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宋建国后，太祖皇帝吸取了了唐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地方封疆大吏进行严格管控，及至明清两朝制度更为成熟，朝廷对地方大员的驾驭富有成效，且没有出现过地方实力派与朝廷对抗的情况。
相比之下，清代在这方面做得更好，随着皇权的高度集中和朝廷权威的不断上升，各省的督抚都不可能向中央政权发起任何挑战。
历代皇帝对于封疆大吏的任命都十分慎重，大的原则就是非“亲信之人不用”。然而大清疆域广阔，总是有个别的省份让皇帝不放心，全国八大总督中，至少有三个总督的选任必须是要精挑细选的。
第一个是陕甘总督自康熙皇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之后，西北方向的统一成了国家的军事重点核心地区。具体一点就是新疆、西藏、青海，这三个地区从康熙朝开始一直到乾隆中期，都是战争频发地，且每次发生战争，都是大兵团作战。
康雍乾三朝，重点的打击对象是蒙古的准噶尔部，其次是回部叛乱、维护西藏统一。仅平定准噶尔部一战前后就花费了近百年的时间，可以说平定准噶尔统一新疆，是清代历史上跨时最长、耗费国力最多的战争。
陕甘作为西北的前线阵地，占据着重要的军事地位。从平定三藩开始，陕甘的绿营军队数量就一直占据全国榜首，陕甘绿营不仅数量大，关键是经过百余年的战争洗礼，战斗力也排在全国第一。
按照定制，绿营军队的最高统帅是总督，所以陕甘总督的地位就显得尤为重要。据御史不完全统计，陕甘一省的绿营军队总数大致为9万余人，占了全国绿营总数的六分之一。
以任职资格而言，各省的总督不分满汉缺，但历任陕甘总督几乎清一色都是旗人，鲜有汉臣担任。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陕甘总督其实就是“旗缺”。
陕甘总督如此重要的角色，皇帝自然不会轻易授予汉臣。实际上，在战争时期，蒙古、青海等反抗部落的首领，也都暗中拉拢陕甘总督。
试想，如果陕甘总督倒戈，凭借手里的十万大军，足可席卷中原，不说打到京师，至少其破坏力不会亚于三藩之乱。所以陕甘总督的人选，非皇帝极度亲信之人不予。
第二个是四川总督四川临近陕甘，处于西北次前线地位，战略位置同样也很重要。清初中期，每次西北有兵事，陕甘、四川的一把手就经常易名，三个省往往会合为一体，总督的名字或称川陕总督，或以陕甘总督节制四川，等等。
乾隆十三年用兵金川，才将四川总督定为专缺并兼巡抚事。从大清开国一直到乾隆五十八年之前，四川总督清一色都是旗人，此后才逐步放给汉臣，大致可以认为四川总督属于“半个旗缺”。
四川是多民族聚集区，大小金川反叛朝廷就给历代皇帝留下了不小的阴影，所以四川总督的主要职能，就是要防范辖区内的少数民族作乱。
为了加重四川总督的实权，不仅让其兼巡抚衔，还让提督与总督同驻一城，这也是清代各省中，唯一一个案例。
当然令皇帝深感忧虑的还有另一层原因，四川向来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更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理特点。在交通不便的封建时代，中原兵马入川的道路十分艰难，没有绝对的优势是很难进入四川的。
历史上，刘备据成都窥视中原，安史之乱唐玄宗退居四川，这都是活生生的教训，谁敢保证四川不会出现下一个割据势力呢？
第三个是两广总督广东、广西在清代各省中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无法与江南省份相比，两广总督在全国八大总督中的排名也比较靠后。
之所以说两广比较重要，主要还是沿海的优势。清代奉行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力鼎盛的乾隆朝，全国仅开放广州一个口岸，所有的对外贸易都被局限在广东。
广东与洋人接触多，对西方各国的情况也就比较了解，在天朝上国思维的影响下，皇帝内心里是不愿意官员与洋人走得太近的，认为这样做势必会掉了大清朝的身价，同时也容易让官员心生崇洋媚外的思想。
不仅如此，广东因贸易发达，官员很容易被商人腐蚀进而形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一点是皇帝最不想看到的，因为官商一旦结合在一起，就会给整个吏治带来负面影响。
清代素有“官运通选广东”的说法，所谓的官运并非是指仕途前程，而是指“财运”，广东统省的大小官员，几乎被广东十三行商人以及外商拉拢，很少有人能独善其身。
从历任两广总督的情况来看，总督一职具有任职短、署理多的特点。基本上总督很少有连任的多为一年至三年，且总督有一半都不是实授，而是署理，这也证明皇帝对两广总督并不十分放心，随时都有撤换的可能。
要说最放心的总督，反而是直隶、两江以及内地省份的总督，他们或距离京师近便于掌控，或是辖区多个军政长官并存，便于互相牵制。总之就是一句话，凡是越远的省份、军事经济事务越重的省份，皇帝就越不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