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例外：一是我听不得穷苦百姓的哭声，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

1937年，毛主席对即将离开延安的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我舍不得换掉。”

“三是，”毛主席顿了顿：“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可是，毛主席的真情流露并未挡住贺子珍离开的脚步。

贺子珍临走前，正在延安疗养的徐海东特地请她吃了顿饭。

徐海东郑重地说：“大姐，我只认你。”

贺子珍与毛主席相识于井冈山，风雨同舟数十年，还生了6个孩子。

苦尽甘来，已经怀有身孕的贺子珍为何要离开？而徐海东的那番话，又有何深意？

1935年，贵州六盘水，贺子珍所在的卫生队，遭遇了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

贺子珍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受伤的战友，竟然受了17处弹伤。

“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贺子珍昏死过去。

毛主席飞奔而来，捧着贺子珍的头不停地抽泣。

贺子珍不想拖累大家，执意要留下来。

毛主席知道，倘若如此，贺子珍必死无疑，于是，毛主席让出了他自己的担架，抬着贺子珍一路前行。

本以为到了延安，好日子就来了，不过贺子珍因为那17处伤口疼痛欲裂，此时，小女儿娇娇（李敏）刚出生不久，贺子珍又怀上了身孕。

向来温柔的贺子珍脾气变得很差，毛主席日理万机，每天忙得焦头烂额。

贺子珍愈发觉得，自己已经跟不上毛主席的脚步。

于是两人经常发生争执，用毛主席的话说：“你（贺子珍）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贺子珍决定，南下西安，再去上海治病，这样一来，她跟毛主席都能冷静冷静。

毛主席的态度宽容又克制，他理性的劝贺子珍，时局复杂，暂时不要离开，考虑一段时间再说。

而贺子珍去意已决，她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好了行李。

听说贺子珍要走，许多将领及其家属都来送行，而徐海东还专门请贺子珍吃了顿饭。

徐海东向贺子珍“大姐”承诺，以后不论怎样，他只认贺子珍。

贺子珍感动得落了泪，可还是孤身去了西安。

刚准备往上海赶，就听说爆发了淞沪会战。

上海去不成了，贺子珍就住在八路军办事处。

毛主席派人捎来口信，请贺子珍再回陕北，并说：“以后，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你的病可以在这里治好！”

细心的毛主席，又让人给贺子珍送来一个小木盒，打开一看，里面全是贺子珍平常经常使用的，有没带走的小物件，比如小水果刀、梳子等。

贺子珍人在西安，心却飞回了延安。

想到已经入冬，毛主席还盖着那床“千疮百孔”的薄被子，贺子珍用她的津贴，上街买了棉花、布料，一针一线的缝制好，托人捎回延安。

贺子珍的心是暖的，性格却是倔强的。

听说共产国际的人来接伤员，去苏联治病，贺子珍当即报名。

于是，贺子珍历经辗转，从西安来到了乌鲁木齐，等待乘坐飞往莫斯科的专机。

毛主席又一次托人捎了口信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来。

然而，贺子珍依旧没有同意。

接着共产国际表示情况有变，请中国的同志先回延安，但贺子珍依旧没有走。

在贺子珍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去了莫斯科，这一走，她与毛主席就彻底断了联系。

1938年，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一位神秘的中国女人突然造访，点名要见毛主席的两个儿子。

岸英、岸青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眼前挺着大肚子的“阿姨”，他们心想：异国他乡，怎么会有人专程探望呢？

儿童院的老师介绍：“这是你们的贺妈妈：贺子珍，刚从中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来学习的！”

原来，贺子珍到了苏联后，未能如愿治好那17处创伤，因为弹片已经跟肉长在了一起，痛苦可想而知。

贺子珍一直想提高自己的水平，于是去了东方大学学习。

听说岸英和岸青也在莫斯科，便特地来照顾他们。

此后，每逢周末和节假日，贺子珍就把兄弟俩接回自己的住处。

贺子珍省吃俭用，把节约出来的经费都花在了这对兄弟身上。从小没有母亲的岸英、岸青对贺子珍也十分亲近，以“贺妈妈”相称。

4个多月后，贺子珍分娩，生下了个男孩。

“唉呀, 这小弟弟多像我爸爸呀！”岸英的脑海中，浮现出了毛主席的伟岸形象。

“因为他和你们是同一个爸爸呀！”贺子珍补充着。

岸英、岸青随声应答：“同一个爸爸。”

