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有人送我归来/前面的持火把/后面的吹笛。”6月2日，“文学写作教育高峰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著名作家孙甘露援引木心先生的一句诗，对中国创意写作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王安忆予以了高度评价：

“在我看来，前面的持火把，就像是安忆老师。后面的吹笛，大概就是我们大家要做的事。”

作为世界华语文学创作领域的领军者，王安忆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就在不久前，王安忆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从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先生的手里接过了由法国总统马克龙签发的荣誉证书。

● 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给王安忆女士授勋

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是法国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由拿破仑于1802年设立。1983年，中国作家巴金曾获得此项殊荣。

高大的法国梧桐树种满了王安忆居住的上海淮海路，这在冥冥之中也成为一种时空上的遥相呼应。

其实，这已经不是王安忆第一次受到法国文坛的认可。早在2013年，王安忆就获得了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 2013王安忆授勋现场

王安忆和法国是有一些渊源的。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王安忆，比同龄孩子幸运一点的就是，家里有很多书籍可慰藉她的精神世界。

像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尽管“几乎翻烂、有头无尾、封面脱落、书页卷边，而且分配阅读的时间非常局促”，但她仍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克里斯朵夫的少年情爱，甜蜜和苦涩，诱惑和背叛，悸动和战栗，可说满足了前青春时期的所有伤感主义，同时，也给予了抵抗力，让我能够避开罗曼蒂克的窠臼，趋向更为思想性的境界。”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该书也成为了她的文学启蒙：“无论怎么说，《约翰·克里斯朵夫》是必修课，它的意味不仅在叙事艺术本身，还在于它是匮乏时代的丰饶想象。”

此外，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等法国大作家的作品，因对气象万千的现实内容的呈现，笔力高妙的艺术手法，也成为了她的“心头好”。

● 青年时期的王安忆

有人说，读王安忆的作品需要有一点耐心。其中的细腻和理性，需要阅读的人有一个咀嚼品味的过程。

这大概就是受到了法国文学的影响。王安忆还记得，有一次在法国北部圣马洛举办的书展，前来买书的游客至少在书摊前要读完七八页，才决定要买哪一本。

除了外国书籍的耳濡目染，作为成长之地的上海淮海路，更是让王安忆后来的创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海派”的烙印。

淮海路是整个上海公认的最美丽、最摩登、最有“腔调”和情调的一条街，堪称“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

● 上海淮海中路武康大楼

《上海滩》里的丁力，就梦想着有一天可以从闸北的贫民窟，搬到霞飞路去，而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成为军阀情妇时居住的爱丽丝公寓也坐落在霞飞路上。

但繁华全然不会是旧时代一个城市的主色调，拂去表面的浮光掠影，是曲折幽深寒素的另一面。

“站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

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那暗里还像是藏着许多礁石，一不小心就会翻了船的。”

从上海带着些许潮湿空气的弄堂，到交织着繁荣与屈辱的旧租界，王安忆借助一个贫穷的里弄，一条繁华的大街，就打开了整个上海的大门。

我们借此窥见的，是光怪陆离的世情，是鲜花着锦背后的苍凉，是人性泥沼里的挣扎，是时代风云下那些被裹挟的个体悲欢。

加缪说，命运不在人身上，而在人四周。

在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中，王安忆将镜头对准了大上海华光璀璨的背面——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琦瑶虽然出身平凡，然而相貌可人的她心高气傲，从名字中便可见一斑：“琦是美玉，宵朗之琦，能耀亮暗夜。瑶，‘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

● 电视剧《长恨歌》里的王琦瑶

但这块质地琅琅的美玉并无与之相配的际遇：四顾茫茫，无所倚仗，母亲的市侩、父爱的缺失，让她试图通过一条便捷的“快车道”助力其命运的改变。

在成功摘得“上海小姐”第三名后，其“野心”更是被撩拨得分外炽盛，于是，为了赚得一份体面和锦绣的生活，王琦瑶成为了一只“金丝雀”。

她如此想掌控自己的命运，但被“豢养”的鸟儿又哪里有真正的自由和主宰人生的权利呢？因此，当她将种种关于幸福的企图托付于他人时，却无人能真正承载，更无人能成为她的救赎。几经挣扎，几经沉浮，她在努力向上“飞升”的同时，也在不断沉坠。

欲望与不甘只是短暂地成就了她的幻梦，最终，她命丧黄泉，陨落于现实的深渊。

● 电视剧《长恨歌》剧照

就像王安忆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却转瞬即逝。”

