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刘少奇首次以新姑爷身份上门看望岳父母，恰巧同王光美关系最亲密的六哥王光英在场。

席间，刘少奇同自己的这个大舅哥交谈了许多，还泄一个“密”，而这令妻子王光美当下就不高兴起来。

所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刘少奇为什么要泄密，王光美又为什么生气呢？

1946年，王光美放弃赴美留学，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并被分配至中央外事局工作，为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当翻译。

而也就是这期间，这位原本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结识了曾在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代理中央主席，人送外号“小诸葛”的刘少奇。

1948年，中央机关和一众领导人们经历延安大转移的长途跋涉，最终移驻西柏坡。

这时的刘少奇已经过了多年单身无人照顾的生活，长途跋涉抵达西柏坡后，他又紧张投入到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前大量的筹备工作中去，长此以往，他的胃病犯了，体重也降到了48公斤。

也就在这时，王光美也结束先前手头的工作，来到了距离西柏坡很近的柏里村。

由于在延安时就已经结识，并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再相遇时，刘少奇特邀请王光美有空到自己那里坐坐。

而等到王光美真的推门来到刘少奇的办公室时，刘少奇不禁惊奇地说道：“你真的来了。”

这时，对于王光美来说，断断续续两年的接触和了解，已经令她从对刘的敬重和对他家庭婚姻生活的不幸，慢慢发生了改变，爱慕之情渐生，而刘少奇的坦诚更令她瞬间红了脸。

在西柏坡的办公室，刘少奇直言：“我的年纪比较大，工作繁忙，又有孩子，希望你认真考虑。”

考虑什么？那自然是两个人的感情和婚姻了，就这样直球地求爱方式，不禁令当时其实还是学生身份的王光美不知所措。

好半晌，脸颊绯红的王光美才回答道：“年龄上我倒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在政治水平上，我们相差得那么远，而且我也不了解你个人过去的婚姻等情况。如果我们在一起，我不知道该怎么相处，要注意些什么。”

闻言，刘少奇认真道：“你想了解我的历史，你可以去找安子文、李克农同志。想知道我过去的婚姻状况，则可去问邓大姐（邓颖超），她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

而后，本着慎重态度的王光美真的去找了安子文、李克农还有邓大姐，一一了解并征求了他们对自己婚姻选择的看法。

最终在1948年的8月21日，两人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并很快传遍了西柏坡中央大院。

普通的农家院落，外事局同志们做的贺喜蛋糕，还有中央领导人们，一同见证了两人简单而热闹的婚礼。

而由于同在北平的父母已经两年不通音信，王光美并没能第一时间将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父母，更不用说让父母见一下他们的女婿了。

一直到1949年北平和天津相继解放，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们离开西柏坡，移驻北京香山。

王光美后来回忆起来说，也就是在香山期间，“少奇有一天突然说，光美，什么时候去你们家看看。”

而王光美当时心想的是，你那么忙，领导人的行动还要保密，还不知哪天才能真的上门呢。

结果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上门的这一天并没有等太久。

由于工作原因，刘少奇要进城去华北局，并提出了去一趟岳父岳母家，王光美这才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家里。

而就在这通电话之前，北平解放前夕，叶帅（叶剑英）被任命为军管会主任兼市长，曾在进到北平城之前，特意询问王光美：“你有什么话需要我带给你家里吗？”

王光美直言：“也不用，我都挺好的，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或者需要了解什么情况，可以找我家的人，我妹妹她们都是共产党员。”

就这样，王光美便将自己家里的电话给了叶帅。

而等到叶帅带军进驻北平后，他亲自给王光美家里打了电话，告知王家父：“你们的女儿王光美已经同我党的刘少奇同志结婚了，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结果因为叶帅的广东口音太重，王家父母只听了个大概，具体的都没听懂，不过至少知道了女儿嫁人了，对方叫刘少奇。

因为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了解很少，最常听的也就是毛主席、朱德，挂断电话后，王父就赶紧跑到西单市场书摊，找到了一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日文小册子（王父全名王治昌，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是民国时期在北京政府从事经济活动管理中国经济的重要人物，同时敬佩南方革命党人，被誉“绝无党派门户之见”，后决心退出政治舞台，带着妻儿子女闲居北京，将诸多子女抚养成人成材）。

在那本小册子上，王父翻到了对刘少奇的介绍，只说他是湖南人，人送外号“小诸葛”，而这也便是王家人对女婿仅有的全部了解了。

当再接到女儿亲自打来的电话，说要带着女婿上门的时候，王家父母不禁有些紧张。

他们虽然不清楚这个女婿具体的职务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地位，但隐约察觉到，对方是一位领导人。

因为从小册子上了解到刘少奇是湖南人，王家父母特意去西单的湖南风味饭馆曲园酒楼订了一桌菜。

等到上门这一天，王父还特意换上了对贵宾表示尊重的长袍礼服，而和王光美年龄相差最小，关系也最亲密的六哥王光英则提前跑到西单市场，给妹夫买了条驼、灰两色相间的方格薄毛围巾，作为礼物，并在见面的时候换了一套笔挺的西装。

