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大局愈加明朗之际，中央于4月30日向各民主党派人士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主席随即开列首届政协会议的邀请名单。而出现在名单上的第一个便是一位颇具争议的人。

此人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担任北伐“铁军”军长，但20年代中后期一度沦为军阀，与中国共产党为敌。1927年时他甚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追随蒋介石，1933年却又发起福建事变，宣布反蒋抗日。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公开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参与到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中，后经毛主席亲自提名为副主席。

当人们对于他被提名副主席产生争议，提出反对时，又是周恩来总理出面作出解释，直言：“如果我们听从他的建议，红军可能就不用万里长征了……”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他的人生道路为何能发生如此大的转折？他和毛主席、周恩来总理之间又有什么来往呢？

此一人，便是李济深。

他出生于1885年中法战争的最后一年，彼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后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再次妥协，于是又有《辛丑条约》的签订。李济深的家乡广西梧州也被英国染指。

1897年，英国通过《中英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将梧州辟为通商口岸，清廷在梧州设置了海关，让英国人充任海关税务司。

1901年，李济深考入梧州中西学堂读书。对于同时期帝国主义在梧州的侵略活动，李济深耳闻目睹，愤慨不已。少年满腔热血，逐渐意识到亡国之危，皆因清廷的昏庸无能，萌发了“要救中国，非推倒满清不可；要推倒满清，非用革命武力不可”的革命思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03年，18岁的李济深在未获家庭同意的情况下，毅然赴广州，考入黄埔陆军中学习武，1905年转入两广陆军速成学堂步兵科，后辗转进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

辛亥革命爆发后，李济深曾暗中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当北伐军主力广东军到达上海后，他满怀爱国热情跑到上海，在广东北伐军中做参谋工作，后主动请缨上前线，在固镇、宿州、徐州3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

不久后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李济深重返陆军大学，并于1914年毕业留校任教。这期间，李济深悉心投入到军事教育，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很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军官，正因如此，李济深在军政界积累了颇高的威望，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不久后，李济深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

1922年，李济深兼任粤军第一师师长，次年又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这期间，李济深整军经武，重用邓演达、叶挺等青年军官，使得第一师成为粤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

李济深成为孙中山麾下一员干将，被孙中山称作“不可多得的将才”，为建立两广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立下了功绩。

另外对此，周恩来总理曾指出：

“1923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就）是李济深的第一师……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身于这个师。”

1924年，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委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他直接从粤军第一师中取出3万元现款，调出数百支枪，交给军校，又因为忙着在西江练兵，他又从西江陆军讲武堂抽调邓演达到黄埔军校，代替自己打理黄埔军校的工作。

同年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此后，著名的“黄埔三人组”就出现了，分别是校长蒋介石、教育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他们3人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政坛的三种力量。

三人联合，领导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

这时期，粤军第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第四军也就是著名的北伐“铁军”，叶挺独立团的正式番号便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而第四军和独立团在北伐时取得的荣誉和长期率领与训练这支军队的军长李济深是有很大关系的。

李宗仁也曾评价：

“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当推第四军。第四军的老底子原是粤军中训练装备最佳的第一师。带兵官俱为一时之选。军长李济深固是人中之龙，其中师长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团长叶挺、蔡廷锴等也都是能战之将。”

只可惜，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在北伐战争后期，由于政治思想上的分歧而发生了分化，后被蒋介石肢解。

1927年春，随着北伐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日益扩大，这引起了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右派的恐惧和不满。

1927年初，蒋介石和邓演达、宋庆龄等国民党武汉政府（左派）领导人发生“迁都之争”。

此时，负责广州后方工作的李济深还没有介入其中。

但随着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以及国民党内许多右派人物对他的影响，李济深在思想上越来越偏向蒋介石，又由于当时广东工会组织缺乏严密组织领导和斗争经验，存在派系多，行会习气严重的情况，李济深对蒋介石反对工农运动的言论更产生了共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发动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得到了李济深的支持。

