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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大起义爆发后，灵帝大赦“党人”确实调动了“党人”以及与“党人”息息相关的官僚士大夫为朝廷效忠的积极性，可是官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却由此重新尖锐起来。

灵帝大赦“党人”之后，权宦们便觉得“灭顶之灾”似乎即将来临，他们一个个被惶惶不可终日的气氛压得喘不过气来。

多年来，灵帝朝的权宦们一直打着“党人”问题这张王牌，他们靠“党人”问题起家，赖“党人”问题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们很清楚，一旦威胁皇权的“党人”问题不存在了，对于灵帝来说，他们到底还有多大用处呢？

于是权宦们便纷纷请求辞职，同时还招还自己在各州郡任职的宗亲、子弟。

在权宦们空前惶恐与绝望的同时，官僚士大夫们则显示前所未有的扬眉吐气。此时赦免“党人”，就意味着沉冤多年的“党人”一案可以彻底翻过来，而制造冤案的权宦们统统该进地狱了。

十几年来，权宦们弄权欺君，迫害忠良，堂堂公卿虽然与他们进行了数次较量，但几乎都是以公卿的惨败告终。幸亏“黄巾贼”的反叛，使一直执迷不悟的灵帝终于幡然觉悟了。于是公卿们便紧紧抓住这一难得的大好时机，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权宦浪潮，大有将权宦一举吞噬之势。

公卿们日益强烈的反对呼声，引起了灵帝的深重忧虑。他意识到，赦免“党人”之时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官僚欲将权宦置于死地而后快的情绪又炽烈起来。这种形势下，对官僚与宦官的矛盾处理稍有不慎，宦官便可能遭致毁灭性的打击。

从灵帝来讲，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赦免党人只是缓和内部矛盾之举，压根儿没有动摇宦官根本地位的意图。

可是一帮公卿偏偏要利用赦免“党人”大做铲除宦官的文章。

灵帝有他自己的掂量，大敌当前，不仅要尽量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而且更要紧紧抓住一切可供依赖的基本力量。在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他一直倚重的宦官就更是不可缺少的。

将这一切掂量清楚之后，灵帝便要选择时机，向他的朝臣们表明自己的态度。

中平六年(184年)四月，郎中张钧便成了灵帝这种策略的第一个牺牲品。

大赦党人之后，张钧即上书指出：

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曲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

这一书奏的激烈措辞间洋溢的杀气，让灵帝很是反感，但是灵帝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反感，一点不露声色地将张钧的上书给张让等权宦过目。惊魂未定的权宦们，一时也猜不透灵帝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所以看了奏章之后，一个个都战战兢兢地脱下官帽叩头请罪，请求灵帝让他们去蹲大牢，并纷纷拿出成千上万的家财以作镇压黄巾军的军费。

灵帝便顺势让他们一边待罪去。其实灵帝并不是要惩治权宦们，只不过再给他们一点压力而已。

灵帝依赖权宦的态度固然根深蒂固，但是，不时利用公卿们对宦官的反对来遏制权宦们的过分嚣张，也是灵帝惯用的手段。

光和(178一183年)中，灵帝为了遏制权宦，不是起用过阳球等铁腕公卿吗？

黄巾起义爆发后，中常侍徐奉、封谞与太平道暗中勾结事发，灵帝怒不可遏地呵斥张让等权宦说：

“你们这帮中常侍，经常在我耳边鼓吹‘党人’欲为不轨，结果弄得‘党人’有的被诛，有的被禁锢。现在‘党人’正加倍地为国效力，你们的人却与反贼私通，难道你们的头杀不得？”

灵帝欲威慑权宦时，就抬出“党人”，无非是为了利用“党人”及其背后的公卿势力遏制权宦而已。

灵帝对权宦的打击，从来不会超过“遏制”的限度。

黄巾起义爆发后的非常时期，灵帝既需要权宦们更死心塌地地效忠朝廷，同时也需要他们稍微安分些，所以给他们一点“遏制”是很有必要的。

灵帝认为，大赦“党人”，以及接踵而至的公卿们的反对浪潮，已使权宦们个个惶惶不可终日，“遏制”的目的已完全达到。

所以，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遏制公卿们对权宦的仇视与反对，以巩固宦官们的根本地位。

