫中，说勃海王悝对没有被立为皇帝很是愤愤不平，并蓄意不轨。后来又听说他与中常侍郑飒、中黄门董腾勾搭得甚紧。

而郑飒、董腾以负气仗义出名，在外面交际广得很。

灵帝越想越恐惧，甚至幻化出刘悝篡夺皇位的种种可怕情景，并为此不寒而栗，以为自己一直担心和谨防的宗室谋反，现在终于成为现实。

灵帝对“刘悝谋反”事件的反应，基本上都在王甫、曹节等人的预料之中，甚至连灵帝在这一问题上的心理活动，似乎也被王甫等人揣摩的一清二楚。

对勃海王悝怀恨在心的王甫，一直在暗中搜集网罗勃海王悝的过失、罪状，勃海王悝的一举一动，王甫等人早已了如指掌。

根据勃海王悝“僭傲不法”的过去和灵帝即位以来他的所作所为，再加上“勃海王悝蓄意不轨”的流言蜚语，凭权宦们的本事，早就可以导演出一幕足以令灵帝心惊肉跳的“宗室谋反”恐怖剧，但他们并没有轻易拉开这部恐怖剧的序幕，而是在寻求和等待最为适宜的机会。

灵帝处置侯览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使王甫、曹节等人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危机感。

在“匿名告示”事件中，尽管他们表现出了对灵帝的绝对忠诚，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所以他们准备抓住灵帝尚未从“匿名告示”事件的消极影响中完全解脱之机，不失时机地抛出了“勃海王悝谋反”的阴谋，好让灵帝清楚自己的皇位时常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于是，王甫等人授意司隶校尉段颎将郑飒等人逮捕入狱，同时授意尚书廉忠诬奏郑飒伙同勃海王悝谋反。

被恐惧与仇恨深深困扰着的灵帝，为了以儆效尤，决计以最严酷的手段来惩办自己即位以来首次面临的“宗族谋反”事件。

灵帝诏冀州刺史先将勃海王悝逮捕下狱，并严加拷打；接着又派遣大鸿胪、宗正、廷尉等朝廷要员同赴勃海，逼勃海王悝自杀。悝有妻妾11人、子女70人、侍女24人，都被害死在狱中，勃海国的傅相及其所有属僚，也全被诛杀。

光武、明帝时期，是对宗室的严加防范与控制的时期，但是在那时，对那怕有真凭实据的谋反宗族，只要对皇权没有构成实际威胁，光武帝和以严酷著称的明帝都实行较为宽大的政策，从来没有进行过满门抄斩的血腥而残酷的镇压。

从这一比较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由于权宦们处心积虑的推波助澜，哪怕是捕风捉影的“谋反事件”，都足以给异常虚弱、敏感的灵帝造成深创巨痛。

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灵帝不时被勃海王悝的“冤魂”困扰，但是直到临死，灵帝也不肯对冤死的勃海王悝稍有宥谅之举。

“勃海王悝谋反”事件带给灵帝的恐惧程度，直接决定了灵帝对侦破这一“谋反案”的功臣们感激与倚重的程度。

王甫、曹节等12人因此受到丰厚的奖赏，王甫被封为冠军侯，曹节增加封邑4600户，而此前他所有的封邑总共才3000户。宦官们的父兄子弟，有许多因此当上了公卿列校、牧守令长。段颎也因此由司隶校尉晋升为太尉，增封4000户。

诛杀勃海王悝不仅使宦官集团的地位得到巩固，权势大为增长，而且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一事件对灵帝的一些决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如果说，梁氏擅权及五侯助桓帝诛除梁氏的深刻历史教训，促使灵帝形成了依赖宦官巩固皇权的思想，那么，一次又一次全凭宦官鼎力相助才得以摆脱“皇位危机”的现实，则使灵帝依赖宦官的指导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所以，在灵帝以后的统治岁月中，无论什么情况下，灵帝都决不允许宦官们的地位有任何动摇。

诛杀了勃海王悝之后，灵帝对有损或危及皇权的任何人与事更加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熹平五年(176年)四月，永昌太守曹鸾呈上了这样的一份奏章：

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泥涂。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

对皇帝的进谏，一般而言，以既不忤旨、又不显扬的“顺辞默谏”效果最好。任何激烈切直的措辞都会有损皇帝的权威与尊严，而由于触犯龙颜，进谏的积极效果往往被削减，甚至适得其反。

曹鸾的上书就因太过方直而弄得灵帝盛怒不已。于是，灵帝立即诏令司隶校尉、益州刺史将曹鸾逮捕，结果曹鸾在狱中被拷打至死。紧接着，灵帝又诏令州郡重新清查“党人”的门生故吏及“党人”五族之内的亲属，凡是在官者，一律免官禁锢。

一纸上书，竟能引发这样严重的事件，恐怕就不仅仅是“直谏犯颜”所致。

导致上书者被拷打致死和“党锢”扩大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当是所谓“勃海王悝谋反”事件之后灵帝对“皇位不稳”的恐惧。

这时，有人为“图危社稷”的“党人”翻案，当然会使灵帝联想到曹鸾上书的背后是否又隐藏着一个“图危社稷”的阴谋。也许再三拷打曹鸾，正是为了要追查灵帝主观臆断出的那个阴谋。

一旦灵帝越来越紧密地将“党人”与“图危社稷”联系起来，那么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迫害“党人”的灾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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