一家人站在北房的堂屋迎接，而刘少奇也十分注意礼貌，特地没有让警卫员进去，随后由王光美主动作了介绍。

刘少奇第一次见岳父岳母，首先说了这样一句话：“两位老人家不容易啊，你们教育这么多孩子为党工作，这些年为难你们了！”

这一番话瞬间令王家父母备受感动。

一家人坐下来寒暄说话，王光英于是将自己一早准备好的围巾拿了出来，送给了刘少奇。

刘少奇也没有想到送礼的环节，脑中也并没有送礼的概念，围巾他虽然收下了，却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我们没这些规矩，以后不要搞了。”

不过说归说，那条围巾，他还是十分珍视的，要不然不会在后来带了十几年。

至于送礼的人，也就是王光美的六哥王光英，当时他原本正在天津经营化学厂，为了回家过年才从天津回到北平，原本他打算过完年就返回天津的，结果因为战事没有结束，路都没通，他只能留在北平，结果就这样赶上了妹妹第一次带刘少奇上门。

听说王光英在天津办厂后，刘少奇自然地同他聊起了天津工商界的情况，当王光英说起自己不想再带“资本家”的这顶帽子，不想再干工商界的事情时，刘少奇则认真劝说道：

“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的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

这番话，对于当时刚满三十岁，不愿意当资本家，想改行的王光英来说，可以说是令他豁然开朗。

谈话过后，该吃饭了，面对一桌子的湖南菜，刘少奇十分欣喜，席间，不知是吃得开心一时放松还是怎么回事，刘少奇突然又对王光英说起，他过几天要到天津去一趟，到时候天津有什么情况可以向他反映。

而也就是这句话，令王光美当下听了便有点不高兴。

吃完饭告别父母兄长，和丈夫一同坐车离开时，王光美就将此前饭桌上生气的点一股脑说了出来：“你过几天去天津，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就告诉了我哥哥呢？我是党员，他还不是呢。”

对于常年在中央机关接受保密教育的王光美来说，丈夫的行踪同样是保密的重要内容，所以她从不敢对外人透露丈夫的活动，哪怕是对自己的家里人，而刘少奇突然在席间自爆泄密，这也难怪王光美不高兴了。

而对此，刘少奇当时并没有解释，后来，王光美才知道，刘少奇是有意泄密，将自己的行踪告知王光英的。

原来，1949年1月15日平津战役快结束之时，天津解放，不久后，伴着过年的鞭炮声，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三，北平解放，北平和天津统一归华北局管，这两座城市虽紧挨着，但是情况不大相同。

和曾长期处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经济早已烂摊子的北平相比，天津的工商业相对更加集中，再加上此前接管政权很顺利，按理来说天津在解放后经济上应该是搞得比较好的，但实际情况则不然。

天津解放后，经济形势并不好，一些资本家因为害怕清算消极生产，有的甚至准备携款外逃，而接管天津的同志们又缺乏同资本家打交道的能力，这样下来私营企业普遍关门，开工的不足三成，再加上新接收来的国营企业一时难于正常生产，导致大批工人失业，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以至于天津的经济工作难做。

这令当时奉命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十分焦急，两次给中央写报告，希望中央重视，帮助解决，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接到命令，去天津调查，解决问题。

而他之所以有意就自己接下来要去天津的事情告诉王光美的六哥，正是为了让在天津经营办厂的王光英回去和天津的工商界通气，要他们安定下来，恢复生产。

毕竟天津工商界当时的症结所在其实就是缺乏沟通，互不信任，而王光英虽然不是组织上的人，但家里人的关系，令他一心向着我党，而他另外的身份，自1943年后，他便历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同样的话，由他说出来，势必更受天津工商业者信任，这样由他来充当这个中间人在合适不过。

不久后，在北平城的调查结束，刘少奇回到香山，对北平的工作，包括今后如何建设新北平的问题作了指示，而后又按照几点安排，动身去了天津。

而王光英，回到天津后，即按刘少奇交代的，及时稳住了天津工商界。

后来，他在在工商界联合会的秘书长这样一个在党和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充当桥梁的重要位置上一干就是10多年，并将自己的厂子全部捐给国家，后又历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等职，改革开放又任天津市副市长。

1981年，年逾花甲的他又主动请缨，与外商合作，创建光大，成为光大集团的创始人，为香港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晚年时，回忆自己一生的选择，他直言，是当初同刘少奇的第一次见面，刘少奇对他讲的那番话，“明确了他一辈子的努力方向，成为了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此后，从一开始的力图摆脱资本家帽子，到心甘情愿，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优秀代表，立足大局，王光英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018年10月29日，王光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自此走完了红色资本家的一生。

如今斯人已逝，昔日的郎舅情令人感怀，他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更将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