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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永乐七年底(1409年)至八年初建立的神机营，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专用火器的部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队的编制装备、教育训练、作战方式等方面，在使用火器后发生的第一次变革。

西洋佛郎机铳在16世纪初期流入中国，因其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诸方面，均超过明朝的神机枪炮，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所以积极吸收、推广和改进此项技术，仿制成了大样、中样、小样、马上、佛郎机式流星炮、百出、万胜、无敌大将军炮、铜发烦、威远炮、百子佛郎机等。

使之成为明世宗嘉靖(1522~1566年)、明穆宗隆庆(1567~1572年)，至明神宗万历年间最犀利的火器，也为中国历史上主动引进西方火器之肇端。

明朝嘉靖年间军事将领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时，编练了以装备佛郎机后装滑膛火炮和鸟枪为主的水兵营、车营、步营、骑营、辎重营等兵种。

此是中国编制装备结构的第二次变革。

1568年戚继光在蓟镇（即蓟州，今河北迁西）练兵时所编车营，也就是车炮营，装备的火炮已达12名士兵1门的高比例。这种战术要求首先迎敌的是枪炮火力。

当敌步骑兵进至百步之内，鸟铳、佛郎机、火箭轮番施放，如敌众逼近，还要放虎蹲炮、无敌大将军炮和火箭，集中火力网对敌。

如有敌步骑冲进30步内，步兵列鸳鸯阵对敌。敌兵败走，骑兵出步兵之前，举铳追击。

此战法看出，火力杀伤，步兵格斗，骑兵追击成为当时陆战的主要战法，冷兵器的短兵肉搏已占次要地位。

此时中国鸳鸯阵的创立及运用之时，大体上也是西班牙方阵创立和在西方称雄之时。

欧洲大约在17世纪20年代，才首先由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创建专业炮队。

在1631年进攻法兰克福时，在1.8万名士兵中，配大炮200门，平均每90名士兵配炮1门。可见，欧洲专业炮兵不但在建立的时间上要比中国晚半个世纪，而且在作战时按兵员平均装备和使用火炮的数量上，仅及戚继光车营的2/15。

但因火器关键技术的不成熟、朝廷需求不足、主事者决心不够坚定。戚继光没有全力发展火器技术，致使戚家军仍然是一支冷热兵器并用的部队。

明末中国诸兵种合成的车营使用的火器无论范围、种类还是数量，均大幅超越步兵和骑兵，且火器专业，使他们在诸军种中表现突出，显示了骑兵地位和作用的日益下降。

此时期的后金部队也开始大量组织车营攻城和野战，辽东战场遂成为明清双方战车奔驰拼杀之地。

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阻扰车营兵种的发展，明末中国军队主要使用“坚城加大炮”的战术御敌，清军也改用“骑兵加大炮”的战术对抗之，而包括车营在内的所有明军都不能阻挡。

明末的中国陆军已将西洋冷热兵器并用的“线行战术”继承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尽管在作战中未普及。

清朝军队整体来看并没有将之很好地继承下来。

清军在入关前曾以骑射见长，后来也开始使用前装滑膛火炮和霰弹鸟枪的混合战术，并逐渐形成三叠阵的“连环枪法”及马队连营跟进的密集冲击战术。

康熙三十年(1691年)，选八旗满洲与蒙古之兵习火器者，组建火器营，标志着清代炮兵兵种的正式成立，但一向混编于部队中。

在19世纪中叶，在与武器装备和战术都较先进的西洋军队作战中，清军惯用密集的方阵战术，多为平时定期检阅时操演的花架子，只注重线正面设防，不懂得利用纵深机动来增强防御的坚韧性。只知道株守炮垒，待敌来攻，不知出奇设伏，对付欧洲的迂回部队。

从整体战术水平看，此时的清军战术水平反不如明朝的“戚家军”。

该时期清军单兵用枪多称鸟枪，但火枪种类甚多，形制杂乱，规格各异，发火方式落后。“仅记载的枪名就有58种，其中御制用枪16种，花枪5种、交枪13种，线枪20种，奇枪3种，兵丁鸟枪1种。按点火发射方式来区分，燧发枪只有3种，供皇帝御用，其余55种，都是火绳枪。”