不久，灵帝即诏令所有辞职待罪的权宦“皆冠履视事如故”，同时还愤怒地斥责张钧说：

“这个张钧也太偏狂，难道十常侍中就没有一个好人！”

灵帝的态度一明朗，权宦们顿感如释重负，又重新趾高气扬起来，马上向公卿反扑过来。

黄巾起义爆发后，廷尉、侍御史等奉诏一直在追查宫中与张角有瓜葛者。此时，侍御史禀承权宦张让等人的旨意，诬奏张钧信奉太平道，于是张钧被逮捕，在狱中被严刑拷打至死。

张钧之死的个中原委，灵帝应当是很清楚的，但是灵帝需要通过惩处张钧来表明，在非常时期，他绝不容许任何人趁大赦“党人”而做打击权宦的文章。

轻而易举即将张钧置于死地，使权宦们重新掂出了他们在灵帝心中的分量，更使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分量”打击政敌，保护自己。

张钧死后不久，上书反对宦官的侍中向栩，也被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处死。紧接着，同样的厄运便降临在吕强身上。

身为宦者的吕强，不仅清忠奉公，而且熟读经书，十分了解历朝统治经验，所以能从朝廷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所属集团的利益，多次上书抨击权宦的干权弄政，权宦们也就一直将他视为眼中钉。

大概因为灵帝很器重吕强，权宦们才始终不敢对吕强下毒手。黄巾起义爆发后，吕强仅仅竭力主张赦免“党人”，并没有反对权宦的过急行为，权宦们却再也容不得他了。

张钧之死，使权宦们更加清楚，他们之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灵帝心中拥有一席巩固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灵帝对皇权安危的担心。这种担心已成为灵帝内心深处一个永远无法化解的结。

只要灵帝觉得有威胁皇权的因素存在，他们的地位就绝对动摇不了。

进一步悟出了这一点的权宦，也就明白无误地知道该怎样对付吕强。

权宦赵忠、夏恽等人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煞有介事地对灵帝说：

“最近吕强在潜心研读《霍光传》，还不时与‘党人’一起非议朝廷。”

如果以其他罪名诋毁吕强，恐怕灵帝也难以相信，但“与党人共同非议朝廷”、“熟读《霍光传》”等罪名，却令灵帝顿时怒火中烧起来。

伙同“党人”非议朝廷的事情，自然是灵帝最不能容忍的，这些事情很容易使灵帝联想到“图谋不轨”。

再加上前不久吕强曾竭力主张赦免“党人”，灵帝遂将吕强的这种态度同诬告有机地联系起来，当然这就大大增强了诬告的“可信度”。如果灵帝能清醒地联系吕强的一贯言行，也多少能分辨出一些赵忠等人所说的真伪，只可惜一触动到灵帝那异常脆弱、敏感的神经，他就无论如何也冷静、清醒不起来。

于是，他对权宦捏造的“图谋不轨”作出了“宁信其有”的选择。

如果说，张钧之死是灵帝默许的，但对于吕强则不同了。

大概平素吕强留给他的印象太好，所以灵帝并没有将吕强一下子置于死地的初衷，只是下令要亲自审问吕强。一帮中常侍奉令即凶神恶煞地手持兵器，前去逮捕吕强。他们刻意营造出一种让吕强自感“必死”的气氛。

面对那帮杀气腾腾的中常侍，吕强预感自己难免一死，于是怒吼道：“堂堂大丈夫，当以自己的行为谱写忠国史，哪里还用得着去面对狱吏。”接着便自杀身亡。

赵忠、夏恽等人也趁机进谗言说：

“吕强听说皇上要召见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召见，可他马上就自尽了。他的自尽恰好证明他犯下了滔天大罪。”

