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于异姓爵位自轻车都尉以上（含）皆分一二三等，诸如一等公、二等公、三等公之类的。可能很多读者认为，一等公听起来比二等公要高大上很多，甚至会认为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实际上，各等次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明显，按照基本的晋爵原则，低等级爵位只要获得一个云骑尉就可以晋升高等级爵位，比如二等公获得一个云骑尉便可以晋为一等公。所以清代将云骑尉作为异姓爵位的晋升单位。
高等级的公、侯、伯三个爵位中，还有一种是比较特殊的，即官方所谓的“不言等”。什么是不言等呢？通俗地理解就是爵位不分一二三等，只称某某公、某某侯或某某伯。
那么与有等的爵位比较起来，不言等之爵位到底有何具体含义呢？两者之间的政治地位又孰高孰低呢？
先来了解不言等爵位的具体概念有清一代，不言等之公爵总计为7人，分别是：额亦都、沈志祥、郑成功、白文选、孙徵灏、郑克爽、孙士毅；
不言等之侯爵总计为7人，分别是：唐通、唐惟华、郑芝龙、谭宏、谭诣、郑鸣骏、林兴珠；
不言等之伯爵总计为10人，分别是：郑鸿逵、陈豹、郑缵绪、陈辉、周全斌、黄廷、马承荫、刘国轩、冯锡范、王得禄。
以上24位不言等之公侯伯者，基本上都是顺治、康熙两朝所封，且很多都是前明降将。其中比较特殊的是额亦都，他是大清开国功臣，按照正常的思维应该是属于言等之公爵。
额亦都之公爵之所以没有言等，主要是当时的异姓爵位制度尚不成熟，尽管是不言等之公爵，但额亦都向来被视为“超品公”，地位比一等公还要高。
孙士毅生在清代，他之所以获得公爵，主要是因为赞襄军务病死军中，加上他与福康安、和珅的关系较为密切，死后乾隆皇帝追封一等公爵。
不过嘉庆即位后，孙士毅一等公之爵被削，被归入不言等之公爵。不管是什么公，孙士毅也算是特例，整个清代，汉文臣获封公爵者只有他一人，就连曾左李三人也不过是侯爵。
至于前明降将以及像郑成功一类属于对民族有特别贡献的汉人异姓群体，他们都不是以军功而获得爵位，只是朝廷为了笼络人心而赐给的一种荣誉，这类异姓爵位通常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比如郑成功为海澄公、林兴珠为建义侯，等等。
再来比较有等和无等爵位之差别清代皇帝历来重视“军功”，凡不言等之高级爵位大部分都不是以军功获封，故而与言等之爵位比较起来，其政治地位和含金量都大打折扣，两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其一、爵位承袭方式不同
对于异姓爵位的承袭规则，清代的典章制度中有明确的规定，比如一等公准袭26次，二等公25次，三等公24次，爵位每降一等承袭次数减少一次。理论上我们不能说异姓高级爵位是世袭罔替的，但因承袭次数较多，实则与世袭罔替无异。
不言等之爵位则不享受固定的承袭次数，大多仅限于本人，后世子孙无法承袭。比如朝廷追封郑成功为海澄公，他的儿子郑克爽按规定无法承袭公爵，只是郑克爽归附清廷也算有功，康熙皇帝下旨仍赠以公衔。而郑克爽的子孙们，就无法继续承袭公爵，至于是什么爵位或官职，则需皇帝钦定。
不言等之爵位有时也会实行降等袭爵的办法，比如孙士毅原是公爵，他死后嘉庆帝令其长孙孙均承袭伯爵，而孙均的伯爵也不是世袭罔替的，仅限于他本人。
其二、政治待遇不同
异姓高级爵位获得者，不分满汉，都可以拣选八旗、绿营高级武职，诸如都统、副都统、内大臣、提督、总兵等。
基本上可以认为，汉人只要是获得了高级爵位，那么皇帝就会将其当成是半个满人，规定各种高级武职出缺，例在公侯伯中引见授职。不过这都是针对有等之爵位的，不言等爵位获得者，则无法享受这一政治待遇。
其三、经济待遇不同
有等之爵位，尤其是公侯伯向来被视为“超品”，比正一品的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地位要高。他们的俸禄水平也要远远高于普通的职官。
比如一等公年俸七百两，二等公六百八十五两，三等公六百六十两，三等男二百六十两。按照《大清会典》的记载，不言等之公侯伯有另外一个称呼，即闲散公、闲散侯、闲散伯。
从这一称谓上就足能证明不言等之公侯伯的地位，体现在俸禄上差距也很明显，闲散公岁俸250两、闲散侯230两、闲散伯205两，基本和轻车都尉处在同一水准。
不言等之爵位，无论是承袭方式还是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都与有等之爵位相差悬殊，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康熙时期前明降将黄梧因功获封公爵，但是朝廷没有说明是几等，黄梧上奏朝廷，非要让康熙帝给个明确的说法，一定要说明自己的公爵是几等。
鉴于黄梧表现可圈可点，且资历也较深，康熙帝重新下旨授予黄梧一等公（也称海澄公）。而有了一等公的名义后，黄梧就可以享受应有的待遇，爵位承袭和政治、经济待遇都有明确的规定。
说到这里，大致也理清了有等爵位和不言等爵位之间的差别，诸如可以这么认为，凡是不言等之高级爵位，皆可以“闲散”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