如清军使用较多的抬枪，枪长可达2.5米，弹重225克，射程约480米。

西洋史料记载：

“清军抬枪是一种巨大、蠢笨的火绳枪，口内径可达3.8厘米，能发射110~450克重量的弹丸。但它太长太沉了，枪手必须要把它架在一堵墙上，甚至是放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

鉴于鸟枪和抬枪的枪身太长、装填弹药不便，射速慢和杀伤系数低的原因。

17世纪西洋火绳枪的杀伤系数，是十八九世纪西洋燧发枪的杀伤系数是43，19世纪中期西洋击发枪杀伤系数是102，即清军火枪性能还不及西洋燧发枪的一半，仅是西洋击发枪的1/9。

清兵常排成队列和组成各种不同的阵式。列阵时，通常是重火器在前，次轻火器，再次冷兵器；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

此等迎敌战术，主要为16世纪末期至18世纪末期的西方军队使用的“线行战术（较小规模的营级单位组成，各营部署成相互支援的战线，许多行士兵持隧发枪分次序进行齐射)。”

清军由于冷热兵器前后配置，队列一般要达十数行。

今人认为其缺点有三：

一则战效能低。

只有半数多一点的清军面对全部装备火器的西洋军队对阵时，实际有一半兵力在发挥作用。

二则战术机动性差。

因为冷热兵器要协同作战，其队列必须以缓慢的速度移动。

三则排列较为密集。

这样，一方面由于清军战术机动能力低，武器本来就差和火器装备数量较少，在战斗中难以运动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扬火力和杀伤西洋军队的有利位置；而战术远较清军灵活的西洋军队，则往往能够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动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

另一方面，清军遇到密度较低的西洋军队横队和密度更低的散兵时，武器杀伤力相应降低；而西洋军队的枪炮火箭的杀伤效果，则因为清军密度较大而相应增大。

到清军与英法联军侵华之役，参战的清军陆上战术和中英鸦片战争相比没有什么变化，仍使用火绳长枪和马队组成的方阵或半圆阵型迎敌，但由于联军枪炮射程远，清骑兵往往想近距离攻击，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在1860年8月12日的新河炮台之战，“联军让士兵排成一排，这样步兵就能用恩菲尔德式前装线膛步枪向清军射击。清军表现得泰然自若，就在我们排兵布阵时，他们竟然奋勇直冲，后来我们才得知，因为我们前排士兵当时跪下了，他们误认为我们正在‘磕头’求降呢。不过随之而来的炮火齐鸣很快让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在1860年9月21日的八里桥之战，清蒙古八旗骑兵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并具备拼杀精神，其依照冷兵器时代组织最佳方阵阵形，代表中国最高的陆战战术，但与联军的“纵队战术”相比形成巨大的代差。

中国炮兵独立，始见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形成的淮军中。鉴于1851年起事的太平天国运动势力的浩大，清咸丰四年(1854年)，湖南乡绅曾国藩仿戚继光束伍成法，建成湘军陆师和水师两军，并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洋枪洋炮武装军队，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勇营成了清廷的军事支柱。

英法联军之役之后，清朝陆军的两大支柱是练军和防军。

署步军统领文祥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北京设立神机营，挑选八旗各营精锐，训练使用洋枪，旨在提高八旗和绿营的战斗力，避免兵权完全落入汉族督抚手中，加强京师和皇宫警卫而专门组建的一支八旗最精锐的亲信部队，是为“练军”的开始。

其他各省在1866~1870年，也先后从绿营中选拔设立练军，人数不一，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人。以后又有“防军”的设立，这主要是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继续保留的那部分湘军和淮军演变而来，其中尤以淮系防军实力最强。

它们在继承湘军勇营制度和战术的同时，更新武器装备和训练制度，呈现出一种新旧战术并存，仍以旧式战术为主的局面。练军、防军在接受西方战术的同时，还惯于按照中国传统，改造西方战术，附会于传统阵法之中，衍变出许多新的阵形，主要以方阵为基础，共同特点是让兵力抱成一团，四面应敌，实质上不脱传统战法之窠臼。