经赵忠等人这样一煽动，灵帝就完全相信吕强确实罪大恶极，盛怒之下，诏令立即收捕吕强的宗亲，没收吕强及其亲人的财产。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权宦的气焰就更嚣张了。

当时，灵帝的聚敛欲急剧膨胀，权宦们出于重新取信于灵帝和对灵帝感恩戴德的需要，便使尽浑身解数，助灵帝聚敛天下钱财。灵帝本来就有倚重宦官的内在需求，权宦们又这样不遗余力、恰到好处地讨好灵帝，所以权宦们不仅地位更加巩固，而且左右军国大事的权势也更大了。

中平二年(185年)初，在天牢里，豫州刺史王允的几个属僚，预料其上司已无生还之望，为了不让王允临死前还遭狱吏折磨，他们便痛哭流涕地捧着毒药欲让关押在天牢中的王允吞饮。

王允却拒绝饮毒，悲愤地踏入了等候在牢外的囚车。黄巾大起义爆发之后，由朝廷特选任命的豫州刺史王允，数月前还与皇甫嵩、朱儁一起在沙场为东汉王朝流血流汗，眼下他到底犯下了什么弥天大罪？

在剿灭黄巾军的过程中，王允在“贼营”搜获出张让的宾客私通黄巾的书信，遂毫无保留地将那谋反证据上交灵帝。

灵帝并没因此惩治张让，仅仅怒斥了张让一通。虽然如此，张让等人却怀恨在心，总在伺机报复。

中平二年(185年)初，权宦们助灵帝聚敛初见成效后，他们知道自己的地位比过去更巩固了，于是便捏造罪名，将王允打入天牢。

不久，王允遇赦官复原职。可是权宦们的本事也着实太大，王允获赦不满十天，他们重新罗织罪状，居然又将王允逮捕入狱。这样一来，满朝文武都十分清楚，权宦们欲将王允置于死地而后快。

载着王允的囚车直驶廷尉衙门，一路上，见到这一情景的朝臣皆发出沉重而悲愤的叹息声。在一片叹息声中，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故太尉杨赐，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们联名上书，请求灵帝念王允“特选受命，诛逆抚顺，曾未期月，州境澄清”的功劳，从轻处置王允。王允这才得以被免除死刑。

鉴于当时“宦者横暴，睚眦触死”，获赦后的王允只好改名易姓四处流亡。

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灵帝曾经十分器重的议谏大夫刘陶、前司徒陈耽，皆因上书冒犯权宦而被权宦诬以罪名处死。

也不知权宦们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为朝廷立下了什么功劳，中平二年(185年)六月，张让等12名中常侍因“征讨黄巾”之功被灵帝封为列侯。

而那些战功显赦的军将，因为得罪了权宦，却什么奖赏也得不到。

黄巾起义爆发后，朝廷令护军司马傅燮随皇甫嵩出征黄巾军。临行前，傅燮上了一封激烈反对权宦的书奏。

如果不是上书后傅燮即奔赴了疆场，可能他就已经遭遇了张钧、吕强同样的下场。镇压黄巾军，傅燮劳苦功高，当受“首封”，可是到论功行赏之时，赵忠等人便进谗言陷害傅燮。

大概灵帝特别需要傅燮这类杰出的军事将领为朝廷卖命，所以这一次，灵帝破例地对傅燮进行了折中处理，既没按宦官的意愿治他的罪，也没给他任何奖赏。

中平二年(185年)七月，在三辅地区与羌胡联军拼命撕杀的左车骑将军皇甫嵩，被一纸诏令征还朝廷，受到降职削封的严厉惩处。

皇甫嵩是灵帝朝军事上的栋梁之才，其卓绝的军事才能在镇压黄中军时已得到充分显示。正因为如此，灵帝才晋升他为左车骑将军，让他率重兵保卫三辅。羌胡联军精勇善战，来势汹汹，皇甫嵩所率官军连吃败仗也在情理之中。

