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咱能干得了这？”望着堆在桌子上一叠又一叠的文件，陈永贵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边在地上来回踱步，一边对跟着自己从昔阳来的随从说道。

此时的陈永贵，已经从京西宾馆搬到钓鱼台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月里，陈永贵先去西藏转了一圈，又回大寨住了大半个月，然后跑到广西和许世友见了见面，总之就是不想在钓鱼台里待着。

至于为什么，对于热闹惯了的陈永贵来说，钓鱼台里实在太过于清净了。这里到处都铺着厚厚的地毯，服务员端茶送水，连个脚步声都没有，每个人说话都细声细语，挺大的地方平日里只能听见虫鸣鸟叫。

自从当上副总理以后，陈永贵就开始发愁，自己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如今还得坐在办公桌前批文件，这样的生活属实让陈永贵感到难受。他希望能有山西老乡和自己说说话，可钓鱼台这里三层外三层的岗哨，就连省里的领导进来都难，更别说庄稼地里的农民了。

1975年回到北京不久，陈永贵被要求学习马列、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时间还定在平日里陈永贵睡午觉的时候。结果一个星期下来，陈永贵就坚持不住了，找借口回了山西，然后又去了福建、墨西哥、新疆、上海。

等再回到钓鱼台的时候，已经过去三个月了。可钓鱼台里的一切还是没有改变，依旧是批不完的文件、令人头疼的学习和难忍的清净。陈永贵思来想去，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经常下去跑跑，只留少部分的时间在北京，同时，陈永贵还要求搬出钓鱼台。

陈永贵的信递上去没多久，毛主席就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一进门，毛主席就招呼陈永贵坐在自己身边，然后将那封信交还给他。陈永贵拿着一看，上面有毛主席的亲笔批示：

“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永贵呀，你那个提议很好呀。”对于陈永贵要求经常下去跑跑的想法，毛主席当众提出了肯定，毕竟调查研究是毛主席一直以来就有所倡导的。紧接着，毛主席扫了其他几位住在钓鱼台的政治局委员：

“你们几个搬不搬呐？”

其他几个人挨了毛主席的训斥，回去之后纷纷写了检查，心中对陈永贵无比愤恨。但陈永贵可不管那么多，没多久就搬出了钓鱼台，住进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小院里。

这里相比于钓鱼台的清静，可以说热闹了不少，但陈永贵还是很烦恼，自己还是没能逃过批阅文件的工作。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陈永贵还是认得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几个字，批文件干脆就是这几个人画圈，他就画圈；他们不画，陈永贵也不画。

实在坐不住了，陈永贵就提出到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结果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活动，就得请示中办，中办在通知北京市，北京市方面就得开始准备接待工作，一套流程下来，弄得陈永贵还是不自在。

曾经有几次陈永贵自顾自地跑出去，结果到了商场引起围观，到理发店理发，人家坚持不收他的钱。几次下来，陈永贵也不折腾了，每天别人还在睡觉，自己就在院子里来来回回地走。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纪登奎等人的辞职要求被批准，陈永贵参加完会议后，也主动写申请要求辞职。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后，大会接受了陈永贵辞职的请求。

按理说陈永贵这下应该“无官一身轻”了，可内参上一组说大寨和昔阳不好的话，又让陈永贵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李先念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跟下边打招呼，不让给陈永贵送内参，免得他看了生气，影响身体。

这一下，陈永贵彻底无事可做了，每天散步看报打牌，翻一翻少了许多的文件。住了一段时间以后，陈永贵又觉得自己不能住这么大的房子，要求搬到木樨地新建成的部长级住宅。

过不惯清闲日子的陈永贵，在阳台上种了许多花，每天早晨还拿着扫帚，从自己住的12楼一直扫下去。忙完了这些，陈永贵就提着菜篮子上街买菜，但只要被售货员认出，陈永贵从此就不再去那家店。

他怕人家不收他的钱，他怕别人说他搞特殊化。

1983年，在陈永贵的要求下，中央安排他到北京东郊东厂当顾问，每周只需要上一天班，办一些农场办不成的事情。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土地，陈永贵心情好了不少，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

1985年，陈永贵在接受腮腺瘤切除手术后，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陈永贵得知自己的病情后，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起自己的后事，要求死后将骨灰撒在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最后一撮骨灰撒在了他选定的虎头山顶，大寨人给他在那里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