王安忆想呈现的，与其说是一位女性的悲歌，不如说是一阙命运的挽歌：我们渴望的，也最终奴役了我们；而成全人的，也许会最终毁灭人。

世事不过一场大梦，醒来方知一枕黄粱。

因为“无法从国事政治上描述一个国家”，所以，王安忆巧妙地立足一座城，聚焦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子，以小见大，反映社会和人事的变迁，传达出一个作家的思考和感悟。所谓“芥子纳须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一部《长恨歌》，写尽了上海跨越时代的浮华沧桑，也一举将王安忆推向了继张爱玲后，海派重要代表作家的位置。

因为阅历有限，王安忆愿意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写“一些与自己人生有距离的故事”，这样她才能调动起天马行空的想象，去建构起一个更为纷繁复杂的世界。

● 《长恨歌》剧照

尽管如此，她小说里的人物鲜少有传奇的经历，传奇的大多是时代。王安忆试图让两者发生碰撞，展现人与时代的关系，留一点反思的空间给后来人：

“我们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如果那些岁月不给你留下一点遗产的话，你的人生不是白费了吗？”

因此，她试图以文字留存记忆，为变幻的时代、城市与乡村，以及不同的群体书写属于他们的“青史”。

青史留名是谓不朽，同时书写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她在从事着一份创造性的工作，而这份创造的肇始，从她出生时也许就已注定。

王安忆的父亲王啸平，作为一名从新加坡归国的热血青年，才华横溢，曾当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母亲是著名女作家茹志鹃，她的《百合花》是中学语文教材里的经典篇目，并被改编成了电影。

母亲茹志鹃还记得，自己念连环画下面的文字时，4岁的王安忆比姐姐还要兴奋。她不仅能记住全部情节，还能流畅地讲给弟弟听。

● 茹志鹃、王安忆、王安诺、王啸平

年少时，王安忆总是以儿童的视角来形容周围的生活：比如爸爸的手表里藏着一匹小马，每天马蹄“哒哒哒”；枝头的小鸟一定和弟弟是好朋友，因为他们都很顽皮。

王安忆灵性丰沛的表达，让她多次在区、市儿歌赛诗会上获奖。

但女儿彰显出来的文学天赋，让母亲很不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段特殊时期，对作家来说是“艰于呼吸”的，更遑论自由表达？所以比起成为一名文学创作者，茹志鹃更希望女儿长大后能成为一名医生。

1969年，王安忆15岁，已从上海向明中学毕业。

● 少年时期的王安忆

忆及往昔的求学经历，她在多年后仍心有戚戚：

“每一科目都有头无尾，惶遽中开始，惶遽中结束，没有课本，没有教纲，后来，连课时都不能维持，于是，不到两年，匆匆毕业，从理论上算，我们叫做‘69届毕业生’这个名字几乎是个谑称，是没有上过学的学生的同名词，也是个隐喻，喻示着一代人被教育放弃，两手空空地走上社会。”

当年，茹志鹃和丈夫在时代的狂飙中，被迫停止了创作，去了五七干校劳动。一年后，他们的女儿王安忆也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响亮口号里，前往安徽省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大队插队。●王安忆（中）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

● 王安忆（中）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

作为从城市里来的唯一知青，从未与土地打过交道的王安忆，手上很快因为收割黄豆磨出了血泡。

每当她直起酸痛的脊背，放眼望去，却发现前方还有无数株黄豆秧。

有一回，她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锄草，当人们问她想不想家时，她忍不住啜泣起来。

后来谈及知青生活，她无法回避那段历史对自己的影响：

“过早走入人世的哀戚，是有危险的，它让人染上抑郁症，终身难以彻底治愈。它确实给予生活的教育，可代价太大了，不能因为成熟了某一种理念而忽略更大多数命运蹈入不幸。”

下乡的那几年，每到夜深人静时，王安忆就经常给母亲写信，泪水不知不觉洇湿了信纸。

但那时，她们同处时代的漩涡，作为母亲也无能为力。茹志娟只能在信件中建议女儿：

“你觉得孤独寂寞了，就将看到的事记下来。村子里有哪些社员，村外有何风景，身边的小姐妹有什么趣事，你就写信告诉我。”

于是，她在信中和母亲交流一些有趣的见闻：

“村里一对夫妻出工时不吵架，一回家就吵得不可开交。有的社员在井边提水，听到后赶快放下扁担去看热闹；有的在切菜，连忙丢下菜刀赶过去。

一看有人来了，那对夫妻立马不吵了。看热闹的人失望了，叹口气，遗憾地各回各家。过不了一两天，这样的一幕再次上演。”

