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必先秦，诗必盛唐。大唐虽不足三百年历史，却涌现出数千名赫赫有名的诗人。
偶然翻开《唐诗三百首》发现，后人精选的三百余篇诗作，开篇竟是张九龄的《感遇》（其一），就连诗圣诗仙的名作都只能排在其后。
这篇《感遇》（其一）究竟有何等魅力，足以成为唐诗三百首的第一首？
如此安排，是因为年代的先后吗？
李白的诗虽在张九龄之后，杜甫的作品却在王维之前，显然非也。
如此选择，是因为成就的高低吗？
且不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诗歌流传度远在张九龄之上，显然不是。
在通读这首诗三遍之后，我找出了以下答案。
其一:贤臣张九龄，永不改初心
张九龄此人可不简单，少年成名，官至宰相，是古往今来众多文人推崇的典范。
他自幼聪慧，十三岁时便能写得一手好文章，令广州刺史王方庆赞不绝口，预测“这个人一定能有所作为”。
弱冠之年，就已经喜登进士第，入职校书郎。青年时期又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伯乐丞相张说。因为张说的赏识和提拔，张九龄提升为中书舍人内供奉，五十八岁时升至中书侍郎，即中书省固定编制的宰相。
一路走来，张九龄心中自然非常感激这位贵人张说的提拔，然而他并不因为和张说关系密切而趋炎附势，为报知遇之恩多次提醒张说推荐人要多考察品格而不是任人唯亲，这样的举动自然引来张说的不悦。
终于，张说的专横独断遭到了众多大臣的不满，遭到了弹劾，被罢黜相位，张九龄则被贬为冀州刺史。
在此之后的岁月里，张九龄的职业生涯经历了多次调任，有升迁，有贬谪，唯一不变的是，张九龄的那颗秉公尽职，选贤任能，直言敢谏的心。所作所为包括但不限于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反对穷兵黩武。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对安禄山的预言，看出来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谋反之相并上奏唐玄宗，然而唐玄宗却认为安禄山是个忠诚善良的人而放安禄山回到藩地。
结果可想而知，“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让大唐盛世如大厦西倾，一时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
可惜，张九龄的多次进谏，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触怒了听信李林甫等佞臣谗言的唐玄宗，被贬为荆州长史。
唐诗三百首中的第一篇《感遇》（其一）便是这时候所作。
其二:兰桂君子，人诗合一
张九龄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更是一位诗风清雅的文学家。自己的赤子之心，没有得到帝王的信任与赏识，他自然会心生失落，然而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执着追求，同大多数的文人一样，将心中的志向寄托在诗句之中，这首《感遇》（其一）最能代表诗人心之所向：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
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
兰与梅、竹、菊并列四君子，自古便是高洁之士的象征，秋桂淡雅，香飘十里，虽不是鲜艳的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在诗人眼中，兰花盛开在温暖的春天里，葱郁茂盛，生机无限；桂花绽放在温柔的秋月下，更显得高洁。
诗人之心，也如兰桂般富有生命力而又高洁清雅。
最后一句更是点睛之笔，“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兰桂的高雅并非来自于隐士们，文人们的欣赏，也并非是为了求得他人的偏爱，而是他们的品性本身，正如诗人一样，是非功过在己，毁誉任由他人。
张九龄的《感遇》之作共有12篇，另一篇也收录在唐诗三百首中，紧随本首之后：
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
运命唯所遇，循环不可寻。
徒言树桃李，此木岂无阴。
本诗则是以橘来表明自己的高尚节操，诗人心中的丹橘本身就很高贵，而非地理位置使然，桃李献媚之时，丹橘虽遭受冷落，却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心，正如诗人一样，历经挫折也不改初心。
见诗品如见其人，闻人品便思其诗，达到这般境界的人不多，张九龄是其中之一。
其三：五言之新，意义之远
从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先有五言古诗，再有七言古诗，此后再有律诗和绝句。
唐诗三百首，编者蘅塘退士也是按照诗歌出现的先后，先后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乐府、七言律诗、五言律诗与五言绝句与七言绝句等，共八卷，每一卷又选取“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
首卷五言古诗篇便选取了《感遇》二首、李白的《月下独酌》、杜甫的《望岳》、王维的《送别》等名篇。
被收录的唐代五言古诗，没有固定格律，不限长短，不讲平仄，用韵也相当自由，虽形成于汉魏，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张九龄的五言之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感遇》（其一）这首五言古诗，一扫六朝以来的绮丽之风，注重自身情怀的表达，在唐代五言古诗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编者蘅塘退士在序言中说：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 他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作为一本学习唐诗写作技巧的工具书，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效果，也希望它可以起到教化的作用，学习做人的道理。
未选取流传度更广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而是将这首《感遇》放在第一位，足见编者的良苦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