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平

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在抗日誓师大会上讲话

八路军所属三个师的编成和主要领导干部配备如下：

第一一五师，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和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下辖第三四三旅，由红一军团第二、第四师改编，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辖第六八五团、六八六团；第三四四旅，由红十五军团改编，旅长徐海东，辖第六八七团、六八八团；另辖独立团、教导大队、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全师约15500人。

第一二〇师，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三十二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第一师、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红军总部直属队一部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三五八旅，由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军合编，旅长张宗逊，副旅长李井泉，辖第七一五团、七一六团；第三五九旅，由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等部合编，旅长陈伯钧，副旅长王震，辖第七一七团、七一八团；另辖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全师约14000人。

第一二九师，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一军和西北红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军，独立第一、二、三、四团及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第三八五旅，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改编，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辖第七六九团、七七〇团；第三八六旅，由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改编，旅长陈赓，副旅长陈再道，辖第七七一团、七七二团；另辖教导团、特务营、骑兵营、工兵营和辎重营，约13000人。

八路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3000余人。全军约46000人。

除了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外，原本将地方红军10000人编为保安队，高岗为司令，肖劲光为副司令，军饷照给。在国共关于改编红军的谈判中，中共中央一直坚持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陕甘宁特区的保安部队和民团，人数9000人至9500人。但国民党对陕甘宁特区问题拖而不决，保安队的提议最终被束之高阁。原来打算改编为保安部队的陕甘宁地方红军不得不编入八路军编制。

红军改编后，人数未减，编制级别却大大降低，由原来的三个方面军改为三个师，大多数红军干部不得不降级使用，许多高级将领“官降三级”，方面军总指挥当师长，军团长当旅长，军长当团长。如原红军独立第一师和陕北独立团改编为一二〇师特务营，红二十九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特务营，红三十军改编为一二九师炮兵营，等等。许多方面军领导改任八路军师级干部，如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任一二〇师师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任一二〇师副师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任一二〇师参谋长，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任一二〇师政训处(政治部)副主任；许多红军军团领导改任八路军旅级干部，如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任三五九旅副旅长；更多的红军军、师领导改任八路军团级干部，如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杨得志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邓华任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杨勇任六八六团副团长，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韩先楚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副团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成武任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团长，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任一二〇师教导团团长，红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锡联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团长，等等；许多连、排级干部重新当起了战士。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电贺八路军朱、彭正副总指挥。李宗仁、白崇禧贺电“望东指之旌旗，赋同仇而御侮，歼朔方之倭寇，复失地以奏功”。蒋鼎文贺电“率部抗敌，壁垒新增。行见马肥苜蓿，壮秋塞之军容；酒熟葡萄，励沙场之斗志。扬我国威，挫彼寇焰，河山还我，指顾可期”。

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于8月29日作出决定：在中革军委领导下，成立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简称前方军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由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和三个师的师长、政训处主任共9人组成，即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在前方军分会领导下，八路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政工作。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肖华组成，林彪为书记；一二〇师军政委员会由贺龙、关向应、肖克、甘泗淇、王震组成，贺龙为书记；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由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组成，刘伯承为书记。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按照国民党军队的编制，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从而降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建设。为了加强对部队政治工作的领导，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于1937年10月24日发布命令：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军队中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独立营和团以上设立政治委员，各师设政治部，旅、团设政治处。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改任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旅、团级单位也都任命了政治委员。

红军改编，在部队中引起很大震动。许多干部、战士思想上想不通，对改编不理解，尤其是对“红军改名”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他们说，过去我们戴着红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国民党军队打了我们多少年，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想不通!有人甚至留条“干地方”去了。在建国后出版的许多将帅回忆录中，都提到了那次“换帽子”，足见此事对红军将士的影响之大。

面对这些问题，朱德、贺龙、刘伯承、罗荣桓、左权等高级将领带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9月2日，贺龙在一二〇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到八路军随营学校的各个部队，给官兵们讲换红星的道理：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

9月4日，刘伯承在一二九师师部主持召开了全师连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改编后的部队编制序列及各级干部名单。一名干部忍不住站起来问道：“改编后我们不是成了蒋介石的队伍?”另一个干部也说：“战士们想不通怎么办?”

刘伯承耐心地做着大家的思想工作：“现在大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大敌当前之时，我们同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明了我们党实行国共合作，坚持进行抗日的诚意，这对促成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推动全面抗战，有很重要的意义。大家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部队改编了，只是改了个番号，改了个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没有变，我们的红心没有变。我们名义上叫八路军，但仍是共产党的队伍，蒋介石是指挥不动我们的，这一点没有半点妥协，毛主席和蒋介石已经达成了协议。”“对于现在还没有想通的战士和干部，就要靠在座的同志们去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6日前必须把弯子转过来，这一点也毫不含糊，9月6日全师召开誓师大会。”

1937年9月6日，一二九师在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宣读了对一二九师各旅干部的任命书。

宣布完任命书，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摘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说道：“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说罢，他把缀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换完军帽，刘伯承带领全师13000名官兵宣誓：“我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誓师大会总指挥、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人人精神焕发，口号震天，没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凭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简称“集总”。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但此后仍沿用八路军的番号，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

红军改编后，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分别在泾阳县云阳镇、富平县庄里镇、泾阳县石桥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之后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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