战胜过于强大的敌手，肯定需要时间与机会，可是灵帝却在关键时刻征还官军主帅。这不恰当的调遣是在权宦怂恿下产生的。

皇甫嵩出征黄巾时，路经邺，看到中常侍赵忠僭制所造之室，便奏请没收；中常侍张让曾私下向皇甫嵩索要5000万钱，而皇甫嵩拒绝给。就因为这两桩事，皇甫嵩得罪了赵忠、张让。

赵、张一直欲报复皇甫嵩，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三辅一旦失陷，京师洛阳便危在旦夕。赵、张便趁三辅战场上的连战屡败令灵帝心急如焚之机，奏言：皇甫嵩屡战屡败，白费了巨额军费。正是他们火上添油的奏言，促使灵帝作出了“临阵易帅”的错误决定。

张温继皇甫嵩为主帅，他虽然统领朝廷的全部精锐在西北战场苦苦支撑，可是战事仍未出现有利于朝廷的转机，到中平五年(188年)底，官军仍未获胜。官军之精锐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一直不能获胜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在关键时刻，极为不当地调换主帅应该是西北战事出现周折的重要原因。

到中平五年(188年)十一月，羌胡联军10万重兵围陈仓，情形危急万分，灵帝还是只得令皇甫嵩复出为官军主帅，才使西北战事以朝廷的胜利告终。

在政治、军事权力膨胀的同时，权宦们也加紧了经济上的暴敛，趁灵帝卖官鬻爵、大修宫殿之机，他们大肆中饱私囊。权宦们不仅变本加厉地掠夺民财，而且还胆大妄为地肆意挥霍。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赵忠、张让等权宦竞敢在京都建造规模与豪华皆可与皇宫相比的第宅。后来，曾为皇帝的弘农王就被葬于赵忠为自己修的墓中；献帝自长安归洛阳，宫室已尽毁，乃进驻赵忠故室。赵忠之墓可葬帝王，宅可居帝王，其宅、墓的规模与豪华便可想而知。

权宦的这种僭制行为，在东汉一代是史无前例的。以前，权宦侯览、赵忠等人，无论如何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逾制营造宅第，他们的僭制房宅都在远离京城的家乡。

权宦们胆敢如此僭制，难道他们已全然不将灵帝放在眼中。

中平年间(184一189年)，尽管权宦的势力又急剧膨胀，但他们还不至于凌驾皇权之上。他们的气焰空前嚣张，私欲不可遏制的膨胀，根本原因还在于灵帝对他们的倚重升级，所以权宦们还是唯恐失去灵帝的倚重。

权宦们知道，在灵帝眼皮下的僭制是瞒不过灵帝的，而灵帝最在乎的还不是僭制本身，而是那种全然不将皇权放在眼里的“胆大妄为”。

所以权宦们想让灵帝明白，他们虽然有极其过分的僭越行为，但还是很害怕灵帝知道。灵帝经常喜欢登上永安宫的一座高台眺望远处，权宦们便唆使中大人尚但向灵帝进谏：“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

这样的进谏无非是向灵帝表白，权宦们害怕灵帝看见他们僭制的宅第。灵帝纳受谏言，果然不再登永安宫高台。

灵帝之所以纳受谏言，应当不是害怕“登高”导致百姓滋生“离散”之心，而是多少明白尚但进谏的真实意图。

对如此肆无忌惮的权宦们，灵帝的心态是相当矛盾的。

一方面，灵帝很清楚，在当时的世风、政风下，要遏制权宦们不断膨胀的私欲，是极不现实的，同时从某种程度上讲，让权宦从皇上这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那么自己对他们的驾驭也就更容易：另一方面，权宦们在京城明目张胆地僭制，又让灵帝强烈地感到侵权的威胁，他肯定会为此憎恶那帮权宦。

可是灵帝倚重宦官巩固皇权的指导思想又不能改变，况且中平年间(184一189年)，他自己又正仰仗权宦们加紧聚敛。

这样一来，灵帝一时间哪里还有惩治僭制宦官的良策？对于无可奈何的事情，灵帝就只好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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