甲午战争清朝的失败，国人竞相上言仿西法改军制，创练新军，其兵种有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后来又添建了辎重兵、电信兵和卫生兵等，按军、镇、协、标、营、队、排、棚编制。其后武毅军、新建陆军、自强军纷纷崛起，在武器装备、军队编制方面悉仿当时西方最先进的德国陆军以及尔后的日本陆军，为全面采用西方先进的“散兵线战术”创造了条件。新军存在时间很短，但却是中国军制转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在元末明初的14世纪中后期，中国舰船的动力停留在桨帆并用时代，与欧洲船舶处于同一水平。船上的主要武器是船首金属冲角、抛石机、弩以及土兵手持的冷兵器。

要想在海战中取胜，主要是靠犁沉敌舰和接舷肉搏两种战法。

大约在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火炮开始用于海战。明朝海军至15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全国有1350艘内河战船、遍布在全国各处的巡逻船，以及200艘“宝船（亦称册封舟，原本是作为运输珍贵货物的船只)”。

可以说前工业时代，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就是“宝船”，载货150~200吨（即排水量是300~400吨。宝船最大排水量可达1500吨，而在此世纪末，从葡萄牙抵达印度洋的达·伽马的旗舰排水量只有300吨。排水量吨位是衡量战船承载力多寡和抗风浪能力的尺度，承载吨位为排水量的一半左右)，船长10~12丈，宽2.5~3丈，载人150~200，桅杆3-4个，配发烦10门，以及大量喷筒、鸟铳、火箭、火砖等，形成冷热兵器结合的多层次的杀伤系统，显示出向近代海战战术发展的倾向。

其它主力战船还有福船、广船等，中型福船如草撇船、海沧船等多种，船上所配备的武器与宝船大体相仿。

此时期可视为中国制造海船数量最多的时候，也是明朝海洋发展的盛世。其舰队的规模、舰船吨位、航海技术和海上作战能力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流，“不过，在几次有限的海上中外武装冲突中发挥作用的还是步兵和他们的肉搏战”。

15世纪上半叶，西洋桨帆战船过渡到了风帆战船的时期，中国古代海军从顶峰逐渐走向衰落。因为作为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度，海洋经济始终居于从属地位。

何况中国陆上边界还有强大敌人一蒙古后裔的存在，而在海上，在15世纪末叶“倭寇”崛起以前，并没有值得中国人惧怕的对手。

“在17世纪中叶，郑氏海商集团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中国台湾海峡，最为强大的两股亦官亦商的海上武装集团。”

荷属东印度公司拥有强大的海陆军，其武器装备代表着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作战用的四艘（每艘战船配万斤大炮30门)战列舰，采用了“拉开一定距离炮击并配以穿行运动”的战术，已经具备现代海战方式的雏形。

明末的海盗郑芝龙（福建南安人，1604~1661年)、郑成功父子多次对抗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武装骚扰时，由于海上的巨大商业利益，非常注重舰船、武器装备提升。

由于内战的消耗，郑氏集团新船载炮较少。虽然使用炮击的作战方式，但还是以近身战、登船战等古代海战方式为主，没有发展出帆船时代的线式战术。其武器装备、海战方式已经落后于世界海战的变革，尽管它们船炮配备现状代表中国当时的最高水平。

“幸运的是郑氏集团碰到的只是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舰队，而不是荷兰的正规海军。”

由于郑军船炮的技术相对落后，其往往利用能出动60艘战船（每艘战船配万斤大炮仅2门，此外还装备连环烦、百子炮、神机铳、连珠火箭、国姓瓶等)、使用灵活的有效杀伤敌人的混战战术，但也只能是冷热兵器混用一样，采用炮击、冲撞、登船白刃战、火攻的混合战术。

但是，其在人员数量、训练水平、作战经验、战略战术指挥等各方面都要比荷军更具优势。郑氏海商集团正是充分发挥了这些军事上的优势，才能在17世纪中叶的台海霸权争夺中屡次挫败荷兰东印度公司，并最终从其手中收复我国神圣领土台湾。

中国除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一远程渡海作战取得胜利外，很少有同一个敌人展开大规模的、结果决定存亡的、远海的海战。

清朝平定台湾之时，清郑双方的海战战术代表19世纪中叶中国海战的最高水平。其战船都是鸟船和赶缯船等形制。大型鸟船长48米，阔8.3米，船上配置的铜发烦重至万斤。每船安红夷大炮一位，重三四千斤，在船头两边安20余门，鸟枪一二百杆。

