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全国解放的号角即将吹响，党中央即将搬至北平之际，罗瑞卿临危受命，成为了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从此之后，罗瑞卿便成为了毛主席的贴身保镖，每当毛主席外出视察，罗瑞卿总会陪同，毛主经常说：“有‘罗长子’在我身边一站，我就放心了。”
其实毛主席与罗瑞卿之间的友谊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开始，罗瑞卿大部分时间都从事总部机关的安保工作，所以与毛主席相处的时间也比较长。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晚年却遭受到了误会。即便受到了不公的对待，罗瑞卿也从未对毛主席产生过质疑。
面对长子罗箭追问：“父亲，你是不是有点愚忠？”，罗瑞卿猛然抬头看了一眼罗箭：“你不要觉得我思想简单，我们那个年代，只有坚定不移的跟着毛主席走下去，才能活。”
《毛泽东智慧——典故源泉》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毛主席是“公认的战略大师”，这与他年轻时期熟读马列哲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虽说罗瑞卿在1929年才与毛主席相识，但在此之前，他早就对毛主席的事迹有所耳闻。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蒋介石在1926年3月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不仅扫清了国民党内与自己不合的左派，还罢免了苏联顾问季山嘉，摆脱了苏联的控制。与此同时，还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实施“清共”政策。
“中山舰事件”看似是一次突发事件，看从结果来看更像是蒋介石精心策划，对于他来说可谓是一石三鸟。
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面对蒋介石的突然发难，很多人执迷不悟，比如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依然固执的坚守着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毛主席就预测到了蒋介石会背叛革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曾联合周恩来向陈独秀提出“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建议。
1927年3月，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再次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反对意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和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行为。”
只可惜当时陈独秀没有虚心听取毛主席的建议，1个月后，蒋介石向我党举起了屠刀，由于一直没有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大量优秀党员死于蒋介石的背叛。
秋收起义后期，毛主席领导的起义军在攻打长沙的过程中受挫，部队不得不前往文家市休整。在文家市会议中，毛主席力排众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决定带领剩余部队前往敌人防守薄弱的罗霄山一带进行游击战争。
当时我党的革命斗争是受到共产国际领导的，毛主席这个决定虽说能够为革命武装保存实力，但是却以自己的政治生涯为赌注。后来的事证明，毛主席这个选择是对的，他也因此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清算。
中央苏区时期，由于特殊原因，毛主席曾一度被罢免军权，但周恩来与朱德依然凭借毛主席布置的战略战术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
长征时期，毛主席的军事才能进一步得到了施展。毛主席正式接手红军的指挥权时，中央红军刚刚经历湘江战役，人数从八万锐减到了三万。
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带领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在敌人布下的铁桶阵间来回穿梭，几乎凭一己之力让红军转危为安。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让我军在杀伤日寇的同时，还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指导下屡战屡胜，成为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其中，最能体现毛主席战略眼光的便是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面对装备精良的日军，“速胜论”与“亡国论”争论不休，毛主席却冷静的分析出了一条真正适合中国的抗战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坐镇中央，从中原突围到三大战役，我军的每一个关键性的决策都有毛主席的身影。
1947年中旬，刘邓大军刚刚取得了鲁西南大捷，从战术角度来看，晋冀鲁豫军区的战士们弹药不足，急需休整。
毛主席从大局着想，不顾刘伯承等人的劝说，向前线发出了“3A”密电，催促刘邓大军前往大别山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
挺进大别山战役成为了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此战虽说歼敌数量不多，但战略意义巨大，毛主席凭借12万人的大转移盘活了全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1950年9月，美国介入了朝鲜战争，美国作为全世界头号强国，鲜有国家敢与之为敌。
党内干部普遍认为：“为了一个朝鲜，打废了一个新中国，是不值得的。”
毛主席却看出，朝鲜一战是立国之战，正如他所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战争的胜利极大的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国换来了20年的和平。
毛主席的决策能力不仅体现在军事上，更多的是体现在国家发展上，“一五计划”、三大改造、三线建设、计划生育，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每个重大决策都完美的顺应了时代的步伐。
