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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在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下，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战中屡屡失利。到1934年10月初，红军已经彻底丧失了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性。
10月10日，中共中央被迫作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自此拉开了中国历史上一项空前的伟大事业——长征。
漫漫长征路，对战士们的身体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在长征队伍中，年轻力壮的战士是主力。但在这其中，却有四位有着赫赫威名和深刻影响力的老同志，他们分别是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和董必武。
参加长征这年，谢觉哉已经年过半百，但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展现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爬雪山、过草地，战胜饥饿和疾病，跟随长征队伍抵达了陕北。
在长征途中，谢觉哉结识了后来成为自己妻子的王定国。
王定国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的一名红军，长征开始后，她也成为了少数随军转移的女红军之一。
途中，王定国遭受了无数苦难和折磨，最瘦的时候，她只有50多斤重。爬雪山的时候，大家都穿着单衣，她的脚都被冻僵了，一摸，脚趾头居然断了。尽管条件艰苦，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
1935年6月，红军正在为爬雪山做着紧张的准备工作。王定国和几位战友趁着休整的时间，在河边洗着自己的衣服。这时候，一位蓄着胡子的老同志来到了王定国身边，小声地对她说道：“这位小同志，马上就要爬雪山了，我是来请你帮忙的。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两件单衣缝在一起，然后装上羊毛，做成一件羊毛衣呢。”
这位老同志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了两件单衣。
王定国听罢，当即接过他手里的衣服，说道：“交给我了。”
这个时候的王定国并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在党内备受尊敬的谢觉哉同志。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作战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率先西渡黄河，为宁夏战役做准备。王定国所在的剧社也奉命随军参加西路军。
同年12月5日，剧社在执行完任务途中，与马步芳的部队正面遭遇。王定国等三十多人均被逮捕，关进了牢房。
马步芳希望能够将剧社收为己用，因此，嗜杀成性的他罕见地保留了剧社以及王定国等人的性命，并要求剧社扩大发展，为其部队演出。
剧社的战士们虽然无力抵抗，但她们却巧妙地利用这次机会，保护了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将她们安排进了剧社，以新的身份作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37年，组织上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并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王定国被救了出来。不久后，她便来到八办，希望八办能够出具一份介绍自己去延安的介绍信。
不过，王定国最终没能如愿回到延安参加革命。因为当时八办正忙于营救西路军战友，同时也有此前失散的战友返回。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一位熟悉西路军情况的同志坐镇。八办的领导们看来看去，选来选去，最终看上了王定国。就这样，王定国留了下来，投入到了营救战友的努力中。
在这里，王定国见到了当初请自己帮忙缝制衣服的谢觉哉，谢觉哉当时是八办的党代表。
1937年10月，谢觉哉和王定国走到了一起，结为了革命伉俪。在谈起这段感情时，王定国曾说是“同志们关心和组织上安排”。
但实际上，谢觉哉在八办见到王定国时，一眼就认出了她是给自己缝制衣服的小同志。而王定国在婚后，则一直陪伴在谢觉哉身边，协助他工作。
王定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从小为了谋生受尽苦难，但一家人还是难逃家破人亡的命运。
15岁时，王定国便被送给了一户人家做童养媳，此后，她裹着小脚待在田地里辛苦劳作，但仍然要受到婆家的毒打。
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王定国恢复了自由，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体现在她身上的一点就是，王定国解开了自己脚上刚裹上不久的裹脚布，这是王定国毅然迈向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员的帮助下，王定国开始参加革命，并在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在思想上有了进步，但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机会学习读书，也不认识几个字。
因此，刚跟谢觉哉结婚后，她的工作开展得不是很顺利。
一天，谢觉哉着急要出一篇文章，他交代妻子帮自己找两份报纸——《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然而，王定国来来回回送来四次都是错的。
谢觉哉误以为妻子在跟自己闹小脾气，他也顾不上询问原因，自己去了外屋找了起来，一边找一边嗔怪道：“定国，今天怎么了，四次都没有拿对。”
王定国听到丈夫的抱怨后，心中更加委屈，她小声说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认识这几个字。”