清军在打败衰弱的郑氏集团后，长期没有出现海上的威胁。诸多原因都使得中国海军的军事近代化缺乏动力。19世纪中叶，清军从来没有与列强军队进行过装备对等的战争。

19世纪中叶，清朝政府因没有战略水军和机动舰队，海战战术是以风帆为主兼以划桨为驱动力的单层甲板平底船向舷侧安置重炮的大帆船过渡，以撞击和强行登船为特征的海战方式向舷炮齐射的“线式战术”过渡，中西没有完全意义上的海上直接战斗，海战多是西洋舰炮与中国炮台之间的较量。

由于清朝水师船炮技术和性能与西洋差距太大，再加上清人长期拥有欧洲人“长于海战和拙于陆战”的荒唐观念，使用“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以炮台重炮防守”的战术来对抗侵略军的“线式战术”或“机动战术”；同时信奉“海上之兵，无风不战，大风不战，大雨不战，逆风逆潮不战，阴云蒙雾不战，日晚夜黑不战，飓期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的落后的应战策略。

此等破夷之法，与15~16世纪的西方海战相似，已与西方“线式战术或机动战术”有300年的差距。

至于海上截击，通常以炮火拦击和设置拦江木排、铁链的办法阻止敌船沿海口内驶。侵略军往往正面猛攻清军一处炮台，然后使用侧翼迂回包抄战法上岸。

清军海战的具体环节，可从1839年广东水师在虎门炮台的春操和秋操中看出。由于虎门在当时对欧洲通商时代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其春操和秋操无疑代表19世纪中叶清朝水师建设和海防的最高水平。

当然，其正规化和作战水准受到当时中国整体落后的限制，和已经进入工业化并处于世界第二次技术与工业技术革命前夜的欧洲诸国不在同一个水准。

1839年秋，由林则徐力主举行的广东水师秋操军演中，共出动主力战船10艘，载炮合计120门，平均每船10门。

此次秋操水师精锐尽出，这10艘战船应是其吨位最大、载炮数量最多的战船了。

在英法联军之役中，清军海战战法没有根本改变。1860年8月14日，联军攻打塘沽炮台，英军纵队靠右侧沿白河行进，每列纵队均有炮兵开路。

距此1600米处，一队清军炮兵和几艘战斗帆船从白河右岸对联军侧翼进行袭击。两门阿炮与两门9磅弹炮立即予以还击，清军大炮顿时沉寂无声。

联军派出一支水兵小分队涉水过河，将对岸战船焚成灰烬。

在20日晚上9点半，清军在石头缝炮台处开始向联军舰队投掷火罐，这种火罐非常恐怖，内装易燃物质，极易引燃大火。

再加上战术的落后、炮台建筑工艺的幼稚、设防的分散性、缺乏正规海上训练，清军水陆官兵主要被迫专注于岸防，在战争中根本不敢出海迎敌，从而丧失了主动权。

这种防御战术上的笨拙，是导致清军连连败北的重要原因。

鉴于在对外战争中的连续失败，以及19世纪70年代日本对中国的巨大威胁，清廷曾组织翻译了大批西洋海军著作，但最受晚清海军将领垂青的竟是一部反映西方早期蒸汽舰队队形变换的书——《船阵图说》。

该书介绍的鱼贯阵、雁行阵、鹰扬阵、麋角阵、犄角阵、鼎足阵等。符合兵学界和将领们的胃口，成为在北洋海军中影响很大的教范条令。

海军是中国近代在武器装备和军事制度上变革最早、军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一个兵种，但其钟爱的西式线式战术已经落伍，充其量正处于由线式战术向机动战术过渡的前期。

1894年发生的中日黄海海战代表着清朝后期海战战术的最高水平。

但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欧各国铁甲舰取代了木质帆船，旋转炮塔取代了以往的固定舷炮，并装备了鱼雷，其机动性和火力大为增强，机动战术(以纵队接敌，并施以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然后变纵队为横队，从远距离发炮攻击来歼灭敌舰)成为最先进的海战战术，清朝最终已无力跟上世界潮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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