紧接着，李济深回到广州，即追随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广州进行了大搜捕，2000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100多人被秘密杀害。

4月18日，蒋介石宣告在南京定都，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李济深致电发去祝贺。

6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广东省政府，李济深被任命为省政府主席。

同一时期，同样出身北伐“铁军”的叶挺却始终不愿与反对派同流合污，先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

而这期间，李济深又奉蒋介石之命，在广东辖区对起义军发动了围剿堵截。

这段时期后来也成为了李济深自认为一生中不光彩的一段历史。

李济深对此“深感内疚”，后来回忆起来说：

“国共分裂时，我在广东。……北伐军占领上海后，蒋介石到了上海，他打电话要我到上海去，商量局势。可恨我当时认识不够，受了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蔡元培）、张静江等人的怂恿，赞成了清党主张，及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后来，“两广亦开始清党”，我“应负担很大的反革命的责任，因为我当时的地位是总参谋长，后方留守总司令，第四军军长，又以人事历史关系，除少数蒋介石私人干部外，多数都与我有关系，都是我的旧部，有举足轻重之势”，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因而“每一想到深感内疚，对不起人民”。

也便是经历这段错走道路与人民对立的不光彩的历史之后，李济深又开始了自我救赎之路。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迫于舆论，将李济深释放。这时，李济深眼见祖国东北大好河山和人民被日寇肆意蹂躏，而蒋介石对日妥协，使日军在东北如入无人之境，产生了极端不满。

1931年11月29日，爱国名将邓演达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李济深对蒋介石的专断独裁统治更痛恨至极，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2年元旦，恢复自由的李济深同时恢复为军事委员会常委，并被委任为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总监。他当即公开指责“国民党当局误国”，主张要蒋介石发布“罪己诏”，要求“召集全国政治人物商议国是”。

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日军进攻上海，并扬言“十二小时搞定上海”，而李济深原来率领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铁军”）改编的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以“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之决心，血溅沪野，造成日军伤亡过万，一举击碎了额日军的嚣张气焰。

但又因为蒋介石坚持对日妥协，受其指令的军队按兵不动，致19路军腹背受敌，伤亡惨重，被迫撤离上海。

1933年夏，蒋介石又将志在抗日的19路军调到福建，任命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蔡廷锴为19路军总指挥，命他们去进攻工农红军，想借此一箭双雕。

但经“淞沪抗战”有所觉悟的19路军官兵，已经不甘心继续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

同一时间，李济深对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倒行逆施行径也无法容忍，于11月18日应蒋光鼐、蔡廷锴之约赴福州。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即与同样出身北伐“铁军”的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宣布脱离国民党，“反蒋抗日”，调转枪口，给了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

也正是这个时期李济深开始尝试重新与共产党携手。

“福建事变”后，李济深找到自己曾经的老部下，曾是共产党员的陈公培做中间人，几经辗转见到了苏区东线的彭德怀，表明了李济深“联共反蒋抗日”的意图。

彭德怀当即发电，将此消息告知了红军苏维埃中央政府。而毛主席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收到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十分兴奋，因为这时红军正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和第五次“围剿”，19路军宣布脱离国民党、反蒋抗日，并主动联系红军，这对于红军来说，可谓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

于是，毛主席立即派出张云逸前往会谈，李济深还托张云逸给毛主席带回了茶叶，后毛主席又派具有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潘汉年常驻福州，表明愿与李济深合作的态度。

遗憾的是，变数发生了。不久，毛主席失了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权，相应地在红军同李济深合作的事情上没了话语权。

而在此时，蒋介石正派军队向福建步步进逼，欲先镇压“福建事变”，再“剿灭”红军。

李济深非常希望红军能助其一臂之力，电请苏区红军东进策应，互相配合，共同粉碎蒋军进攻。

这时，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等都在分析利弊后，都主张在军事上援助李济深带领的福建人民政府。