在给女儿回信时，茹志鹃夸赞女儿的观察力，仿佛自己就在女儿身边，也耳闻目睹了发生的一切。

● 王安忆与母亲茹志鹃

母亲的疏导极大地纾解了王安忆的苦恼，也为她后来的创作埋下了草蛇灰线。

“上山下乡”的岁月虽然让她变得粗粝了一些，但那段艰辛备尝的人生经历，却成为了她日后创作的丰富素材，而沉潜到农村的深刻洞察，则帮助她看到了更为鲜活的风土人情、沉重的历史积垢、真实的社会底层面貌，而这一切，后来皆成为她作品的“源头活水”。

1972年，王安忆凭借自己的艺术特长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脱离了原来困顿无望的生活，她就像一只麋鹿跑到大森林里，引颈而鸣；抑或像一个来到海边的孩子，在洁白细软的沙滩上捡拾美丽的贝壳。而文学作为一种性灵的抒发，帮助她构筑起一座精神的城堡。

在地区文工团待了6年后，她才终于返回上海，到《儿童时代》做编辑，这让她的创作之路愈发畅达无碍。

● 青年时期的王安忆在上海街头

从1975年，写下第一篇散文《大理石》，到9年后在《收获》上发表她的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这既是王安忆对渴望完成一本“巨著”的梦想的实现，也是对一代人所经历的人生“裂变”的忠诚记录。

《69届初中生》虽然未找到长篇应有的感觉，但在著名主编朱伟眼里，王安忆的分辨力太强了，她写“纤微难搜”的爱情感觉：从初接到情书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镇静下来又隐隐生出些骄傲，回味信中内容，便悔于自己的反应，开始偷寻、窥视他而将回味变成自己的“节日”。之后，变成忐忑盼待来信，到真见到信尾出现“我爱你”之狂热，又惊呆而幸福。

对此，朱伟感叹道：“层次太丰富了！”

你如果断定作为女作家的王安忆只会在儿女情长上“长袖善舞”，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某一题材领域大放异彩后，她转而又“信马由缰”，徐步至另一条“幽径”。

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作，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别开生面，既不同于梁晓声“谱写壮美青春之歌”的《今夜有暴风雪》，也迥异于史铁生“书写插队生活温馨和诗意”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以及老鬼“惋惜逝去的青春年华”的《血色黄昏》，她更关注的是知青们返城后的人生：他们以为曾受的苦终会得到补偿，结果，当他们回城后，面对的除了家庭的温暖，还有被亲人排挤的刺痛。

陈丹青曾说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曾让他特别感动：“第一次看到有个同代人写我们自己的生活，非常高兴。记得小说结尾写主角回城后心里苦，跑到外滩人堆里去，家人又去找他回来。这种感觉写得很对。我小时候不开心，也跑到外滩瞎走。”

● 王安忆与陈丹青

朱伟认为王安忆最了不起的事，是她总能拓展自己，她对生活的积累能力让她拥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库。

1985年，基于自己在安徽农村插队生活的经验，王安忆携中篇小说《小鲍庄》惊艳文坛。

● 王安忆早期作品《小鲍庄》

彼时，距离她结束插队生活已过去了13年，可是，她仍记忆犹新：“我们的村庄，我永不会忘记，离开了就再没有回去过，可是依然不会忘记，它的名字叫做大刘庄。”

不同于深入挖掘特定人物形象的命运起伏，王安忆更想展现农村的生存体系和价值观念：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还盛行着童养媳。她将这一现象记录在《小鲍庄》里：“小鲍庄的童养媳是最好做的了，方圆几百里都知晓，这庄的人最仁义 。”

但“仁义”文化在这个封闭的农村却逐渐扭曲，异化出其虚假和病态的一面：“人性被压抑，理想被剥夺，生命被摧残。”譬如小说中的鲍秉德，做梦都想有个孩子叫他“大”（即爸），却不得不忍受疯妻，最后秉承“仁义”的执念而选择独身；小鲍庄发洪水了，捞渣因搭救鲍五爷而失去生命。而捞渣死去后，村民反而获取了更大的利益。王安忆试图用一种强烈的反讽艺术去反思和呼唤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的“落地生根”。

《小鲍庄》发表后引发了强烈反响，其作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荣获了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除了知青题材、寻根题材，王安忆更关注到了女性的情感、婚姻与成长话题。