但天有不测风云，贺子珍的小宝宝，突患肺炎，不治身亡。

丧子之痛和思乡之情，让贺子珍备受打击。

懂事的岸英、岸青便劝她：“贺妈妈，您别难过了，你要保重身体。小弟弟不在了，还有我们呢，我们也是你的儿子呀！”

贺子珍把他们搂在怀里，哭着喊道：“儿呀，儿呀！”

毛主席听说了贺子珍的境遇后，把女儿娇娇从延安送到了莫斯科贺子珍的身边。

于是，贺子珍、岸英、岸青、娇娇四个人，组成了“临时家庭”。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贺子珍每天承担织一件毛衣，三双袜子的任务。

为了弥补岸英、岸青不足的口粮，她还要挤出时间开荒，种胡萝卜、土豆、蔬菜。

她还从自己的口粮和娇娇的口粮中节省一部分，留到周末，待岸英、岸青从学校归来时食用。

1946年，毛岸英回国支援前线，毛岸青也考入了莫斯科东方文化大学。

于是，贺子珍的身边只剩下了娇娇。

屋漏偏逢连夜雨，娇娇忽然患上重病，好不容易治好，却又被儿童院强行带走，此后，母子俩天各一方。

当然，毛主席从未忘记过她。

1947年，王稼祥等人去莫斯科时，毛主席特地吩咐他们，打听贺子珍的下落。

经过王稼祥他们的百般努力，终于见到了贺子珍。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王稼祥问道。

贺子珍坚定地说：“我要回到祖国去！”

当年秋天，贺子珍带着毛岸青和娇娇，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中国。

1948年，李敏在沈阳用俄文给毛主席写信道：“大家都说您是我的爸爸，我是您的亲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娇娇。”

不久，李敏收到了一封电报：“娇娇：看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

李敏在房间里欢呼雀跃的喊道：“乌拉！我有爸爸了，我要见到爸爸了！”

很快，毛主席就派警卫员去沈阳找贺子珍谈话：“主席想念娇娇和岸青，想把他们接到身边，让他们在那里读书，征求你的意见。”

贺子珍爽快答应道：“既然主席想念孩子，希望他们到他身边去，我完全同意，没有意见。”

于是，李敏去了北京，而贺子珍搬到了上海。

李敏变成了父母之间的“鹊桥”，来回捎信、捎物件。而贺子珍有个愿望——见毛主席一面。

1959年7月，在贺子珍回国12年后，老朋友曾志、水静找上门来，表示要带她去山上度假。

当月9日，贺子珍跟着两人上了山。她被带进了一处别墅，工作人员引着她进了一间小屋。

贺子珍抬头一看，眼前之人竟然是毛主席。

此时，距离她上次与毛主席见面已过去了整整22年。这个场景，贺子珍连做梦都不敢相信。她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哭，有委屈，有悔恨。

毛主席温和的安慰：“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等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在贺子珍冷静些之后，毛主席问道：“你这几年怎么样，身体好不好？”

贺子珍边哭边说：“我好多了，我看你身体不如从前了。”

两人聊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又谈到了李敏即将举行婚礼。

临别时，毛主席终于问出了埋藏已久的疑惑：“你当初，为什么要走呢？”

贺子珍再次抽泣起来：“都是我不好，我太不懂事了！”

贺子珍说的是实话，每当谈起那段历史，她总是自责道：“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儿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

这次见面，是贺子珍离开延安后与毛主席首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贺子珍再次听说毛主席的消息时，已是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

1979年9月8日，毛主席逝世三周年纪念日，纪念堂里来了一位70多岁神秘的瞻仰者。

这次北京之行，老人家足足等待了30年。

已经中风的老人家，望着毛主席的遗体，泪水不停翻滚。

缓慢地环绕遗体一周过去了，这十分钟显得那样漫长。

而她，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始终没有忘记毛主席，也始终没有原谅自己当初的负气出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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