但是，这一正确建议遭到拒绝。

和毛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对李济深、蔡廷锴等所持的态度不同，我党内当时另一部分人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更有甚者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同等看待，采取了一概打倒的错误方针。

他们最终决定，非但不对福建人民政府给予支持，还“坐山观虎斗”，将正在东线行动的，实际上对19路军起了援助作用的红军西调，让蒋介石得以毫无顾虑地在东线集中兵力，进攻19路军。

毛主席当时闻讯，心急如焚，据理力争，但都无果，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

最后，19路军孤独无援，在蒋介石大军的“围剿”下，只两三个月的时间便被肢解消灭，“福建事变”就此失败。

红色苏区失去了一次与李济深等人共同反蒋、联合抗日的难得机会，也使可以争取的爱国的中间力量受到蒋介石的摧残。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踏上生死一线，一旦失败我党我军一切努力都将白费，新中国成立也将遥遥无期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也正因如此，周恩来总理后来才会说，如果当初我们听从李济深的建议，选择与19路军互相配合，共同粉碎蒋军进攻，红军可能就不用万里长征了。

“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和陈名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相继离闽出走香港。

这成为了李济深人生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福建事变”前后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李济深与蒋介石的关系、与共产党的关系，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李济深也因此“名噪全国”。

在香港，李济深继续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继承“福建事变”未竟之事业，进行反蒋抗日宣传，后又参与两广事变。

李济深收信，对毛主席所说深表赞同，即转变方针，投入到敦促国民党蒋介石抗日的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主张和平解决，并积极奔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济深又主动上庐山，和蒋介石面谈，力促蒋介石抗日。

在整个抗战期间，李济深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廖承志、陶行知等一大批我党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对此事多次称道。

1944年桂林沦陷，这成为李济深人生中至为关键的转折点。

这时的李济深，处境艰危，不但政治上备受蒋介石打压和迫害，经济上也很困难。

他不愿按照蒋的意图到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长，而是回到家乡广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而也就是这一时期，党中央在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都给予了他信任和支持。

1944年9月，周恩来电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的民主运动，能如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

毛主席去电：“华南民主联军”司令一职，“非君莫属”。还决定将广东的抗日游击队交给李济深指挥。在经济上也作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凡此种种，都令李济深深受触动。

1945年4月到三罗地区考察时，李济深说：不要对国民党“有幻想”，同时又对共产党组织的抗日武装给予了赞扬，说“你们是真正抗日的”！

由此更可见，李济深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1946年夏天，内战乌云密布，李济深抱着最后一次力谏的想法上了庐山，但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他的话。李济深奋笔写了一封19页的长信怒批蒋介石，后拂袖下山，自此与蒋介石彻底分手。

后来，李济深去到香港，公开竖起反蒋旗帜，组建“民革”，受到周恩来支持。

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李济深又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积极参与到建立新中国的工作中。

1949年1月，为民族大义，李济深毅然北上，冒险偷渡，乘苏联客轮，在旅顺军港登陆，抵达东北解放区，声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毛主席、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

后李济深抵达北平，毛主席更由西柏坡到达北平西苑机场，亲自前往迎接。

1949年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李济深和朱德、宋庆龄等一同当选为副主席，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

10月1日，李济深又出席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如此，李济深顺应历史潮流，继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后，再为近代中华民族另一大巨变——新中国成立作出历史性贡献。

195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庆盛典后，李济深写下“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希望有生之年能见到祖国统一。

只可惜4天后，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终年74岁，自此结束了坎坷曲折却又完满的革命一生。

回顾他的一生，虽走了不少曲折道路，但最终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成为一个爱国民主革命者，为自己的历史画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素材来源：

[1]陈伯强.李济深的三次革命转变[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1):125-126+73.

[2]李筱薇.回忆父亲李济深先生[J].中国电视,1993,(12):47-48.

[3]彭建新.“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不断进步的原因探究[J].桂海论丛,1995,(03):80-85.

[4]岑沫.毛泽东与李济深:风雨相知卅五载[J].文史春秋,2009,(10):2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