● 在家中的王安忆

1980年发表在《北京文艺》上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在当年伤痕文学大行其道的语境下，干净单纯得就像被春雨浣洗过的世界般清新脱俗。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有意错过了末班车，内心等待曾在一个雨夜邂逅，并载她回家的年轻人。尽管那个年轻人再未出现，但她在等待中冥思，并坚信美好的爱情一定能实现。

彼时，一个残酷的年代刚刚过去，在人性、人伦、社会秩序和道德信仰都需要重建的时期，王安忆呈现的爱情理想并非虚幻的乌托邦，而是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如果说王安忆早期的爱情题材还充满了少女怀春的浪漫情怀的话，那么她中期的此类小说则将笔触伸向了鲜有人涉及的领域。

● 王安忆在上海签售

《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并称为“三恋系列”。无论是《小城之恋》中对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还是《荒山之恋》里通过对女性隐秘的性爱心理的书写，展露女性深层的生命体验，抑或是《锦绣谷之恋》里再现普通人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困境，都直击了当代情感婚姻中的痛点。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作品里，当女性和两性关系话题还囿于传统题材时，王安忆却能勇闯“禁区”，不仅呈现了女性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困惑、迷惘，更直面两性欲望、个体生命的权利、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王安忆后来在《长恨歌》中书写出身上海里弄的王琦瑶，面对她当初的“攀龙附凤”，最后的“魂归离恨天”，王安忆亦没有持批判态度，当她用一种宽容之态去看待大千世界时，我们就会发现“故事背后强大而仁慈的自然规律，这是她对人性和人的生存状态及本体世界的关怀。”

宏大的叙事无疑是更讨巧的，但王安忆主观上更愿意将故事日常化，哪怕是《天香》这部能“以《金瓶梅》《红楼梦》以降的世情小说作对比”的书写大家族之作，其“结局也没有《红楼梦》般的大痛苦、大悲悯；有的是大家闺秀洗尽铅华后的安稳与平凡。”

另外，她的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去姓名”化的，比起让人物的命运跌宕起伏，她更愿意写一个群像，“我写《蚌埠》，是给一个城市画像；写《保姆们》，是给保姆这个群体画像；写《红光》是给这条街画像。”

寻常巷陌、柴米油盐、个体遭遇、芸芸众生，都在各自命运和时代的洪流里载沉载浮，他们无须被树碑立传，但需要被呈现，被看见，因为真正的荣光终归是无数平凡人创造的 。

“总以为历史是由纪念碑铸成的，更可能是石头缝里的草籽和泥土”。

2020年10月，王安忆的新作品《一把刀，千个字》问世。淮扬名厨陈诚的纽约生活，绕不过他东北与上海的家庭。在横跨东西半球，半个世纪的风云流转里，是三代人的命运起伏。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在一饭一蔬里，于灯红酒绿之中，仍有氤氲不散的乡愁午夜梦回；而消失于历史深处的英雄母亲，她即便被确认为“烈士”了，又如何重新被后世之人深刻铭记？

既然“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她愿意于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打捞逝去的真实，还有那些不该被泯灭的记忆。

莫言曾评价王安忆的小说：“我看王安忆的小说经常产生联想，仿佛在观察一匹织锦或者丝绸，打开漫长的画卷，上面图案一会儿是牡丹，一会儿是凤凰，图案在变化，具体针法不变……千针万线，一丝不苟，一条跳线都没有”。

迄今为止，王安忆从事文学创作已近半个世纪，在如此漫长的写作岁月里，她几乎没有过作家为之焦虑不安的瓶颈期，当很多同时代的作家或原地踏步，作茧自缚；或江郎才尽，“金盆洗手”；或“走火入魔”“面目全非”时，她仍保持着鲜活而旺盛的创作欲，就像一位“马拉松选手”，一直行进于漫长的生命赛途。

而且她眼界的宽广、题材的浩博令人叹为观止：“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风华、五六十年代的新社会蜕变、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乃至于后社会主义的种种声色，无一不是下笔的对象。她的叙事绵密丰赡，眼光独到，有意无意间已经为共和国写下了另一种历史。”

这位无法被明确归类的女作家，彰显了中国文坛一种独特而富丽的景观。但她却说，“我知道自己的软肋，也没有太大的野心。”

“野心”没有，但“匠心”是她始终惜若瑰宝的东西。

她无数次在记忆的平畴回望当年那个15岁的小女孩，她认真地在煤油灯下给母亲写信。母亲离开后，她愈发庄重地对待笔下的每一个文字。那些珍珠般的文字，熠熠于人世，就像星辰，闪烁于无边的夜空。

● 来源：摄图网

惟其如此，天堂的母亲才会心安吧。文/荠麦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