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印度总理甘地的访问计划原本是前往日本，然而越南领导人黎笋临时邀请他前往河内停留一天。此时的越南已经感受到了国际局势的不利，黎笋的目的不言自明，他希望通过甘地来促成与中国的和解。

在宴席上，甘地明确表示印度将继续支持越南，而黎笋则表达了对印度支持的感谢，并借机提出中越两国应该恢复和平的建议。他希望甘地充当中越之间的“中间人”，修复两国关系。这一请求很快传到了中国，然而邓小平在得知消息后，并没有立即给予答复，而是提出了三个条件。

黎笋曾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曾不把中国放在眼里，但为何此时却选择向中国示好？邓小平为何没有立即接受越南的求和提议？这一切都要从两国关系的变化与国际形势的转折说起。

黎笋上台后，越南逐渐疏远了中国。尽管中国在越南的独立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给予了巨大的援助，但黎笋却选择靠拢苏联，自认为背靠强大的苏联，越南的态度愈加嚣张。中越之间的摩擦不断加剧，最终在1979年，中国忍无可忍，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将战争推至河内的边缘，给越南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当时，苏联虽然与越南结盟，但由于苏联的军力集中在中苏边境，无法及时援助越南。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缓和，越南也失去了苏联的有力支持。在国际上，越南的侵略行为尤其是在柬埔寨的驻兵问题，招致了广泛的谴责，连苏联也难以为其辩护。黎笋意识到形势对越南极为不利，因此他决定通过甘地传递认输的意愿。

然而，邓小平并未急于回应黎笋的请求。他清楚，在此时放下戒备是不明智的。他提出，若要恢复中越之间的友好关系，越南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越南需要从中越边境撤军，停止对中国领土的挑衅；其次，越南必须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回其驻军，结束其在这些国家的军事行动；最后，越南需要接回那些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

“如果越南能做到这三点，中国将恢复与越南的外交关系，并继续提供之前中断的援助。”邓小平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然而，尽管黎笋内心认同这些条件，局势却不再由他掌控。越南国内的党内斗争激烈，黎笋的权力被逐步削弱，甚至在内部会议上遭到了黎德寿家族的公开指责。他们认为黎笋的政策导致了越南在国际上的孤立，而苏联很可能抛弃越南。

在这种内外困境中，黎笋已经无力实施任何重大决策。邓小平对越南的让步并没有急于答复，因为他知道，越南内部的变革可能会为未来的外交提供更好的契机。1986年，黎笋去世，继任者阮文灵上台后，为了挽救国家，宣布了越军从柬埔寨撤离的决定，并修改了反华政策。越南的这一举动获得了中国的认可，邓小平随即兑现了他的承诺，恢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从1985年黎笋向中国示好，到阮文灵为越南打开新的外交局面，整个过程表明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和战略耐心。邓小平没有立即答应黎笋的投降提议，正是因为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已经拥有足够的自主权，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标准来决定与其他国家的外交策略。同时，邓小平的条件中所强调的撤军，也体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稳定的重视。

最终，越南在国际上的孤立迫使它做出了调整，而中国则通过冷静的应对和明确的外交要求，赢得了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主动权。

中国在与越南的交往中，展示了作为大国的担当与责任，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国家的侵略行为都将面临强有力的反击，但中国同样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下恢复友好关系，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