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季，为了表彰那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们，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主要依据是资历、职务和战功，以此为标准产生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虽然有明确的标准可依，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因此一些人对自己的军衔不是很满意。

比如钟伟，他担任过四野的纵队司令，55年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他认为自己的军衔授低了，并为此发了牢骚，还称“要把勋章挂到狗尾巴上去”。再比如聂鹤亭，他的资历很老，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红军时期担任过红4军的参谋长。55年预授衔的时候，他被定为中将。

得知这个结果后，聂鹤亭不是很满意，还闹了一些意见，结果55年未能参加授衔，一年后才被补授中将。毛主席曾说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当然这些将军争军衔并不是为了待遇问题，他们都是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多次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连生死都看淡了的人自然也不会把待遇问题看的多重。

他们之所以争军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面子问题。战争年代大家的职务相同或者相差无几，比如都是纵队司令，结果在授衔的时候别人成了中将，自己却是少将，心里就会有点不舒服，面子上也有点不好看，因此才要争一争。这种“争”，绝不是争待遇，也完全可以理解。

除了钟伟和聂鹤亭之外，大授衔的时候，也有一位将军对自己的军衔“不满”，并为此多次给毛主席写信，最后上将变成了中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之所以将这个不满打上引号，是因为他不满的不是自己的军衔授低了，而是认为授高了。那么这位将领是谁呢？他就是徐立清将军。

徐立清是安徽金寨人，出生于1910年，由于家境贫困，只读了三年多的私塾就被迫辍学了。1929年，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穷苦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少青壮年纷纷参军，19岁的徐立清也加入了红军队伍。之后他跟随部队先后在鄂豫皖根据地和川陕苏区与敌人作战。

由于有一定的文化，他参加红军后主要从事政工工作，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跟随徐向前渡过黄河和马家军作战。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最终失利，徐立清历经艰辛后回到了延安。不久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进入八路军129师任职，先后在冀南军区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工作，担任过旅政委。

抗战胜利后，徐立清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先是跟随贺龙在晋西北作战，1947年夏季进入西野任职，担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的政工能力极强，多次在重要的战役和战斗中发挥了政工工作的威力。蟠龙战役中，敌人在李昆岗的指挥下依托坚固的防御工事死命顽抗。

在战斗陷入僵局的时刻，徐立清提出了“打进蟠龙镇，活捉李昆岗”的口号，部队的士气受到极大鼓舞。彭德怀随即组织部队发起总攻，战士们嗷嗷叫着往前冲，很快就打进蟠龙镇，活捉了李昆岗。战后彭德怀高兴地对徐立清说：“你这个口号比炸弹厉害得多啊！”

西野改称一野后，徐立清出任第一兵团政委，和王震一起率部进军新疆，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总干部部副部长，成为罗荣桓的重要助手。1952年定级的时候，他是标准的正兵团级，但却主动提出申请，要求降为副兵团级。罗荣桓和彭德怀都坚决不同意他降级，此事这才作罢。

预授衔的时候，得知自己将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徐立清认为高了，他和妻子党秀玉商量让衔，妻子明确表示支持。很快徐立清就给罗荣桓写了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军衔。几天后他看到预授上将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于是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改到了中将名单上。

罗荣桓看到后对徐立清说：“这是军委决定的，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随后又把他的名字加入到了上将名单中，并上报给了中央军委。之后徐立清多次给彭德怀和毛主席写信，申请降衔，最后终于得到批准，他也因此成了唯一的一位正兵团级中将。大授衔前一天，周总理专门找徐立清谈话，对他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你徐立清也是一面明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之后徐立清还担任过总政副主任和成都军区政委等职。1983年，徐立清将军病逝，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