作为毛主席最亲近的人，罗瑞卿与毛主席相处的四十多年来，见证了他每一次作出正确的决策，正是因为有了毛主席的决策，中国革命才会走向胜利。
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罗瑞卿晚年会说：“我不是愚忠，在我么那个年代，只有坚定不移的跟着毛主席走下去，才能活。”
与我军其他高级将领相比，罗瑞卿的起点比较高，五卅运动之前，他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中学期间就对《新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杂志爱不释手。
1926年，罗瑞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从军校毕业时，正逢南昌起义，罗瑞卿先是被派往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罗瑞卿前往了闽西组建地方武装，之后被任命为闽西红军第59团参谋长。
通过罗瑞卿革命初期的履历我们不难发现，此人是个全才，不仅能带兵打仗，文化水平也很高。
由于中学期间经常参加学生运动，罗瑞卿还练就了出色的演讲水平，这让他具备了出色了政治工作水平。所以，担任第59团参谋长一年之后，罗瑞卿便升任为红4军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平时文质彬彬，打起仗来却毫不含糊，经常一马当先，带着战士们对敌人穷追猛打。
在战斗中，罗瑞卿多次负伤，其中第二次反“围剿”战斗时，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腮，医生看着他的伤势束手无策，战士们甚至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棺材。
但罗瑞卿奇迹般的苏醒了，并顽强的活了下去，毛主席称赞他是“阎王爷点名都敢不去报道的人”。
从1933年开始，罗瑞卿担任保卫局局长，其主要任务就是保护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安全。
在与毛主席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罗瑞卿逐渐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由于工作认真，毛主席对罗瑞卿的印象也越来越好。
解放战争时期，罗瑞卿被调往了晋察冀野战军与聂荣臻搭档，延安保卫战期间，中央机关在险象环生的背景下转战陕北，毛主席时常会想念罗瑞卿。
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城内的特务多如牛毛，此时急需一位有反特经验的干部担任公安部长主持大局。
特工出身的李克农原本是最适合这个岗位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李克农从事的情报工作依然十分重要，所以毛主席提议让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部长。
最开始，罗瑞卿表示推辞：“我只会带兵打仗，这个工作还是交给李克农吧。”
毛主席听后严肃的说道：“好你个罗长子，还想去带兵打仗？我们即将建立新政权，都去带兵打仗，国家没人管理能行吗？”
经过毛主席的一番教导后，罗瑞卿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当好中央领导的警卫员。”
“你这话说的不妥，你不仅要当好中央领导的警卫员，你还要当好新中国的警卫员，当好人民政权的警卫员，你肩上的担子可不小啊。”毛主席吸了一口烟，语重心长的说道。
1949年9月，罗瑞卿为了保证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几乎每天都会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巡视。
有一天，一名侦查员突然在广场发现了一颗样式奇特的烟头，一颗小小的烟头令罗瑞卿十分警觉，他在广场周围增加了大批便衣警察。
在无数双眼睛的监视下，一名手绘天安门城楼结构图的国民党特务被逮捕，罗瑞卿对其进行审讯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他们计划在天安门安置定时炸弹，并在开国大典时将其引爆。之后罗瑞卿顺藤摸瓜，又抓获了3000多名特务。
1950年9月底，罗瑞卿带领公安干警再次破获了一起间谍案，涉事间谍妄图用一门迫击炮在国庆一周年典礼时袭击天安门上的中央领导人。这一案件被破获时，距离国庆节仅剩三天。
从1949年到1959年，罗瑞卿在公安部部长这一岗位上兢兢业业，在禁毒、镇反、禁娼、扫黑除恶等工作上作出了卓越贡献，保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安定。
每当毛主席外出调研，总会邀请罗瑞卿陪同。众所周知，毛主席学生时代就比较爱游泳，而且不爱在游泳池里游，只爱在江河湖海中游。
而罗瑞卿虽说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但却始终没有学会游泳，为了陪伴毛主席，年过五旬的他竟然强迫自己学会了游泳。
由于罗瑞卿在工作中认真负责，毛主席经常夸赞他：“天塌下来我也不怕，有罗长子替我顶着呢！”
与众多老干部一样，罗瑞卿在特殊时期也受到了冲击，为了不与反革命集团同流合污，罗瑞卿不惜用跳楼的方式守护自己的清白，好在医生对其及时抢救，保住了生命，但他的腿部却永久的落下了残疾。
虽说自己遭遇了不公平的待遇，但罗瑞卿始终对毛主席毫无怨言。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还在福州治病的罗瑞卿马不停蹄的赶到了北京。
为毛主席举办追悼会时，有人为了刁难罗瑞卿，故意只派来了一辆吉普车，要求他和谭政、陈再道一同前往追悼会现场。
当时罗瑞卿已经是轮椅不离身，一辆车明显是不够的。陈再道气愤的说道：“这是她们的小伎俩，不愿意让我们去，那就不去了。”
罗瑞卿说道：“即便是没有车，爬我也要爬过去。”由此可见，罗瑞卿对毛主席的忠诚。
罗瑞卿出生时，母亲难产，父亲以一对银镯子为代价请来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接生婆。好在最终母子平安，接生婆见罗瑞卿的脐带紧紧的缠在腰上，像是军官的腰带，于是笑着说：“这娃看来是当兵的命。”
接生婆的戏谑之言竟然一语成谶，罗瑞卿几乎为革命事业奉献出了一生，他不仅有出色的政治才能，还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但为了国家的发展，他心甘情愿的肩负起了安保重任。
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不仅仅是因为毛主席出色的决策能力，更是因为四十多年的革命友谊。只可惜，这样一位革命的好战士却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意外离世，实在是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