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无论在任何时代，都会受到不同的外部条件影响。

从汉末开始，直到唐代，受门阀制度的影响，婚姻尤重门第。进入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消亡，以及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婚姻的缔结不再重视门第，转而以经济为考量重心，一味求财，如司马光云：“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这种婚姻重财的风气，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盛行厚嫁，嫁女比娶妻要花更多的钱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吕祖谦所订《宗法条目》规定：嫁女费用一百贯，娶妇五十贯，嫁资倍于娶费。可为佐证。

在宋代，女孩的嫁妆通常包括两部分：一是属于不动产的“奁田”，即作为陪嫁的田产；二是属于动产的“奁具”，包括金银、首饰、衣服等物。据《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书记载，男女双方在议婚时，先要交换草帖、正帖。在草帖、正帖上，男女双方不但要写明家中“三代官品职位名讳”，新人年龄、生辰，男家还要详细标明聘礼数目，女家则要“具列房奁”，其基本内容包括：“首饰、金银、珠翠、宝器、动用、帐幔等物，及随嫁田土、屋业、山园等。”明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八，完整地保存了南宋景定年间一张女家定帖。主人郑元德，系将仕郎，其女庆一娘，许嫁知县万八之子。定帖上标明：

长女庆一娘，年一十四岁，十二月十一日巳时生，今与潘少卿宅知县万八新恩为亲。奁租五百亩，奁具一十万贯，十七界。缔姻五千贯，十七界。

将仕郎不过是个从九品的芝麻官，嫁个女儿光嫁妆竟高达10万贯，外加随嫁田500亩，花费之巨，实是令人骇异。但这在当时，实属平常，如宋仁宗年间，尚书郎曹修古病卒，女儿尚未嫁人，其故僚遂率吏民筹钱30万贯，作为将来嫁妆之费（《宋文鉴》卷150）。同时期的曾公亮嫁女儿，嫁资也是30万贯（《北山小集》卷33）。至于公主、宗室女下嫁，更不必论，神宗时，“嫁一公主，至用七十万缗”（《容斋三笔》）。

一般平民家庭又是怎样的呢？范仲淹创建义庄，赈济族人，对于族人嫁娶的开支规定为：嫁女支钱30贯，再嫁20贯；娶妇支钱20贯，再娶不支。宋神宗时修改为：嫁女者50千，再嫁者30千；娶妇者30千，再娶者15千。这虽是对族中贫女的出嫁、再嫁的捐助数目，亦可窥其一斑。同时也可以看出，厚嫁之风在当时呈越演越烈之势。

造成宋代盛行厚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商品经济下人们唯利是图以及攀比心理外，还有两点颇值一提。

·提高出嫁女在夫家的地位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人的社会地位由其经济地位所决定。宋代法律规定，出嫁女子的嫁妆是其私人财产，其本人拥有绝对所有权和支配权，不参与婚后家庭资产划分，《宋刑统·户婚律》：“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因此，丰厚的嫁妆不仅可以彰显妻家的势力，还能为出嫁女在夫家赢得更大的家庭经济占比，使其在夫家获得更高的地位和尊重。因为父母这样的想法，也就使得嫁妆如滚雪球一般，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

·“榜下捉婿”的结果

宋沿唐制，大兴科举。重文抑武的文官政治使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很高，士人一旦登科为进士，便身价百倍，为世人羨墓。富贵之家竞相抢夺新进士为婿，“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此风至北宋末，越加蔓延，以至“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萍州可谈》卷1）。进士则据以抬高身价，待价而沽。哲宗时，丁骘曾上疏，请禁登科进士论财娶妻，《宋文鉴》卷六一：

窃闻近年进士登科，娶妻论财，全乖礼义。衣冠之家，随所厚薄，则遣媒妁往返，甚于乞丐，小不如意，弃而之它。市井驵侩，出捐千金，则贸贸然而来，安以就之。名挂仕板，身被命服，不顾廉耻，自谓得计，玷辱恩命，亏损名节，莫甚于此。臣欲乞下御史台，严行觉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从事。庶几惇厚风教，以惩曲士。

但实际上，宋代进士娶妻论财之风，有禁无止，有增无减。风气相染，各阶层的嫁妆规格随之水涨船高。

·溺婴现象严重

宋代溺婴之风甚为严重，其根源之一，“盖缘厚其婚葬”（《端明集》卷34）。因为当时嫁妆是一笔很大的经济负担，连宋神宗同母弟赵颢，由于“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不得不向神宗借钱（《宋会要辑稿·帝系二》）。宗室家庭女儿多了尚且难以支应，平民百姓之家更是万分艰难，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只得选择溺而不养，“资财遣嫁，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举”（《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宋会要辑稿·刑法二》）所谓不举，谓生而不养。

厚嫁致使民间盛行溺女，由此又导致男女人口比例严重失调，苏轼《与朱鄂州书》云：“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而娶妻生子又是关系到传宗接代的大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本地无妇可娶，只得求娶于它州，或则买妇，拐骗买卖妇女的现象随之大盛，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婚嫁失时

在厚嫁风气浸染之下，一些不能筹办嫁娶之资的人家，对儿女的婚事“宁姑置而不为”，故男女有过时而不得嫁娶，甚至幽居终老者，“比年以来，承平寖久，侈俗益滋，婚姻者贸田业而犹率薄，以至女不能嫁，多老于幽居”（《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同时待嫁女又普遍把嫁资看作是自己应得的财产，若“财之不给，帷妆饰之不逮人，则妻妾诟其无能，女子羞泣不肯升车以嫁”（《李直讲文集》卷20）。因此，宋代女子婚嫁失时较男性更多，这也可从记述士大夫资助嫁女的事例中得到佐证。如窦禹钧对“亲戚故旧孤遗有女未能嫁者”，“出金嫁之”，“凡二十八人”（《范文正公集》卷3）。有些地方官，亦以公私钱助嫁贫女、孤女，沈遘在仁宗朝时知杭州，嫁“女子失怙恃而无以嫁者，凡数百人”（《王文正公集》卷94）。虽然士大夫乐善好施，但助嫁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婚嫁失时这一难题。

·童养媳

关于童养媳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后世意义上的童养媳，乃起源于北宋，证据为《鸡肋集·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民间女幼，许嫁未行而养诸婿氏者，曰‘养妇’。”而之所以出现“养妇”现象，就是由于宋代婚姻重财尤其是厚嫁风气盛行的结果。因为童养媳于男家既省却了一笔聘财，还增添了一个廉价劳动力；于女家，不但解除了抚养的困难，也不必为女儿长大后置办嫁妆犯愁。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宋代以后，人们的婚姻观念由重门第向重财货转变，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厚嫁之风虽加重了家庭负担，造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对于出嫁女子而言，丰厚的嫁妆使其在夫家经济相对独立，有利于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厚嫁对出嫁女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