谢觉哉找材料的手一顿，自责不已。
此后，谢觉哉每天都会教妻子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王定国也十分上进，她不仅跟丈夫努力学习文化，还主动向伍修权学习俄文。很快，王定国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此后，根据组织安排，王定国便做起了谢觉哉的秘书。在工作中，她越发意识到知识对一个共产党人的重要性。
于是，中央党校、延安大学等学校都能够看到她穿梭于课堂的身影，虽然大部分都是一切短期培训，但她学习得十分认真。
这样的学习习惯几乎延续了她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不管家务有多忙，工作有多繁重，王定国雷打不动，每天都要学习两个小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她的老师。
谢觉哉为国为民、清正廉洁的共产党人风范深刻地影响了王定国，也给后代留下了清廉的家风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谢觉哉夫妇对家中孩子们要求严格，但这种严格是建立在平等、民主的氛围之上的。在谢家，孩子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生气或动手打人，他始终坚持讲道理，让孩子们真正认识到错误。
为了引导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开家庭会议便成为了谢家的一个惯例。会上，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必须参加，参与讨论，发表意见。
除此之外，谢觉哉夫妇还教育孩子们要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们曾为不少人写过推荐信，然而，在家中孩子们升学、工作等方面，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为他们提供一些特殊帮助。
小时候，谢家的孩子们还有些不理解，但长大后，他们渐渐地明白了父母的良苦用心，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说：
“我们这一大家人，兄弟姐妹7个，那么多亲戚，这个家的整体方向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的生活都很安稳平和。父母启发开导我们如何生活好，这个‘好的概念，其实就是那句老话‘平平淡淡才是真’。”
大儿子谢飘则说：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懂母亲。母亲一直教导我们学本事、干实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从孩子们的话语中，足见谢觉哉夫妇平日里的一言一行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有多深。
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在北京病逝。按照相关规定，王定国和孩子们是可以继续在原来的房子里居住的。
然而，王定国在处理完丈夫的后事后，便向组织提出了搬出现在住房的请求，并坚决要求“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级别的房子”。
后来，王定国不仅搬出了带着院子的大房子，还退掉了组织安排的秘书和司机。
虽然王定国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作出不朽的功勋，但她从没有因此而产生过贪图享乐的想法，反而一直想着自己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1978年，王定国开始整理谢觉哉留下来的手稿、日记等资料，此后六年，她先后编辑出版了大量关于谢觉哉的著作，在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她为党和国家留下的重要财富。
1984年，在完成了整理、出版谢觉哉的材料后，王定国叫来了孩子们，交代他们说：
“我带大你们几个，还照顾你们的父亲。现在我要自己做事情了。以后你们的事情我一个不管，你们的下一代我一个都不带。”
王定国是这样跟孩子们说的，她也是这样做的。此后，王定国便投入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中——文化传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定国在小儿子谢亚旭的陪伴下来到了长城。在她看来，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我们国家宝贵的财富。
然而，王定国在游览长城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对保护长城的意识十分薄弱，使得长征遭受到了不小的破坏。这让王定国感到十分痛心，她决定要为保护长城做些什么。
1984年，王定国亲自去往邓小平家中，向他提出了关于保护长城的意见，第二天，邓小平便写下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八个字。
为响应这一号召，当地政府和人民积极参与到了修长城的工作中。而王定国也没有闲着，她亲自来到长城边上，组织人民群众用新砖置换被搬回家使用的长城砖。
除了修长城之外，王定国更是帮助长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文化遗产。在完成了保护长城的工作后，王定国又先后促成了《国家文物保护法》《中国老年法》的颁布。
正如儿子谢亚旭所说：“她一直想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事。”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在北京病逝，享年108岁。这位老红军就这样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受用不尽的财富。
参考来源：党史纵览2016年5期、新天地2017年3期、党员干部之友2017年4期、经济2014年7期、党史纵览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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