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名臣，在他任首辅的十年，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让太仓粟可支十年，积金达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政体为之肃然。

张居正要做以上这些事，没有权力肯定是不行的。他虽然当上了首辅，但也无法做到一手遮天，好在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一个是司礼监的大太监冯保，一个是李太后，两人给予张居正极大地信任和支持，让张居正能放心大胆地去做想做的事。

但即便如此，朝廷中反对张居正的人并不少，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2

这里就需要说说明朝的政治体制。

首先要说的就是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在废除丞相这个职位之后，国家的君权和相权集中到皇帝一人身上，但这也引起了一个问题：皇帝太忙了！比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到二十一日，合计八天时间里，朱元璋一共收到了1160件奏章，这些奏章一共汇报了3291件事，这意味着朱元璋每一天要处理400多件事。如此大的工作量，皇帝根本处理不过来，而且皇帝一人的知识量毕竟有限，这么多事涉及不同的部门，也需要有经验有学识的人来辅助皇帝。于是，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成为了最好的人选。他们等同是皇帝的秘书，协助皇帝处理奏章。这些大学士的地位开始提升，开始的时候为五品，后来变成了尚书一级的高官来兼任大学士。

大学士们权力的核心是他们的“票拟"，当奏章到来之后，他们先行审阅，然后把自己的处理意见写在纸条上，送给皇帝决策。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学士的权力是一种建议权，而非决策权。这一点非常重要！万历帝成年之后，长时间怠政，国家事务荒废，当时的几任首辅，如叶向高、方从哲、朱庚等为何不处理各类政务呢？不是他们不处理，而是没有权力处理，他们把奏章交上去，万历皇帝不朱批，这件事就办不了，核心点就在于内阁行使的是建议权，而不是决策权。

张居正虽然贵为内阁首辅，他同样只拥有建议权。张居正要改革，没有决策权怎么能行，那张居正如何实现决策权的呢？前面说过司礼监的冯保，他是掌印太监，皇帝的印玺都在他手里捏着呢，张居正所有的票拟交上去，冯保都照直接盖皇帝的玉玺，张居正的主张也就能得到执行了。那冯保这样做，万历皇帝没有意见吗？一则是因为他尚年幼，二则是因为李太后也大力支持张居正。

但这并不等于朝堂之中没有反对意见。

群臣们的权力主要体现在六部和督察院，他们处理国事，接受皇帝的指示和命令。你张居正在皇帝面前论辩没有问题，但你内阁只是皇帝的秘书，根本无权对我们发号施令。张居正现在要在全国施行改革，必定要求六部按照他的要求进行工作，这就引起了六部官员们的反弹。当时，各衙门的奏章要准备三份，正本交皇帝，两个备份要交给内阁和给事中，交予给事中没问题，因为这是明代规定，给事中有封驳权。但交给你张居正，百官们有意见了，你张居正又不是以前的宰相，不是政府首脑，你这样做，那就是弄权。

面对百官们的意见，张居正没有办法反驳。对于这一点，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说：现在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形，总认为张居正是一个大政治家，他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经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不法之至吗？

03

群臣们对张居正的不满，最终集中在夺情一事上集中爆发。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惯例，张居正应该回老家丁忧，为父守孝27个月。但此时正值张居正改革的关键时刻，张居正不愿离去，冯保等人就支持张居正夺情，也就是为了国家，不必回家守孝。

这事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未能尽孝何来忠君，满朝文武议论纷。想当初， 武宗朝的大学士杨廷和，那也是一代名辅，在收到父亲的讣告即回家丁忧。你张居正如此贪恋权力，又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如此一来，人情汹汹，无论是御史还是六部官员都上疏要居正守制，张居正面临了空前压力。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吏部尚书张瀚，吏部为六部之首，其分量不轻，张瀚被罢官赶回原籍。

第二天，张居正的一个学生吴中行上奏折，说张居正离家已经有十九年了，如今他父亲死了，他应该立刻赶回去守孝，这才是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

第三天，张居正的学生赵用贤上奏弹劾张居正。

愤怒的张居正，对反对者实行了廷杖，赵用贤与吴中行分别被廷杖六十，并被除去官籍，永不叙用。赵用贤身体本来就肥胖，巴掌大的肉因溃烂而掉落，他的妻子把肉晒干藏了起来。为何要收藏起来呢？当时群臣都很尊崇敢于力争的官员，而这些肉干就是赵用贤反抗强权的明证，当然要收藏起来。

就在吴中行等人受廷杖之时刑，一名官员在现场，他叫邹元标，他等廷杖一结束，也上了一封奏疏来反对张居正夺取，并大骂张居正不重孝道，与禽兽无异，邹元标也被廷杖八十。张居正死后，被万历皇帝清算。日后，朝廷里党派纷争不断，大臣们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社会矛盾也越来越严重。邹元标不由怀念万历新政时繁荣，也深感张居正是难得的功臣。邹元标上奏为张居正平反：“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正所谓，一码归一码，邹元标认为张居正夺情是错的，但他的功劳也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